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深圳下海

从教授到律师，父亲以他的知识和人脉为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七年前。研究生的一个暑假，我第一次踏上了带给父亲财富的那座南方城市，见到了带给母亲荣耀的那座大房子。电话里，他们卖着关子对我说：“你来看看就知道了。在北方，老老实实地呆在学校里搞教学，两辈子都住不上这样的房子。”

推开新家的门。我意识到，他们说的并不夸张。迎面是一座雕花玻璃屏风。2米多高，图案是象征富贵吉祥的“牡丹凤凰”。那是母亲最喜欢的寓意。她雇了四个工人，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把这块大玻璃一寸一寸地沿着楼梯从一层挪到六层去。大门右侧是一个盘旋而上的紫檀木楼梯，一盏华丽的水晶吊灯，从棚顶垂下来，落在楼梯的臂弯里。母亲一回手旋开吊灯开关，璀璨的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母亲笑笑说：“―般不开，费电!”

“开着!跟孩子说那干嘛!”父亲显然觉得母亲的话有点扫兴。他正悠闲地坐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泡功夫茶――到南方后，父亲培养了很多南方人的习惯。

一楼宽敞的大厅。被一个2米多长的水族箱分隔成两部分，一个客厅，一个餐厅。这个水族箱是父亲的得意之作，也是来客赞美的焦点之一。水草、珊瑚、螺壳、宝塔、房舍点缀水底，一群色彩斑斓的热带鱼上下游弋。不过那鱼的颜色太过艳丽了吧，晃得我不得不眯着眼看它们。

母亲记不住大多数鱼的名字，但能记住它们的价格。一条长相怪异的小鱼倏地从眼前游过，母亲点着具有放大镜效果的玻璃壁告诉我：“它，150一条。”对母亲来说，这个需要24小时空调、灯光伺候的大鱼缸。在很大意义上是一个费水、费电的摆设，不过，值得。

“带他去二楼看看。”父亲对母亲说。声音里充满了期待。母亲说，这一层是他们为我和我媳妇准备的。两室一厅，装修风格现代，厅里还放着一个乒乓球台。我看出了爸妈的苦心，他们希望我毕业后和他们在这里生活。

大白天，母亲还是把三层楼顶花园的电闸拉开了，庭院灯、草坪灯、灭蚊灯，全都亮起来，假山上的循环水汨汨地流。花丛、果树、木桥、假山、鱼池、太阳伞、根雕功夫茶几、小秋干。我像其他初访的来客一样。把赞许的目光投向每一处精心的布置，我猜想，这样的目光或许会让母亲忘却疲惫。

南下创业

父亲是北方一所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如果当年没有去南方创办律师事务所，现在他正每个月领着5000多块钱的退休工资，过着优游自在的生活――父亲是一个很会享受当下的人。可生活总是那么地充满着不确定性，就连父亲本人也没有规划到，自己会在50多岁

走过苦日子的母亲

兴致勃勃地，母亲又接待了一位来访的客人，是父亲学校的同事。参观程序如同我那次，就连母亲的话语和神态也是近似的，有重点地介绍而后欣然接受赞扬。这个房子如同母亲手上的钻石，逢人便伸出去，那一闪一闪的光芒，是多么令人喜爱啊。

“我怎么会想到这两年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有时候，母亲会说到泪光点点。从狭居和苦日子里―步步走出来，母亲现在的，心情很难平静。

从我1978年出生到1990年上初中，我1门一直--住在电台4层的一间办公室里。18平方米。印象中，那里除了一张床、一个写字台、一个饭桌，家徒四壁。

那张被称作写字台的桌子，其实是用一个木头箱子改造的。父亲说，那是他1965年考上大学时，他的一个做木匠的叔叔给他打的。父亲工作后，就在箱子下面垫上几层砖头。上面铺了一层塑料布，改造成了一个写字台。后来母亲又用细毛线勾了一圈花边，围在箱子周围。那个箱子一直用到我们搬家，成为我们家使用年限最久的一件家具，长达25年。

父亲1983年硕士毕业后留校。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善。在那段米面甚至干豆腐都要凭票购买的年代，母亲总是把细粮留给我吃，她和父亲就吃高梁米、窝窝头、苞米面。我们经常吃的菜是土豆丝、土豆炖豆角。这两样菜，我至今还很爱吃。

从小我就很馋红烧肉，但那时肉是不经常吃的。当时母亲攒一种菜票，面额是2角、5角或者一块，当攒到10几块钱了。就去换一盘红烧肉。有肉菜可吃的时候。父亲通常都会叫来他的同学，家里就会很热闹。而盘子里的最后几块肉，通常是推销不出去的，所以最后总是落在我的碗里。

母亲积攒菜票的习惯延续了好几年，突然有一天，她去饭店换红烧肉时，师傅告诉她，菜票作废了，以后就可以用钱直接买了。物质丰富起来了。但母亲还是捏着菜票惋惜了好久。

在那段不甚宽裕的日子，我们三口人过得挺乐呵。爸妈下班后最喜欢的娱乐活动是下棋，军棋、跳棋，两个人时常很认真地一下是半宿。

1986年后。我们的日子渐渐好起来，主要原因是父亲的学校在铺天盖地的市场化浪潮中也开始搞创收了。当时，法学院办起了研究生课程班，在那场经济资本或权力资本换教育资本的大交易中，学校获益颇丰。

同时，法学院也办起了律师事务所，父亲从1986年开始在所里做兼职律师。那时，一个案子通常只能挣几百块钱，但对于当时一个月不到100块钱工资的父亲来说，做律师的收入已经相当可观了。事实上，从父亲做兼职律师起。我们就不用每个月盯着工资条过日子了。

1990年我上初中，一家人搬进了学校分的两居室，40平米，室内就有卫生间，以后上厕所再也不用排大队了。

1996年，父亲评上了教授、博士生导师，此后的日子更加好过，甚至比照周围人，已经看出优越了。1998年，学校给父亲分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130平米，在当时我们住的那个城市，已经很让人羡慕了。母亲喜欢得不得了。她花了68天精心地装修，每个细节都仔细琢磨。房子装修好以后。母亲曾兴奋地说：“这辈子再也不搬家了，以后自送我房子都不要了!”可她当时没有想到，两年后，父亲又送给她一个有这近三倍大的房子，还带着一个楼顶花园。这接二连三加速的喜悦，让母亲应接不暇。

母亲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者，她最大的优点是不妒嫉，但她最大的愿望是引起别人的妒嫉。而这一点，她总是如愿以偿。尤其是搬去南方后，她时常会沉浸在这种喜悦中。尽管那个家有很多让她觉得心疼的东西。比如水费、电费，以及会占用她很多打麻将时间去照顾的鱼池里面的锦鲤，但是在北方过去的朋友“阔太太”的称呼下，她把这些不快暗暗地搁在心里。

从穷日子走出来的母亲还是一贯的节俭，这种节俭是不假思索的。那年冬天，她因为舍的时候决定去南方走走。

那座南方城市对父亲来说，其实还不算陌生。他曾经在那里给研究生课程班的学员讲过一次课。这种课程班是改革开放后，高校教育资源向全社会敞开的一种形式。在父亲所在的法学院，是从80年代末学校开始搞创收时兴起的。当时及后来的实践均证明，这是一个增加教师收入和开拓学校知名度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