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老子绎读》

《论语》和《老子》(《道德经》)是我国古代人文经典中最重要的两部著作。关于前者，早已有学者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后者则有学者任继愈的《老子绎读》。

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开始，任继愈先生开始翻译《老子》，称为《老子今译》，由古籍出版社出版。后来有所修订，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老子新译》。任先生对《老子》的今译，根据的是王弼注《老子》，即《老子》通行本。在任先生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并不是那些善本、古本等稀见的版本，而是通行本。”不久，任先生又依据《老子》通行本，并参照在湖南长沙发现的帛书《老子》甲、乙本，把《老子》重译了一次，书名为《老子全译》。此后，湖北荆门楚墓出土竹简本《老子》甲、乙、丙本，它体现了战国时期的《老子》面貌，任先生以《老子》通行本为底本，并参照楚墓出土竹简本，对《老子》进行第四次翻译，名《老子绎读》，2006年12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时任继愈先生已经是九十岁的老人。对于书名，任先生有这样的说明：“‘绎’，有阐发、注解、引伸的涵义，每一次关于《老子》的翻译都伴随着我的理解和阐释，因此，这第四次译《老子》称《老子绎读》。”从这里可以体会到任先生的严谨治学精神。

我喜欢读任先生的文章，因为其中浸透着哲理性，促人思考。在《老子绎读・后记》中，任先生说：“哲学包罗万象，哲学的理论是高度抽象思维的精神产品，好像与现实生活不那么密切。但是越是高度抽象的哲学，它的根基却深深地扎在中华大地的泥土之中。”将哲学思维，具体地说，将老子的哲学思想与春秋战国时的历史联系起来，才能见到《老子》在中国理论思维历史上的重大贡献。任先生在《老子绎读・前言》中对此做了详细的阐发。其主要观点是：“《老子》文约而义丰，有很多精到的见解，值得很好钻研。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流传广泛的哲学流派不少，号称百家，其实只有两家，一个是儒家，一个是道家。……老子一派以广大小自耕农为其社会基础。”又说：“老子用诗的语言表达深邃的思想，善于正话反说，善于用浅显比喻说明深奥的道理。”

在《老子绎读》中，任继愈先生对老子思想的来源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老子思想的来源有三：一是继承荆楚文化的特点，贵淳朴自然，反雕琢文饰；二是吸取古代文化遗产，总结前人经验，他在东周做过管理王室图书的工作，便于他接受并审视他以前的文化成果；三是来源于社会现实，他是春秋末期人，亲眼看到春秋时期社会的混乱，旧礼制的破坏和仁义口号的虚伪性。任先生还分析了老子思想对于后代的重大影响。一个是辩证法思想的影响，老子提出美丑、难易、长短、高下、有无、损益、刚柔、强弱、祸福、智愚、巧拙、大小、生死、胜败、攻守、进退、轻重、荣辱、动静等的对立与统一。再一个就是老子在宗教思想方面有深远的影响。产生于东汉中叶的道教，尊老子为教祖，以《老子》书为主要经典，对此做出宗教性解释，宣扬人们经过一定的修炼可以使精神、肉体二者长生永存，成为神仙。还应当看到老子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的影响，封建王朝为恢复社会经济而采取的与民休息的政策，其指导思想多来自老子。老子和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也有密切的关系。总之，老子是中国第一位哲学大家、中国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思想家、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道家学派的创始者。

任先生在《老子绎读》中将《老子》译成现代汉语，注意准确性，又注意今人的可读性，当然个别之处也有商量的余地，但从整体上看，这是学术性很强的译本。请看《老子》第一章，原文是：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

故，

常无，欲以观其妙，

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

同谓之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任先生的今译，请看：

“道”，说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道；

名，叫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名。

“无名”是天地的原始；

“有名”是万物的根本。

所以，

经常从无形象处认识“道”(无名)的微妙，

经常从有形象处来认识万物(有名)的终极。

这两者(有形和无形)讲的一回事，而有不同的名称。

它们都可以说是深远的，

极远极深，它是一切微妙的总门。

任先生的这种译法很好，但也留有一些商榷的空间。在我的浅见看来，似可这样断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其中“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似可译为：“无”是天地的开始，“有”是万物的开端。不知妥否?

《老子绎读》在体例上将古代人文经典的深厚学术内涵与今天一般读者所需要的普及性结合得很好，其中有前言、译例、译文、索引四部分；索引中又分重要名词索引和内容分类索引两部分，这为读者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检索条件。全书有附录，一是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释文(甲、乙本)，二是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甲、乙、丙本)，三是“老学源流”，四是“我对《老子》认识的转变”，五是“寿命最短的黄老学派，效应长久的黄老思想。”这样完备的“附录”，有助于读者对于《老子》的理解。

近些年来，人们关于我国古代人文经典的学术研究如何与这些经典的普及化结合起来，成为一个需要通过实践加以解决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普及不能离开精深的学术研究；而学术研究又是多方面的，可以从文字学、训诂学、历史文献学诸方面着眼，这些都是为了准确地理解古代人文经典的内容，挖掘其内在的义理；唯有义理才能超越时间和空间，启发今人的智慧。这种智慧既是原来的古人思想之反映，又适合于今人之理解。这二者间的联结，要靠学人们的精深研究，才能结合得好，表达得好，从而对今人有益。这样看来，古代人文经典的普及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付出艰巨的脑力劳动。任继愈先生的《老子绎读》就是这方面的显例，值得向社会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