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新在哪里?

中国的改革最初是从农村开始，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三次“民工潮”催生了第一、第二代农民工人群。“新生代农民工”目前专指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在目前的1.5亿跨省流动农民工中占六成份额,总数约9000万人。随城市（镇）化进程之推进，这一社会群体的总人数正以每年800万～900万人的速度快速递增。“00后”还将不断加入其中。

在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他们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机会的契机。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求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相对来讲，新生代农民工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高，渴望融入城市，重视社会保障，维权意识更强。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

寻找“下一个城市“的理由

两年时间，五个城市，这是一位80后弄民工子涵的打工历程。

子涵曾在广东深圳武汉北京等城市游离过，他之所以这样，收入是一方面，再就是想走更多的城市，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

不管是茫然还是清醒，冲动还是理性，很多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的距离日趋疏远。问卷调查显示，５２．２％的受访者丝毫没有务农经历，在１５－３０岁的农民工中，无务农经历者更高达５５％。

“这样漂来漂去像个游民，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我也渴望有固定的工作和生活，但不管怎样，我不想再像父母这一代人那样在农村种田了。”80后农民工子涵说。

事实上，农村也已经没有留置新生代农民工的物质依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一份报告显示：１６－２５岁的９０后农民工中，４１．４％没有承包地、36.4％没有宅基地；26-30岁的８０后农民工中，35.4％没有承包地、33％没有宅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说：“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和土地的感情要更为淡漠，在城里安居乐业、做城里人已成为他们新的憧憬。”

此外，一项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跳槽周期为一年左右。在这其中，持有该卡的新生代农民工跳槽频率明显大于其他务工者，平均每3至5个月换一次工作。

“80后”农民工，由于不满现状而到处“漂泊”。这本身是市场对劳动力的调剂行为。但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劳动技能并未因此而提升，因此流动并没有明显改善他们的境遇。

更多就业选择，并不意味着更多收入。子涵说，其实并没赚到钱，这两年不仅没给家里寄钱，反而要父母贴补了他两万多元的路费和生活费用。

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主任都阳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高，除了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比父辈高外，也与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化有关。正是由于劳动力资源短缺的问题越来越明显，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时有了更多的选择，导致其更换工作的频率加快。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推动农民工融入城镇、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市民化。宋恩华表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对融入城市、公平享受公共服务的期望越来越高，解决农民工转移就业、权益保障和公共服务问题，是当前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农民通过务工形式进入城市、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就业的市民化，即在城镇务工经商、就业服务、劳动保护、权益保障等方面，与城镇职工同等待遇；公共服务的市民化，即在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公共服务方面，享有城镇居民同等待遇；生活的市民化，即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民主政治参与、心理及价值观等方面，与城镇居民逐步趋同；户籍的市民化。我们一定要积极创造条件，多方施策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同工不同酬、该群体子女教育保障、整体收入水平低、住房保障、户籍制度等 尤其突出的问题是我国户籍制度以及其衍生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对这一全体的市民化产生的阻碍。

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两栖人”

刘楠，山西人，32岁，母亲、妻子、儿子和他都在广州蜗居，曾放弃落户深圳的机会，想回到老家，却不确定会是何时。

团市委的调查表明，目前在我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了农民工总数的31.7%，超过10万人，是我市建百万人口大城市过程中最可能被城市吸纳的人口。称为“两栖人”的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在各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研究报告中，提及最多也最类似的一点，便是他们对农村欲罢不能，对城市欲入无门的尴尬。

刘楠在郊区租了套一居室，和妻儿、母亲蜗居在一起。尽管全家团聚，但他仍觉得自己在这个城市找不到认同感和归属感，就像大家说的，我也属于迷茫的一代。

“他们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在《当代中国青年农民工研究报告》一书中，如此评论了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游移的新生代农民工们。

对于新生代民工来说，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对他们而言，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不一样的命运。他们希望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外出的经历更让他们深刻地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因此他们才发出了“死也要死在城市”的心声。但是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冷漠的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不断粉碎着他们的城市梦。 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又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和社会记忆，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再适应农村的生活方式。总之，比起第一代民工，他们成为了：“回不去的故乡，留不下的城市。因此，他们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