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禅宗对北宋书论的影响

留意宋人的书论，我们就会发现除了《续书断》、《续书谱》等少数几篇可以称得上专著的作品以外，几乎是清一色的序赞题跋之类的小品随笔，这种书论小品化的倾向，除了受“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道不可言”等传统儒道思想的影响之外，“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禅宗思想无疑是最直接的诱因。在北宋，禅宗思想逐渐为文人士大夫普遍接受并成为文艺创作的指导方针。如欧阳修主张“学书为乐”，作书“自适”；苏轼主张“天真烂漫是吾师”；黄庭坚主张“尚韵恶俗”；米芾主张作书“率意而为”，要有“真趣”等，这些思想无不脱胎于禅宗，可见禅宗对北宋书论的影响是至深至巨的。

禅，梵语称禅那，本义为沉思或冥想。它自梁武帝时期从南印度传入中国，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传说创始人是6世纪来华的南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一般认为实际创始人是六代祖慧能。它主张用禅定概括佛教全部修习，故名禅宗。又因为它自称是传佛心所印可的内容，以觉悟众生本有的佛性为目的，所以又称佛心宗。禅宗传入时，中国已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它固有的意识，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比禅宗有明显的优越性，这就决定了禅宗思想对中国人的意识不是征服而是融会，因此，禅宗成了儒、释、道结合的产物。它不像以往佛教宗派，尊崇佛祖、信奉佛经，而是从“自性是佛，不劳外求”开始，直至发展到“呵佛骂祖”，更不看经，声称“求佛求法，看经看教，皆是造业”、“有求皆苦，不如无事”，“逢佛杀佛、逢祖杀祖”。禅宗在衣、食、住、行一切日常生活中有自己独特的生活规范，它崇尚老庄“清净无为”，提倡“运水搬柴，无非妙道”；“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它突破传统佛教篱笆，深入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要求信仰与生活完全统一，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或具有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就是成佛。

北宋正是禅宗炽盛时期，它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已广泛渗入到社会各界，它的影响已及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活的各个领域。作为社会文化的主体，文人士大夫更是对禅宗趋之若鹜：欧阳修原来是反佛老的，但后来受禅悦之风影响，与庐山东林寺祖印禅师交谈之后便心悦诚服，“致士居颍上，日与沙门游，因号六一居士，名其文曰《居士集》”（《佛祖统计》卷四十五）；坡曾自豪地说：“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据考证，与苏轼有过交往的禅僧不下百人；黄庭坚早年在家乡洪州分宁时，曾拜黄龙派嫡传弟子晦堂祖新禅师为师等等。民族矛盾的深重和官僚制度的腐败，给士大夫造成不堪重负的心理压力，富贵无常、人生短暂，更使他们迫切需要得到心灵的慰藉。禅宗教义中视人生如梦幻、生死无别，宣扬随缘任运即是解脱，强调一切现实问题的解决无非是自我心理的调节，这正与士大夫的需求一拍即合。在北宋，禅宗简直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了。

正是由于作为社会文化主体的文人士大夫纷纷介入禅宗，北宋的文艺观受到禅宗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书论亦不例外。禅宗主张道由心悟，反对过多的言辞申说，以极为精练简短的言词，高度密集地传递某种思想意识，并特别强调词语使用和理解的灵活性，强调人在理解事物本质时的主观能动性。 北宋书论的小品化性格，正是此种思想在文艺理论上的落实，以禅论书正是这一时代的特色。欧阳修在其《试笔》中云：“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墨纸砚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是有余。”“学书为乐”这种思想代表了当时多数文人士大夫的艺术趣味和审美理想，是超脱了世俗的功名利禄，追求自然适意、百无滞碍生活方式的士大夫人生哲学的具体表现。欧阳修对书法的认识，诚如他的作书态度，追求的是一种优游自在的情趣，推崇轻松自如的挥写，把自娱的目的和创作过程中解衣般礴的心境结合起来。反映在书论的表述形式上，则自然采取了以抒发直觉体验为主要特征的小品，与在禅悦之风影响下的士大夫自然、淡泊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相一致。苏轼被贬海南时，昙秀来看他，见苏轼出黔安居士草书一轴。问：“此书如何？”苏轼答：“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吾于黔安亦云。他日黔安当捧腹轩渠也。”“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长短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在玩世不恭、嬉戏调侃的语义表层下深藏着的无疑是禅宗的“呵佛骂祖”那种蔑视权威和不为法所缚的胆魄，激励了苏轼敢于批评前代大家。“我书意造本无法，信手点画烦推求”，这里既有反法的思想，又有锐意创新的精神。禅宗强调本心，认为一切从自我的本性出发，即所谓“我心即佛”、“直接人心，见性成佛”。人心成为主宰，法便产生于此，所谓“一切法皆从心生”，“三界别无法，唯是一心作，当知心是万法之根本也”，苏轼从中参悟到了法的实质。在他看来，法不过是一种束缚，禅的实质乃解脱一切束缚，而真正的法是来自“我心”。一旦法与自我本性连结起来，不但使法变得灵活随意，而且使主体精神得以张扬。相比于欧阳修、苏轼，禅宗对于黄庭坚的影响则是刻骨铭心的，“幼安弟喜作草，求法于老夫。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心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是禅宗“本无”的一种内在体现，禅的出发点是对世界的根本认识，即把世间万事万物的发生发展与灭亡都视作一种“缘”一种超现实、超意志的存在，远在你认识它之前就存在了，并将继续沿着既定的方向运行，它不可捉摸而又无法抗拒，也并无所谓生命的意义，因此大可不必将此无意义的存在横于胸中。所以，笔墨好坏、书之工拙、人之品藻讥弹自更不会横于胸中。北宋书家无不沐浴在这种时代思潮之中，他们总是在有意无意之中，引用禅宗习语、典故来议论书法，所以，北宋的书论往往带有禅家的“机锋”以启发人顿悟，深深地打上了禅宗的烙印。

禅宗对于北宋书论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察其内，它所追求的“无法之法”、“不工之工”，“放笔一戏”、“信手自然”无不贯注着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平常心是道”等观念；观其外，“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随意自然的小品形式则是对方寸之内见宇宙、于细微处见精神的禅宗要义的折射。总之，北宋书论反映了禅作为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和追求精神解放的艺术精神已深深地积淀在文人士大夫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这种人生态度和艺术精神构成了文人书画艺术及其理论的核心。

(袁剑侠 河南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