券商为何“卖儿卖女”?

国泰君安卖儿卖女

尽管已经十分低调，但是国泰君安要出售营业部的做法还是使所有券商都吓了一跳。

5月下旬，当有消息说这家业界数得着的实力公司要出售旗下十余家营业部时，南方数家媒体立即赶到它的总部求证。

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国泰君安不仅有出售这些营业部的意向，而且已经就其中的6家与其它券商达成了协议。虽然国泰君安十分谨慎地把出售营业部一事与营业部的赢利情况断然分开，也完全否认公司出现任何业务上的问题。

这确实是一笔不小的交易，按目前的价格来说，这6个分别处于广东、湖北、上海等地的证券营业部价值不菲，总成交额达到上亿元。国泰君安这个营业部数额占到全国第二、在业界一直是呼风唤雨的大佬到了要卖儿卖女的地步？

看来不是。

媒体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国泰君安是不是出现了现金问题，答案是否定的。2001年整个股市中最热的无疑是B股交易，而国泰君安则高居B股交易额的榜首。而B股交易的手续费一般在1%~2%，远高于A股。被券商们看作是一块“肥肉”，今年2月19日以来B股交易额一直创天量。国泰君安无疑在这段时间赚了个盆满钵满。

另外一个问题是国泰君安这几个营业部是不是不赚钱了，答案也是否定的。据另一家券商上海管理中心的研究人员透露：国泰君安上海几个营业部的运作状况都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国泰君安真是放着钱不想赚了？

扩张的道路

中国的证券公司被人们称为券商，还是这几年的事。

90年代中期，证券公司还是一种行政色彩相当浓的公司。央行对于这个涉及金融风险的行业管理得十分严格，各省人民银行都设有非银行金融机构管理部门，证券公司的成立要经过他们的批准。因此这个行业当时实际上是具有相当的垄断性的。

垄断也就意味着高利润，各个省市有实力的机构纷纷想办法进入这个行业。于是一般来说，各省都有自己的一个证券公司，而各地的国有和商业银行、各大机构都找出自己的路子成立证券公司，国泰君安的前身之一君安公司据说就是一家具特殊背景的证券公司。这种痕迹，我们还可以在很多证券公司的名字里找到，比如兴业证券、湘财证券，等等。

在这个时代，用“聚宝盆”来形容证券公司下属的营业部是不过分的。由于各证券公司都是画地为牢，各自一块地盘经营，所以服务和硬件设施都是十分有限的。一般来说，有几百平方米的散户交易厅和一块大屏幕的报价机、有几个配备电脑的大户室，就算是不错的营业部了。在股市行情热闹的时候，经常是营业部门口挤得水泄不通。一般来说，投资三五百万元的一个营业部，一到两年收回投资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这样的好日子很快就到了头。

首先是国家要求证券公司与背后的各大机构脱钩，成为规范的股份公司。随之而来的，就是证券公司的称呼被人们用更加国际化的“券商”来代替了。

股份化的公司当然不能拒绝资本的进入，而大量的社会资本也不会放过证券业这样的高利润行业，于是增资扩股成了券商们的一致要求。各方面权力都已经充足的证监会满足了券商们和它们背后大量资本的这一要求，条件是券商的增资扩股要得到证监会的批准。

面对大片未被充分开发过的股民沃土和证监会的同意，券商们的冲动是可以想见的。新的游戏规则变成了这样：批额度――证监会能批多少就批多少，于是原来很多资本只有几千万、几亿的券商都摇身一变，资本金扩大到十几亿、几十亿；拉资本――在批额度的前后，把社会资本拉进公司，有的甚至以许诺回报率为前提。

这个游戏的最后一步是收购或者新建营业部。

囚徒困境

相对于风险很大的券商坐庄和占用巨额资金的发行来说，这个时候券商新建营业部还是十分有利可图的，虽然条件已经变得苛刻了。

这个时候，一个“有竞争力”的营业部的条件是这样的：处于交通方便的繁华地带；有上千或者数千平方米的散户营业大厅；大屏幕的报价机要达到上百平方米；有几十台可以自动委托的电脑；大户必须有大户室，里面必须做到一人一台电脑，同时券商必须为大户们提供一顿盒饭；对于一些上百万的大户和机构客户，券商的手续费返还政策也不再是一个秘密；同时，提供免费的电话交易服务和咨询服务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急欲扩张的券商来说，这些条件是必须的。因为这个时候的扩张多为券商的异地扩张，而要从已经网点密布的本地券商口中活生生地撕下一块肉来，不拿出点看得见的硬件投资是不行的。

即使是这样，券商们的冲动还是不可遏制。因为利润还十分诱人。以大鹏证券在浙江杭州的营业部为例，总投资为3000万，1997年下半年正式营业，年利润1000多万，3年收回投资。这样的产业对资本的吸引力不言而喻。

所以新建营业部像大潮一样，来了一潮又一潮。在东南沿海地区大一点的城市，你几乎可以看到每一个有实力券商的营业部。与此同时，证券业人才也被炒得身价倍增。

异地券商的加入就像一条快鱼，迅速加大了竞争的烈度，紧接着就是本地券商网点的改造，谁也不会同意在家门口打败。这样的情况，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每一个大中城市中，甚至一直打到了县城、乡镇。

于是囚徒困境出现了，竞争的每一方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取得相对于竞争另一方的优势，但是这种行动会迅速地被对方所模仿最后被抵消。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所有这些努力为股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但另一方面它们也无一例外地增加了券商的成本。据统计，现在券商一个营业部的运行成本已经上升到了每年800到900万，这些成本都只有一个回报，股民交易的手续费。

蛋糕做大？

直到现在为止，手续费这块蛋糕还在不断变大。

就全国而言，2000~2001年新开户的数字已经超过了上年。在2月19日B股向境内投资者开放以后，新开户的绝对数量上升的速度又加快了很多。

但是证券业内对券商成本这种快速上升的担忧也在加重。海通证券一位高层人士说：“这两年股票行情不错，但这可能也是对预期的一种误导。在这个时候，蛋糕放大的速度太快了。只要你能抢到一块，付多少成本都是可以的。但成本是刚性的，上去容易下来难。去年证券业吃5・19行情，今年吃B股。下半年吃什么，明年吃什么，我不知道。”

这种担忧是普遍的。因为证券业发展的历史上，并不是没有清淡的先例。1994年到1995年，股市经历大熊市，证券营业部门庭冷落，深沪两市交易额加起来也不过30~40亿。想到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资深证券从业者都不寒而栗。

“我们必须把好日子当紧日子过。现在这个营业部的日成交必须达到900万才能收支平衡。我们现在可以做到1300万。但是如果股市下跌，出现1995年的情况，全国现在几千家营业部来分三四十亿交易额，营业部就得靠现在的积累生存。”兴业证券的一名营业部总经理这样说。

券商当然不仅仅是靠各营业部的经纪业务这一块收入来生存。像国泰君安这样大型的综合类券商，自营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和经纪业务的收入基本上各占它总收入的1/3。问题是在股市下跌的时候，自营业务和投行业务的收入下降得比经纪业务还要快。在1995年股票进入熊市时，许多券商的自营业务亏损，投行业务中的大头――股票发行甚至出现过大笔资金不能回笼的情况。

所以当中小券商们还在拼命扩张它们的物理规模、做着扩张以后赢利的好梦时，大券商们已经开始集中考虑一个问题：能不能改变这种高成本的扩张模式？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或许能够看出国泰君安这次出售营业部的本质：在中小券商扩张的高峰期，也就是营业部价格最高的时候售出，卖个好价钱。

网络，扩张终结者？

当然，对于国泰君安这样的券商来说，证券一直会是它的主业是毫无疑问的。出售营业部，意味着它在经纪业务上的市场份额要下降。而对于一个大券商来说，这几乎是不被考虑的，除非它已经有了新的扩张模式。

“银证通”就是其中的一种，利用银行现有的大量网点，为它加上证券交易的功能，现在就是一个很多券商着意推广的方式。它的优点在于一方面利用了银行的硬件设施，一方面也方便了券商客户的资金流转，使他们更方便地交易。

不过现在更被人们看好的是网上交易方式。因为“银证通”模式毕竟还是需要硬件的投资，股民的手续费还要在券商和银行之间进行分配。而网上交易则是革命性的，它从根本上去除了券商大规模硬件投资的必要，也使股民获得了随时随地交易的自由。

青海证券在这个方面的涉足引起了许多大券商的重视。它在券商中应该只能算是个后来者，但是它大力推广网上交易，并采取了一条令所有券商感到紧张的措施：把手续费下调一半。

青海证券这样的做法从成本上说是完全合理的，网上交易省下了基本上是所有的硬件投资。青海证券只要在一个城市设立一个清算服务站，就可以完成其他券商在一个城市里所有营业部完成的任务。但是正如股民们所知的，这个做法被证监会否决了：证监会不想有人出来挑起手续费大战。

但这样对券商与股民双赢的事情简单地否决是否决不掉的，屡屡使股民们口出烦言的手续费实际上已经成为券商们扩展业务的障碍。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大胆地猜想：甩掉了一批营业部的国泰君安，是不是痛下决心积极效仿青海证券？

无论怎么说，券商的“地上扩张”时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