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广东的西画社团和洋画运动

作为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广东是近代美术史上最早接受西画的重要地区。早在清代中期，就出现了一种模仿西方绘画技法和风格的外销画，不过这主要是民间的商业行为，鸦片战争之后，外销画开始走向衰落直至消亡。据吴琬回忆：“民国纪元以前，广州绘画，无所谓西洋画的，有的只是中国画。中国画在那时也很少集体的活动。”（吴琬《二十五年来广州绘画的印象》，见黄小庚、吴瑾编《广东现代画坛实录》，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直到民国时期，一批留学东西洋的艺术青年相继回国，他们组画会、办学校、开展览，大力引进和传播西方美术，有力地推动了广东地区洋画运动的进程。

广州地区第一个以研究西洋美术而著称的团体是赤社美术研究会。关于该社之发起，《尺社小史》（1928年，因迫于反“赤化”的压力，赤社更名尺社）称：“民国十年秋，同人中陈丘山、胡根天、容有玑、徐守义、梅雨天等七八人相聚于广州，当时大约一则有点慨乎社会上对西洋美术太不了解，二则自己一伙人也该有一种结合，不论自度和度人都有赖乎群策群力，于是乎赤社便组织起来了。并非自吹，这是中国南方破天荒的一个研究西洋美术的团体。”赤社成立后，于 1921年10月1日至7日在永汉路市立师范学校礼堂和操场举办第一次西洋画展览会，展出胡根天、梁銮、陈丘山、徐守义、梅雨天、容有机等人的油画、水彩画、木炭素描、粉彩画和铅笔速写等作品一百六十余幅。这是广州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西洋画展览会，“比广东省第一次美术展览会还要早三个多月”。至1930年，赤社陆续开展览会九次，其中前六次全为西洋画出品。从第七次起，“念及研究中国的美术到了现代就一天衰退一天，这不但在研究中国美术的人们应当负改进之责，就是在研究西洋美术的人们也不能持袖手旁观的态度”，于是，便兼研究中国美术，展览中国绘画了。

除了举办展览，赤社还开办附设学校，积极培养西画人才。赤社附设美术学校于1924年3月开始招生。教务主任是从墨西哥国立美术学校毕业归来的赵雅庭，教师由社友数人轮流担任，“学生共有八十余人，分上午、下午、晚间三班教授”。后为了给中小学美术科教师提供补习机会，又相继办了六届暑期班和几年的星期班。学校自开办以来，“修科肄业者不下四百人，几年间努力的结果，敢说对社会的艺术基础筑高了一层，对于中小学校的图画教育革新了许多”。（《尺社小史》，见黄小庚、吴瑾编《广东现代画坛实录》，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91页）

赤社骨干成员多是留日、留美的学生。据《尺社小史》记载：“新加入的社友，十二年有赵雅庭君，他是从美洲归国未久的；十五年有鲁实、关步湘、凌永绍、李和四君；十六年有黄超白、黄潮宽、黎树声、许敦谷、关良、崔凤朋、朱炳光君。他们或从美洲留学归来，或从日本留学归来，或在国内担任美术教授，或为本市美术界的新进作者，都愿为美术运动努力。”香港画家黄蒙田也曾撰文说：“从日本、法国和美国留学归来的西洋画家，大都在赤社呆过一个时期。”（见许志浩《中国美术社团漫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可见，赤社这样一个持续活动十余年的西画社团，把当时广东画坛的一批艺术精英，尤其是把那些走出国门学习西画艺术的青年聚集起来，开画展、办学校，对于推动民国时期广东地区西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地区较为活跃的西画社团还有青年艺术社。1927年，李俊英（即后来的版画家李桦）、吴琬、赵世铭等三位刚从广州市立美术学校毕业的艺术青年发起组织该社。不久加入了同班同学伍千里、梁益坚，后来再有留法归国的郑可、李慰慈等先后加入。该社规模不大，成员不过七八人，但他们以青年方刚的血气致力于开拓新的艺术领域，成为当时广州画坛上一股引人瞩目的新兴力量。青年艺术社于1929年宣言称：“我们就把我们的热血和不息的生命力来作燃料，煽起艺术底自由、和平之火，使温暖的空气熏陶遍了冷酷的人寰。……先输入现世欧西先觉诸帮的新兴艺术，这是我们的急图；我们从而研究、介绍以资借鉴。同时我们也搜集古代的艺术，作我们的参考，来创造我们新的生命的新的表现。”正是本着这样的宗旨与目标，该社先后编辑发行了《画室》、《艺术周刊》、《青年艺术》等刊物，发表了大量介绍东西洋美术的文章，从文艺复兴‘三杰’到浪漫主义、印象主义、印象派之后的野兽派、未来派均有详尽介绍。此外，对当时国内的美术活动与美术创作，如第一、二届全国美展、广州市美展、徐悲鸿来穗画展等都有详细的介绍与评论。该社对促进当时广东地区美术及文化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当赤社和青年艺术社的活动逐渐走向沉寂之后，却很快又有一极具先锋色彩的现代美术社团――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狂飙突起。1935年正式成立于东京的这一团体，其创会成员大多来自广东。据日本《画室》杂志载：“一月二日以梁锡鸿、李东平、曾鸣、Andre Bessin（安特白霜）、赵兽五氏为中心的洋画团体成立，正在为举办上海、广州等地的第一回展而准备。”随后，成员们陆续返回国内展开活动。作为对日本“独立美术协会”的追摹仿效，他们在广州创办了《独立美术》刊物，极力向国内推介当时风行于巴黎、东京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强调创作的自由与独立，并将西方和日本的现代社团组织模式传播至中国本土。

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先后在广州、上海举办过三次展览会。1935年3月16日至25日，“第一届独立美术会展览会”在广州净慧公园省立民众教育馆三楼举办。展览还邀请了广州本地的丁衍庸、关良、吴婉等人参展，并展出毕加索、夏加尔等欧洲名家的印刷品。对这次展览，李东平评价说：“那回展所给予南中国洋画坛一个莫大的冲动和影响，在死沉空气下的广州画坛得有新的活跃。”继第一回展览之后，该会还于7月11日至18日在广州永汉路大众公司二楼举办了一次小品展，期间还在会场举办了一次座谈会。此次活动得到《艺风》杂志主编孙福熙的大力支持，《艺风》用7个版面如实发表了座谈会纪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协会作为超现实主义运动代言人、以改变国内艺坛颓局为己任的先锋形象。

1935年10月，该会在上海中华学艺社举办第二回展览，展出会员及特邀日本画家妹尾正彦、福岗德太郎、太田贡等人的作品六十余件。孙福熙对独立会的展览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的朋友们是勇猛的战士，只是他们的勇气的一点上，已够我们的爱敬了。”评论家穆天梵在《独立线上的作家群介绍》一文中也说：“他们在广州和这次在上海举行的画展看来，正可说是现代中国洋画坛的划分时代者。该会有会员五人，李东平、赵兽、梁锡鸿、曾鸣、安特白霜，他们作画的方位与精神可说是完全在现代感觉的新精神中以纯粹画的主义与主张为出发点，所以说他们是现代中国洋画坛的问题提出者，不如说是未来中国画坛的大问题。”当然，对于协会的展览及其倡导的“超现实主义”艺术观念，当时也有人提出质疑甚至是尖锐的批判的声音。由于缺乏理解现代艺术的大众等原因，该会活动一年后便无形解散。虽是昙花一现，但它对中国洋画艺术的影响是深远的。有学者所指出：“他们是一群厌烦庸俗陈套的洋画新进派，为了模仿日本独立美术会而成立的先锋美术群体，他们以和世界艺术潮流几乎同步的新兴艺术冲刷了陈旧的中国画坛。”（杜少虎《合群开蒙：二十世纪早期中国西画社团研究》，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页）

总之，作为近代美术史上最早接触西画的重要地区，广州因而成为西画社团发展的重镇。赤社、青年艺术社和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等西画社团的存在及其活动，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早期洋画艺术的发展，对近代广东画坛格局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乔志强，湛江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