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银川

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银川只有一条主要马路，从贺兰山下一直延伸到银川的东门，贯穿了银川市的3个地方：新市区、新城、老城。当时，银川大街上有个顺口溜，新市区是战场，新城是，老城是情场。我就住在战场的第一大“街”――同心路。星期天在同心路上走来走去的人，无外乎是周围3个大厂子里的人。西北轴承厂和长城机床厂的东北话，水泥厂和平吉堡的宁夏话，宁夏化工厂的中宁县、大武口、宁大话，氮肥厂的南腔北调，很容易区分。1989～1990年，黄军帽喇叭裤和大鬓角，双卡录音机已经退出了尕子和丫头们（小伙子和小姑娘）的生活，我的同学们也都踏实下来上班，谈恋爱的谈恋爱，哥们在喝酒闲谝的时候，也更多开始提到钱和生活。1990年的时候，我在外面晃荡了一圈没什么出息，就又回到了这里。

1990年，有个哥们要开一个歌舞厅，知道我会弹吉他，就来商量搞个乐队。我的打算是4个人，就是吉他、贝斯、鼓、键盘，再找几个流行歌手就行。于是，我找到了新城的贝斯手老刘，然后我们找鼓手，老刘说找东安。

东安在新城，新城就一条街，银川有句话：“新城街上两座楼，一个警察站两头。”新城是这座城市在2000年之前变化最少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新城就意味着啤酒，因为有糖厂，糖厂有个麦芽车间，所有的银川人都喝这个麦芽车间生产的啤酒。

银川一到夏天，晚上街边都是散啤酒罐子，两三个人一桌的就按脸盆卖，用塑料杯子，一脸盆一脸盆地喝。那会儿如果你去银川，满大街的酒摊子都是一大摞一大摞的五颜六色的脸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卖脸盆的。

新城街上有多长？就3站：新城东站、中岗楼、新城西站，东安就在新城中岗楼。我们进去时，东安正边唱边打鼓，宽宽的脸盘全是汗。

他最早是长城机床厂的工人，后来因为喜欢摇滚乐辞职了，专门搞音乐，他和我们说他在搞作品，我们高兴地玩了一下午。我们这一代新市区男人说话爱带口头语，“我×太好听了，我×又错了再来一遍……”

第二天，我们又找来了键盘手和歌手，开始在新市区友谊餐厅二楼排练，每当东安唱起《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时，我们全都热血沸腾，每天排练完，少不了狂灌一通。

同心路这时候已经初具规模了，成了新市区的中心，这之前宁大附近文化宫才最热闹，各厂矿因为承包制改革给很多人带来了点实惠，大家兜里有点钱。

中秋节，歌舞厅开业，生意极火，那时不需要小姐，每个歌舞厅都是以乐队为主招徕客人，我们自诩是银川最新潮的乐队，纯电声，流行歌，从谭咏麟到崔健，从潘美辰到邓丽君，迅速征服了同心路的小商小贩和各个厂的年轻人。歌手唱《水中花》，他们就跳慢四步；东安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他们就跳颠四。

东安那会儿是队长。我负责写谱子排练，他负责考勤计时组织。那时最火的歌是潘美辰的《我曾用心地来爱着你》，每次歌手在唱到最后反复的时候有两句和声，原版磁带里是潘美辰自己录和音的，东安经常到那两句就主动伴唱，嗓子很高，偶尔他心情不好，就不唱，我就会回头看他，然后用吉他弹出那两句。

后来因为我开始找对象，就懈怠了，谱子也不写，直到有一天东安找来了新的吉他手代替我的位置，我有些不高兴，但也没太当回事。后来大家各自胡混，听说他们去了南方，后来听说他们回来了，又听说他们散伙了。

我们有10年没有再见面，我从同心路进了老城，2003年去了老城一家星级酒店里的歌舞厅混饭，生意不错。2003年银川市的房地产已经如火如荼，斜对面的广场又开始盖楼，好像是在集资，每天有很多人在那儿排队，喇叭里的画饼声慷慨激昂。周边的盐池到定边一带的石油生意正好，经常听到有人前一年还给别人打工看油井，突然有一天自己挖出了一口井，出了油，一夜暴富的故事。城里城外的都会开着豪车来银川市消费，有时候干脆就包场。夜夜歌舞升平，我们的主持人隐藏起银川口音，用生硬的二半吊子港台腔，把舞台搞成一个山寨百老汇，这个时候乐队在这样的舞台上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我时不时地接待南来北往的二人转演员，迈克・杰克逊模仿秀、迪克牛仔模仿秀等等各种明星模仿秀。他们在夜场的行当里，有个名字，叫“嘉宾”，价格要比我们本地歌手贵几倍，越贵的越卖力，我好几次看到，汗水在他们扑着厚厚脂粉的脸上冲出浑浊的印子后掉在地上。即使这样，他们多半会从容地灌下那些客人强行递上的大扎大扎的啤酒。出来混，一定要给面子。

有一天舞台上需要一个鼓手，我就又想起东安了，请他来打鼓，性格还那样，不顾场合地大声哼唱和讨论流行音乐，没心没肺，见面银川白酒。过了几天东安提起他媳妇，来自内蒙的草原女子，名字挺长我没记住，说他们快离婚了，又过了几天，东安几乎天天喷着满嘴酒气来上班，我说以后上台前别喝酒啊，他支吾着，但是舞台上一结束就组织酒桌。

一天我问他还唱歌吗？他说以前在南方唱刀郎的歌，感动过很多小姐，我说那你能唱就唱，养家糊口嘛。我上下安排好后，还每天给他打鼓，一个月后，他终于离婚了，更是每天喝得两眼通红，我劝他的同时也暗示他，这个小城市不是每个人都能一天挣一百块钱的。现在他连刀郎的歌都唱得晃晃悠悠快上不去了，他说，我×！调太高了，我就用软件给他降调。

东安后来就不怎么唱了，再后来那个歌舞厅被一个南方老板包了，我们集体下课。有次我们在前进街夜市摊子喝最后一场的时候，其实我几次张嘴，想提十几年前的旧事，但是都咽下去了，就这样像往常一样喝了一场后，做鸟兽散，我也结束了混场子生涯。

我又见到东安是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那次是我喝多了，不知道怎么回的家，第二天我老婆告诉我是东安送我回来的，我就赶紧打电话谢谢他，他礼貌地说没事没事，让我以后少喝点，注意身体。

这次，东安说话从头到尾没有带一个“我×”。

1992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我在同心路口摆了一个烟摊，旁边有一个卖眼镜的，叫老欧，浙江人，两口子都是小个子，很瘦。那时候，同心路还没有大市场，里面是个菜市场，外面一条小马路两边挤满了商贩，百货齐全，小偷逐渐也多了，在街上横冲直撞，好几次见到他们偷东西暴露了，和失主吵架，有时候干脆就打起来了。

老欧一般老远见他们走过来，就会掏出烟来，递烟打招呼，有时候他们几个路过老欧摊子的时候，从他的眼镜架上随手拿个眼镜戴上，对着镜子照一照就走。

老欧就会赶紧说，哥们，哥们，给个本钱，我不容易。对方一般会半笑着耍赖拿着跑掉，有几次他们喝了酒拿他的眼镜，老欧刚上来夺，对方上来就是几炮锤，老欧老婆过来拉，他们就连他老婆一起打。他两口子经常被打得满身伤，却总是不松手，也不还手，只是一个劲说，你给我个本钱，给我个本钱……最终是抢不过的，老欧会气喘吁吁去擦自己的血迹，欧嫂在旁边叨叨，不是一次两次了。

我觉得那一年同心路挨打最多的人就是老欧，即使这样，第二天早上8点钟，老欧还是会准时在同心路口摆出他的眼镜摊，笑着和每个人打招呼、递烟。有一次深夜，我经过他们家门口，看到他家一屋子眼镜片和眼镜框，两口子在安装，然后很熟练地贴上标签。

2009年，我回银川，看到几个大的商城都翻新了， 同心路也盖了新市区最大的商城，叫浙江商城，据说开发商是老欧的朋友，老欧参与了集资，买了好几间大房子，他现在在同心路有两家店，很大的招牌很大的字：“老欧眼镜店”，雇了几个尕子。

有一次，我回同心路，去他店里买东西，见到了留着油光大背头的老欧，已经微微发福。我像以前一样客气地和他打招呼，他对着镜子很小心地捋了下头发，很从容地转过脸来和我打招呼，问我和家人可都好。他的伙计忙前忙后，任何顾客如果提出异议或者来反映售后问题，伙计都会不屑地说：“我们是几十年的老店，你还不相信我们吗？”这句话在我抽一根烟的时间里被重复了至少3次。他老婆依然忙碌勤恳，对每个人很客气，只是在她转身的时候，看出来，有些老了。

1995年左右，老城区的大众歌舞厅里面，首府歌舞厅应该算生意最好的，就在羊肉街口，市政府的旁边。和其他灯红酒绿的场地不同的是，里面多半是银川本地机关的职工。这一年下岗潮淹过了银川市，机关里的优越性在降低，但是他们习惯了听从单位的安排，所以改变的脚步相比南方人和东北人要慢，几十年来，他们固守这样安分的生活――早上依然是街对面的宁园公园，锻炼锻炼，挑挑拣拣的早市，老银川、贺兰和永宁口音大声地叫卖，广播里有主持人在喋喋不休地煽情，说有人下岗后重新扬起了生活的风帆，后来做企业做大做强的故事。

有些人从机关的小办公桌离开，变成了个体户、出租车司机、小饭馆老板。晚上他们就出现在首府歌舞厅，低消费的人群和舞台上低收入的艺人，舞客们国标舞的舞步并没有凌乱，鱼尾纹初生的眼睛依然顾盼生姿，从《山楂树》的蹦擦擦到《昨夜星辰》的探戈就是趟着趟着走。

没有人知道是否应该相信广播里传播的希望，但只要你足够沉默、倔强、逆来顺受，生活就能过下去。

我们在这里面伴奏，老板叫撒哥，比我们大七八岁，个子高高的，戴个眼镜，很机关单位的样子。见面的时候，撒哥看着我的长头发，用浓重的银川话说：“不要闹什么摇滚乐，我这点都是中老年人来跳交际舞的，你们闹球的那个别人不爱听。”

谈了几次后，撒哥说，每天只能开场的时候演一首摇滚乐，剩下就老老实实弹舞曲，先干一个月，合适了接着干，不合适就另请高明。我们答应了，工作不好找啊。

撒哥一般是开场前在大舞池里转一圈，就到他办公室去了，不怎么管事。有一天我们看撒哥好像没来，就把音量开大，先来个《无地自容》，下面的中老年舞客和国标舞师生，开始搂着跳颠四。颠一颠，踏不上点，再颠一颠，还是踏不上点，我们第二首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来看，有的人捂着耳朵。

我们演了三四首玩得出了汗，然后才开始弹舞曲，电子琴开始弹起《山楂树》的时候，我们偷点懒，我和鼓手就去厕所，我说刚才我们玩的时候声音太小了，啥破音响嘛，我都听不清楚贝司声音。这时候我身后有人说，还他妈的声音小？我差些被震得从坑上掉了下去！我回头一看，撒哥在坑上蹲着呢，眼睛红红地瞪着我。就这样，我们干了一个月就滚蛋了，撒哥人很仗义，说了一个月就一个月，也不提前开除。

大概是1998年，体育场办了一个银川有史以来最大的演唱会，当时风头最劲的黑豹、臧天朔和苏芮――对于小城市来说只能在电视和磁带里听到的名字，都来了。

人头攒动，街道热闹，武警们严阵以待，一张票100多元，我们买不起，我和乐队的安彪站在体育场的铁栅栏外，音响轰鸣，苏芮的《一样的月光》前奏响起，她的现场声音很有质感，高音征服着我们，然后，当李彤的吉他响起的时候，我和安彪说，我们要组一个银川最好的乐队！去他妈的歌舞厅夜总会吧。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晚上。

但是我们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场地，因为银川市已经开始流行迪厅了，所有的歌曲，都配上了咚嚓咚嚓的鼓点，下面染着五颜六色头发的丫头尕子，大口大口挥霍着雪碧掺着杰克・丹尼，他们只需要一个艳丽的领舞，我们依然无处可去。1年之后，我们在体育馆和北京来的明星们开了演唱会后，我解散了乐队。

在2000年元旦绚烂光彩的礼花中，迎来了新的世纪。满街黄头发和绿头发的银川市，修了八车道，白天有更多的外地生意人，晚上有更多的消费。节奏已经从“咚嚓咚嚓”进步到了“咚嚓打嚓咚嚓打嚓”了，一个慢摇的银川。

后来，我再见到撒哥的时候，是在西塔文化市场古玩城里，他在和别的文物贩子一样，在门口和别人闲谝。我和他打招呼，他很意外。我看着貌似古色古香的店面，和他客套着，但我也没有问首府歌舞厅什么时候不干的。

后来，我知道，首府歌舞厅那个地方变成了一个人才交易中心。每次路过，看着那些熙熙攘攘的带着简历排着队的人们，我总是想到撒哥那双眼睛。

2009年，我在北京的《新京报》上看到家乡的名字――银川的房价涨幅，有一周是全国第一。我就给朋友打了电话，他们说，不但如此，房子还很紧俏，周边定边的，几个矿区和石油大县来了很多炒房团，买了很多房，房子就越贵越紧俏了，我们银川靠工资的人都再也买不起房了，现在的银川，是外地人的银川了。

我看着《新京报》上家乡的名字，笑着说，没关系，银川在我们心里，但瞬间我又觉得开这样油嘴玩笑不合适，尴尬地挂了电话。

2012年闹哄哄的事件的时候，我在银川大街上，远处看到有游行的人群，我就赶紧打了辆车想躲开他们，车上广播里正播一个银川方言广播喜剧《的哥哈嘻嘻》，讲述了一个的哥的日常生活。

每次打车，10个银川司机有9个会放这个广播，一般我们会在一起听的时候一起笑着谝两句。今天我看这个司机有点郁闷，就套近乎说怎么起步价涨了？他说5月份银川市为了解决打车难的问题，给出租车涨了价，以前5块的起步价现在涨到了7块。我说那也挺好，这两年银川的车很难打，有一次冬天，晚上贼冷，我看见一个老姨妈在街边哭着骂呢。这下好了，你们也能多挣点。他说，屁呢，刚给我们把起步价涨到7块，车上的天然气价格就翻了一番，这么个我们不但不挣钱，反而跑远路还要赔钱。

我看着路上游行的人问他，你这个不会也是日本车吧？百姓买个车不容易，砸车的人肯定是不手软的。他很愤怒地说，男人要有个男人样子呢，虽然生活不容易，但是也不允许小日本欺负我们中国人，这种大是大非问题，我们还是要支持国家的，砸了车他们就不买日本车了，这样他们的经济就不会那么厉害了，也就不会抢我们的地方了。

我看他心情不好，哈嘻嘻笑了他都没有笑。我就赶紧闭嘴，悄悄在广播的笑声中下了车。打开我的iphone4，网上的银川娃娃们已经对于砸车事件一片骂声――这是个年轻的城市。

我知道，关于银川的故事不可能让每个人满意――自有人去说，这块土地有枸杞、发菜、贺兰石、二毛皮和正在享受的所谓的幸福生活，但是我们有成千上万个东安、老欧、哈嘻嘻，还有我每天经过的西门桥头那样的银川场景。

时间就像唐徕渠的水，我们觉得永不停止。在渠边的广场上，有穿着校服在树下长椅上说笑亲嘴的娃娃，有跳舞的中老年们，还有中年为琐事发泄的汉子，有天天在桥头按摩的婆娘们，偶尔会和老汉们，带着皱纹打情骂俏。青春已经消退了，一半是五湖四海的风，一半是贺兰山的气息，浇灌了酒精和嬉笑掩盖下的心。

我们，都栖息在城市的标语广告牌下。

（文中涉及人物均为化名，如有雷同，纯熟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