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荷包的源流

作者简介：龚甜甜，女，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学专业研究生

摘 要：荷包，亦称合包，是一种佩带在腰部的小囊包，用来盛零星细物。最早见于南宋或金，宋金以后，荷包流行于元、明、清等各个时期。本文就荷包的源流及早期形象进行分析，使它作为中国佩饰文化的历史内涵能够清晰地彰显。

关键词：荷包 起源 发展 佩饰文化

中图分类号：J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1

一、荷包的渊源

对于荷包的起源，清代学者汪汲曾经误认为荷包起源于袷荷或紫荷，他在《事物原会》中说到：“晋《舆服志》：文武皆有囊缀绶，八座尚书则荷紫，乃负荷之荷，非荷渠也。今谓囊曰荷包本此。”这是对紫荷使用方式和佩带人群的一种误读，进而影响到后来的学者对荷包起源的正确认识。紫荷是两晋时期尚书令、仆射、尚书等高官上朝时负于左肩上的紫色囊，与荷包的佩带方式大相径庭。而佩带在腰部盛装印绶或手巾细物的囊恰恰与荷包有着极深的渊源。

囊，又称绶囊或傍囊，是汉代至辽代五品以上官员公服上的标识物，用来盛装官印或者绶带。自从囊出现以后，由于它具有轻巧实用的功能，自从出现以后，便迅速流行到民间当中，普通百姓佩带它来盛装细小的生活物品。三国吴时无名氏《曹瞒传》有：“太祖为人佻意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囊，以盛手巾细物。”曹操自降身份佩带盛装手巾细物的囊，受到当时士族的嘲讽，恰好证明东汉的普通百姓是普遍佩带囊的，不同的是，百姓没有象征身份的印绶来佩带，所以只能佩带实用的手巾和细小物品。北齐、隋唐时期，士庶等级森严，舆服制度中除了规定有品级的官员佩带不同样式的囊外，没有品级的百姓佩带囊也有详细的规定，这为囊在民间的流行进一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宋的舆服制度中取消了佩带囊的规定，是否佩带囊由佩带者自己决定。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八有：“（李文定公）在陕西，籍诸州兵数为小册，尝置囊中以自随。”[1]这时候的囊盛装小物品的功能进一步凸显。最后在舆服制度中使用囊的是契丹人建立的辽政权，是专门为汉族官员而设定，传统的契丹官员并不佩带。辽代以后，汉族和少数民族政权并立，由于各政权间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囊这一名称很少再被人们使用，取而代之的是与囊用途相同的荷包，从此以后，荷包正式成为囊的代称。

二、荷包历代形象分析

目前最早的荷包实物资料出土于南宋黄升墓中[2]。黄升墓发现于福建福州市，墓主为一女性，墓中出土了大量南宋的服饰。在墓主袍内腰间的部位，发现了一件黄褐色罗绣花荷包，荷包长16厘米，底宽12厘米，中腰8.5厘米，形状如同两个扇状袋连接，可以折合或展开，两个扇状袋则是用来盛装物品。荷包两面均有花纹装饰，一面绣荷花，一面绣含笑花，十分精致。

现藏于博物院的《文姬归汉图》，画中蔡文姬的身上也可以见到荷包早期的形象。这幅画的作者为金代祗应司张，画中绘的是东汉末年文学家蔡邕之女文姬归汉的故事，在册中第十三开的“辞别”一景，左贤王接见前来迎接文姬的汉使，图1 蔡文姬佩带荷包形象并与文姬卮酒话别。图中蔡文姬盘腿坐在地毯上，头戴圆顶帽，帽后有两条短带垂至肩后，身穿长袍，腰系红带，腰带右下方系有一马蹄形荷包，倒三角形囊盖，这种荷包的形象取材于当时流行的样式。（图1）

到元代的时候，荷包用来盛装针线、钱币，并且以男性佩带者居多，这在当时的元曲里有生动地描写。马致远《邯郸道省悟黄粱梦》第一折有：“我十年苦志，一举成名，是荷包里的东西。”元杂剧《摩利支飞刀对箭》也有：“荷包里取出针和线，我使双线缝个住，上的马去又征战。”对于元代的荷包的具体形象，发现于陕西省蒲城县南洞耳村的一座元代壁画墓中[3]。在壁画的“堂中对坐图”和“行别献酒图”中，有三人佩带着样式相同的荷包，包括一名男侍、一名献酒人和一名受酒人。在“堂中对坐图”的西侧，有一位留着蒙古发式的男侍，身穿黄色左衽长衣，腰束黑色腰带，足蹬红色靴子，腕搭拭巾，怀抱长杖。腰带右下方悬着一个马蹄形的荷包，荷包上有三角形的囊盖。

明代的荷包不仅继承了元代荷包盛装钱币、针线的功能，在外形的制作上也更加随意。2008年，江苏江阴叶家宕明墓出土了一只实物荷包钱袋[4]，让我们有机会一睹明代荷包的样式。这只荷包出土于墓中的书匣里面，外形呈如意形，质地为棉，毛边露在荷包的外边。口部穿有两条收口的麻绳，绳上穿有1件长方形墨石饰品，袋内装有碎银3块、钱币16枚、银扣饰1件、麻绳1组、棉绳1组，可谓琳琅满目。而在收口绳上增加的墨石，更加增添了荷包的装饰美。除此之外，明代还有用金、玉、珠宝制作的精美荷包，拥有这类荷包的往往是一些权高位重的人。在明代无名氏《天水冰山录》中记载一代奸相严嵩被抄家时，就抄出“金荷包一个，重六两六钱；金（厢）镶玉荷包一个，重一十五两一钱，金嵌珍宝白玉荷包一个，重一十一两七钱”。严嵩在明代位高权重，收罗有大量的财富，对于用途普通的荷包，他都能制作的金贵无比，足以说明当时权臣的奢侈腐败。明代的人还形象的用汉语荷包上压口捺子来解释元代的官名达鲁花，足以说明荷包在社会中的流行。明初的叶子奇在《草木子・杂制》中有“元路、州、县各立长官曰达鲁花赤，掌印信一总一府 一县之治……达鲁花犹华言荷包上压口捺子也。”

到了清代，荷包的使用人群更加普及，上自皇帝，下自庶民都有佩带的习惯。有时皇帝将荷包作为赏赐功臣的物品，就更有一番独特的意义。《清史稿》中就有乾隆五十三年，乾隆皇帝曾嘉奖大臣李世杰办事机智灵活，“解御佩大小荷包赐之”[5]。清代的荷包不但在造形上精巧多样，有时也会作为装烟草的袋子。清人李静山《清代北京竹枝词・葫芦荷包》有云：“为盛烟叶淡巴菰，做得荷包各式殊。未识何人传妙制，家家依样画葫芦。”这时期由于人们喜欢烟草，进而对盛装烟草的荷包袋也有了一定的讲究。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很多人将荷包与香囊混淆，但据作者考证，而至迟在清末，两者在名称上才有了歧义。荷包虽然会被认为是香囊，而香囊却不会等同于荷包，这是由于两者的功能不同。荷包主要用来盛装零星生活物品，但也可以用来盛装香料，盛装香料的荷包称为香荷包。香囊的主要用途还是盛装香料。清人文康《儿女英雄传》第十五回有：“又是一挂肉桂香的手串儿，又是一个苏绣的香荷包。”清末以后，两者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名称经常混同使用。

三、结语

中国古代荷包的前身是舆服制度中的囊，南宋、金时期正式出现，并且作为一种佩饰文化迅速流行于我国的大江南北。由于它具有携带方便，制作简单及实用功能强等特点，各族的男女均佩带使用。而其造型也摆脱了辽代以前囊的固定模式，开始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元、明时期，普通百姓在使用荷包时，主要功能以盛装钱币、针线等零星细物为主。至清代，由于市民生活的丰富，荷包的样式及功用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多，样式上出现了鸡心、葫芦、元宝等多种荷包，丰富了市民的审美情趣，并且开始用来盛装烟草、香料，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加多样性。由于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实用功能，直到今天，仍被人们所沿用。

参考文献：

[1] 司马光.涑水记闻，第八卷，[M]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年.

[2] 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南宋黄升墓，[M]文物出版社，1982年.

[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J]，考古与文物，2000（1）.

[4] 高振威.江苏江阴叶家宕明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9（8）.

[5] 赵尔巽.清史稿：赵世杰，第三二四卷，[M]中华书局出版社，1976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