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问题探究

摘要：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出发，侧重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问题。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时代特征，发现其就业能力的提升受到个人发展、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政策制定等多种因素影响，而培养其就业能力的提升需要一个系统的过程，针对影响因素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途径。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

十报告提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要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做好以高校毕业生为重点的青年就业工作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城镇困难人员、退役军人就业工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就业创业能力，增强就业稳定性。健全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增强失业保险对促进就业的作用。健全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和争议调解仲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关键在于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升，不仅是其实现职业向上流动和快速融入城市社会的关键因素，而且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与转轨进程的同步进行具有特殊影响，尤其是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本文的创新点

国内外学者对农民工问题非常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我国特有的现象。Gazier （2001），曾把失业人员作为研究对象，重视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干预作用，并提出有关的就业能力分析框架，不仅重视个体主动性，而且认为就业能力与劳动力市场机会、制度和规则息息有关，雇主和劳动需求在劳动力就业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有很多学者都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问题进行了研究。张新岭（2008），基于Fugate的研究框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现状做了定性分析；李晓红（2009），从社会资本、家庭支持、企业培训的新视角系统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途径；罗恩立（2010），基于Ronald W·MQuaid和Colin Lindsay的全面就业能力研究视角，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框架进行研究，并探讨了宏观政策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制约机制；柴海瑞（2010），比较全面地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严重的工资拖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职业技能水平低，社会保障水平低等多方面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还有学者从社会融入、身份认同、文化素质、工作经验、社会支持系统等视角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提升问题。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新生代农民工，具体说是研究正在从事工作，有职业提升的愿望并积极寻找更好工作机会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出发，侧重解决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问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为当前解决新生代农民就业及提升就业能力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与其他学者把全部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相比，更具有实效性。

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影响因素

20世纪中后期，就业能力才开始在西方被广泛探讨并使用，其关注重点是劳动者态度、劳动力市场干预政策和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各学者间展开了对劳动力需求面与供给面决定因素方面的争论。约克、奈特等人认为，“就业能力”是获得任何一个工作的能力。RonaldW·MQuaid和Colin Lindsay 认为就业能力包括个体因素（个人就业技能、幸福状态、工作搜寻、适应性等为主）、个人环境因素（工作文化和资源可及性等）和外部因素（劳动力市场特点、宏观经济需求因素和政策等）。Fugate等人认为就业能力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嵌入个人特性的心理社会建构（Psycho-social Construct），即一种社会适应力，其能使雇员识别并实现职业生涯机会。还有学者认为，就业能力就指是劳动者通过获得技能和动力支持找到并保持现有工作，还能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实现自身工作转换的能力。国际劳工组织（ILO）认为就业能力是指个体获得并保持工作、在工作中进步以及应对工作生活中出现变化的能力”。Hillage等人在此基础上对就业能力作了进一步补充，认为其包括四方面：资产能力、发展能力、表达能力和适应能力。简言之，就业能力是指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水平，其包括文化素质水平、专业知识和技能素质水平、职业道德水平、创新能力以及心理素质水平和健康状况等等。相应地，就业能力还包括三个方面的能力：择业能力、从业能力和创业能力。

农民工是指拥有农业户口，却离开土地去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劳动者。王春光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中，认为农村流动人口出现了代际间的变化，流动机制与社会特征都存在差别，并对他们的社会认同和城市融合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刘传江等人在研究了农民工成长的时代背景、他们生活的社会背景和其自身的文化、观念、传统及行为举止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的，具体来说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年龄在16-30岁之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从农业和农村中走出，进入城市并在城市中从事非农产业（主要是第二、第三产业），但户籍身份仍然是农民的劳动者群体。据统计，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已超过1亿，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是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探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因素。

（一）个体因素。其包括工作技能、人口特征、工作搜寻和适应能力。工作技能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水平、专业知识水平和实践能力等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受教育水平主要集中于初中和高中阶段，有较少人受到中专和大专教育。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虽然具备了一定的文化教育水平，但工作技能水平仍然较低。具有一定教育文化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选择较低层次的工作，而工作技能水平较低又导致他们很难找到自己满意的较高层次的工作。人口特征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性别、生理与心理健康等方面，这些因素会影响他们从事特定工作的动机和能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从业仍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为主，而从事建筑业的比重在逐年增加，这大大加剧了行业内部的竞争压力，不利于他们就业能力的提升。工作搜寻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有效地使用正规搜寻服务或信息资源、恰当的技术、非正式社会网络等方式寻找工作，这是影响他们就业能力提升的一个关键因素。适应能力是职业不稳定时代工作搜寻者获得成功的关键。简言之，这些个体因素为新生代农民工保持现有工作，提升就业能力并争取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提供了基础动力。

（二）家庭因素。主要包括家庭环境、家庭文化和可及性资源。家庭环境主要表现为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成员的照顾责任、情感责任和居住环境等。在一定程度上，家庭责任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带来直接影响。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自由度高且流动性强，特别是未婚的群体，其流动性更高。当他们遇到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和工作乏味等问题时，会更倾向于进入其他工作单位或行业工作，这种频繁的工作流动既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积累行业技能经验，也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升。家庭文化是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态度、志向等起到支持和激励作用的社会影响因素，包括家庭背景和工作环境等。可及性资源包括家庭收入、正规和非正规金融支持等资源。较好的家庭收入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搜寻、参加技能培训等活动提供了直接的物质支持。简言之，这些家庭因素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抓住就业机会、维持现有岗位并实现岗位流动提供了可能性。

（三）外部环境因素。其包括市场需求、赋能性公共服务和政策。市场需求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需要获取工作岗位的数量、质量以及岗位流动的机会。赋能性公共服务与政策包括对信息与工作寻找的支持、税收优惠激励的实施、职业的培训等政策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工龄大多数都较少，熟练工人的数量也不多，而且还不具备某一行业的丰富工作经验。专业技能的缺乏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从事某些行业的机会，同时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该群体的就业能力，更不用提就业能力提升问题了。外部因素，特别是政策因素，其在一定程度上为新生代农民工提升自身就业能力提供了政策性支持。

三、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解决途径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无论是从年龄结构、还是学历结构上来看，新生代农民工都拥有更多的机会进行自身的职业选择和就业提升。从年龄角度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会有很多时间用来学习新技能；从学历结构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发展中还有很多机会和很大潜力提升自身就业能力。然而，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具备年龄、学习能力优势，但他们在就业时却受到专业职业技能低、学历教育层次低、工作搜寻途径少等条件制约。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应该面对这些现实状况，增强自身提升就业能力的主动性以便获得就业能力的稳步提升。

（一）提高自我增能意识以提升就业能力。每一个劳动者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都必须做好提升自身就业能力的积极准备。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这是个必经阶段。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应该选择正规教育获取知识。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小，学习经历旺盛，其通过正规教育学习能够获得更大的就业能力提升空间。考虑到高等教育的教育成本会高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新生代农民工可以根据自身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的教育方式来提升就业能力。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应该加强自身学习的主动性。该群体可以充分利用其所在城市免费开放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如：公共图书馆或读书阅览室等，积极并主动寻找教育、培训的机会以此用知识与技能武装自己，提升自身人力资本。该群体还应该自觉培养城市文明习惯、加强品格修养和工作实践能力的锻炼，以便在将来的生活中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并实现职业向上流动。

（二）构建社会支持网以提升就业能力。新生代农民工走出农村、走进城市，都憧憬着更加美好的生活状态，但由于受到家庭负担较重、居住和工作环境较差、金融和社会网络支持较薄弱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他们的求职、就业及职业流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城市中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的隔离加剧或他们与本地居民的阶层分化更明显。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来自家庭的社会资本对他们就业能力的形成和提升的支持都是非常有限的，一种原因是一些父母长期不在家，另一种原因是他们自身的知识局限性，从这一角度来看，要想让家庭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升发挥作用，这些农民工家庭的完整性有待解决；另外，还要逐步缩小新生代农民工知识局限性的问题。因此，城市应重视并构建以社区、社会组织以及企业为主体的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社会支持网，为农民工积极参与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提供财政扶持与组织协调，并保证农民工子女能够享受城市的免费义务教育，进而减轻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家庭负担。农民工社会网络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积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所处的社会网络比较狭窄、教育层次较低、职业地位较低、社会层次也较低、同群效应可能会产生“近墨者黑”的负面影响。因此，社区应该协助新生代农民工扩大社会网络，重视榜样的力量，破除低层次的同群效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农民工所在社区也应该同企业一起，组织相应的社区活动，如：开展行业互动交流、行业讲座、人物报告等学习形式，扩大农民工的社交网络，为他们就业能力的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进而也促使他们更加积极的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充分地利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来提高工作搜寻的效率并在社会支持网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各企业也应该积极开发内部人力资源，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培训，这对于雇主与雇员都是一个双赢的制度安排。相关金融企业也应该发挥作用，承担起扶持新生代农民工这类弱势群体的就业和创业的社会责任。

（三）依赖国家宏观政策以提升就业能力。公共服务与政策享有权利的缺乏严重制约着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升，政府应该逐步剥离附着于户籍上的公共服务、劳动福利等歧视性政策，为新生代农民工所在的劳动力市场提供服务的责任，并为其就业能力的提升赋予平等的权利。首先，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岗位培训，成立学习互助小组、举办健康心理讲座等学习形式来提高该群体面对新鲜工作的信心，增强他们的自我认同感，以此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就业能力。从整体上看，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集中在20-30岁这个阶段，有些人年龄甚至小于20岁，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但也极容易受到社会上不良风气的侵蚀。如：对于这些年龄段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的价值观尚未形成，此时他们就离开家乡，离开父母亲朋好友的照顾走进城市务工，生活在价值观更为复杂的城市群体中，如果没有父母的言传身教，没有同龄成功者的榜样作为激励，没有相关部门的正确引导，他们很难形成自律行为，同时也就阻碍了他们就业能力的提升和职业的向上发展。其次，赋予新生代农民工相应市民权利的同时，也使其承担相应的市民义务。较第一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愿望更为强烈，他们属于“回不去”的一代农民群体。他们渴望被城市接纳和认可，并渴望享受城市公民应有的权利，也愿意承担城市公民应尽的义务。因此，相关部门可以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制度以及公交优惠政策、住房优惠政策等市民权利，保证新生代农民工能充分享受这些权利，同时也要培养他们应该遵守的市民义务，如：遵守市民规则、维护城市公用设施等，不仅实现他们的心理归属要求，而且还要建立他们对相关政策、法律、制度的社会认同感。再次，政府应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基础文化进修和技能培训机会，如：发放教育券和业内培训券等；政府应该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自主创业提供支持，如：政府给与企业相关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以保证企业愿意为该群体创业提供相应支持；政府应该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成果，如：政府规定企业保障农民工的最低居住标准、培训实践标准等。

四、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部分重要力量，其就业能力的高低一定程度上也会决定整个国家未来的经济竞争力。本文结合国情和该群体的特殊性研究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的相关因素，农民工自身能力较低，家庭影响因素不容忽视，政府也需要完善各种相关政策；并提出一些提升他们就业能力的可能途径，农民工提高自身能力，社会支持网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国家出台相关政策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享受城市权利。本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还处于探索性阶段，有关该群体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参考文献

[1]李晓红.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问题研究[J].河南 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2]李伟东.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J].北京社会科 学，2009，（2）.

[3]罗恩立.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研究[J].国人力资源 开发，2010，（7）.

[4]王春光.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认识[J].人口 研究，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