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开始与延续

当中国人的梦想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时，他们需要的是更宽松的环境和更大的舞台。

奥巴马赢了，这位肯尼亚裔混血黑人成了美国梦的新象征。200多年来美国吸引了无数移民，每一个奔向那里的人都怀揣着一个美国梦，这个梦简单而富有激励性：只要努力奋斗，就能获得成功。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改革开放让中国人逐渐拥有了实现中国梦的机会――虽然中国梦还远不能像美国梦那样大胆。如今。中国人可以自由择业、选择居住地、积累属于自己的财富，这些在30年前都是无法想象的。

摆脱了束缚的人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表现出他们的活力，正是这些被压抑了很久、突然释放出来的潜能造就了中国3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的世界奇迹。

亚当・斯密两个世纪前在他的《国富论》中说，政府无须干预一般事务，放心地让每个人按他自己的方式来行动。最后就自然地会对公共利益作出最大的贡献。中国30年的改革结果又一次为亚当，斯密的论断做了注脚。

如果说中国过去30年的创富神话归功于每个人潜能的释放，那么这个神话的继续仍将依赖于为这种热情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

在改革三十而立、中国人为自己取得的成绩而骄傲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检视这个为社会注入兴奋剂的动力是否足够强大。现在，这个动力在某些方面似乎有些不足。

承认私有产权是改革30年的一大成就。这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然而私产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法律法规对私产还没有严格的保护，即使有，在现实中也会大打折扣，官官相护的衙门作风让执法部门在私产遭受侵害的时候经常袖手旁观，甚至执法部门本身就是施害者。

私产公产并没有取得真正的平等。一个民企在投资、融资、税收、市场准入门槛等方面可能都无法享有和一个国企同样的待遇。

9亿多农民仍然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可以出去打工，但大多数人最终仍要回到家乡，因为家乡的房子和土地(这可能是他们拥有的最大宗的财富)无法变现，“集体所有”让他们对土地的权利有限，他们的住房也不能像城市居民拥有的住房那样可以转让。结束不久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曾被社会寄予厚望，农民期待从这次会议上获得对宅基地和土地自由流转的政策支持。这次会议给农民带来了喜讯。但与农民期待的对土地的权利还有一长段距离。

30年的改革被认为是一个私权扩张的过程。私权的扩张意味着公权的后退，而后者经常情非所愿。当农民包产到户的时候，国家除了甩掉“包袱”外，没有谁因此增加了负担，当个体户和乡镇企业纷纷涌现的时候。它们是国企的“有益补充”，没有抢占谁的地盘儿，但是发展到不仅仅是补充，还要和国企争市场、争原料、争人才的时候，改革的难度就加大了。时至今日，改革已经被称为“攻坚”。当私权的扩张触动了某些部门利益的时候，公权的后退就成了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但即使艰难，这个过程也不能停止。因为权利不断回归社会是社会得以发展的最大动力。

回首30年，无论普通百姓还是知识精英或是政府官员，都不得不承认，改革最大的遗憾是社会保障推进得太过迟缓。在大部分改革赢取人心的同时，教育、医疗改革却收获了最尖锐的批评。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成了老百姓最大的不满。虽然有专家学者指出改革的失败在于“市场化”、“产业化”，他们其实没有看到，中国的教育、医疗机构基本是清一色的公立机构，私人资本几乎难以进入。事实上，教育、医疗从来没有市场化。如果市场化仅仅代表赚钱的话，那么政府也是把赚钱的机会仅仅给了某些部门以及和它们相关的人员。

政府放权不意味着可以放弃义务。在市场经济社会，政府的角色被定位为“守夜人?。它不与民争权争利，但要维持一个良好的竞争秩序，让大家有一个公平的竞争起点，并为社会建立一个最基本的安全网。

政府还有很多事需要做，很多孩子因为没钱得不到最基本的教育，贫困家庭可能因为看病而倾家荡产，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尚被排除在养老保险之外，假冒伪劣层出不强，安全事故不断。环境与日俱下……，政府还有很多权力不应该垄断，工商部门不必对一个公司的名字都指手划脚，电信也不必以国家利益的名义高收费，广电部门也不必以有伤风化的名头管一个主持人的发型，质检也不必打着评优的旗号乱要钱……

在这场划时代的改革开始前，中国是一个缺乏梦想的社会，因为那个社会不需要梦想，需要的是“螺丝钉”。改革开启了中国人的梦想。但是当这个梦想由小变大的时候。人们需要的是更大的舞台和更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