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古代祭祀文化的特点

在历史上,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开始大创造的时代,黄帝被后人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每年都进行黄帝陵祭祀。在这里我想谈谈我国古代祭祀文化的特点。

祭祀礼仪,最早产生于我国古代的祖先崇拜。大约在黄帝时代,祖先崇拜的丧葬仪式和祭祀活动已经出现。后来,从西周开始,这些礼仪逐渐增加了人文因素和理性因素。在现存的古代人文经典如《礼记》、《左传》、《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等著作中都有记录,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思维。首先要提到的是,古人强调祭祀礼仪的现实政治功能,这被看作是“治人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礼记・祭统》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在各种礼仪中,祭祀是最重要的活动。《左传》成公十三年更是肯定说,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指祭祀礼仪, “戎”指军事活动。祭祀礼仪与军事活　点 动相提并论。实际上,不仅在周朝,而且在整个中国古代,祭祀礼仪都是国家大事之一。

重视祭祀祖先,是中国古代礼仪的显著特色。这是因为古人认为祭祀祖先具有良好的社会教化功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弟子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指祭奠近祖的“凶礼”, “追远”指祭祀远祖的“吉礼”。在曾子看来,这两种礼的实施,有助于“民德归厚”,培养社会成员的品德,加强社会成员之间的团结,维护宗法社会的稳定。就像《国语・楚语下》所说,政府、家庭、百姓都祭祀祖先,对于加强“兄弟亲戚”、“州乡朋友”等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次,古人不只是从政治角度看祭祀礼仪的重要性,随着古性思维的发展,他们也从生命起源和哲学的高度,探索祭祀礼仪所蕴涵的深刻内容。

大约在战国时期出现的《易传・序卦》,将天地和人类祖先合并在一起进行研究。它认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生离不开两性和家庭,而两性和家庭则是自然(“天地”、“万物”)的产物。这种朴素的自然实在论观念, 将“天”和“祖”并列,并将“天”置于“祖”之前,透露了中国古人之所以祭祀祖先的宇宙论根据。

先秦的《道德经》、《庄子》两部书则从反面说明了礼仪形式与天道自然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揭示了礼仪仪式的不足。老子、庄子等批判繁琐礼仪违反人的自然性,追求礼仪没有产生之前人的朴素自然本性。《道德经》认为,礼仪产生于“道德”废弃以后的时代,它的名言是:“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第三十八章) 既然礼仪是不好的象征,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结论只能是“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老子》第十九章) ,将各种繁杂的礼仪废除掉。《庄子》继承了《老子》对礼仪的观念。《庄子》书记载,老子去世,好朋友秦失来悼念,和一般人的悲哀痛哭不一样,秦失是“三号而出”。有人不理解,问他。他解释说,人出生,可谓应时而生;人去世,可谓顺命而行。人只要“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庄子・养生主》) ,哪里会有悲痛的感情呢? 这说明,老子、庄子等先秦道家通过对“天道”的深刻体悟,主张在现实生活中超越礼仪形式的约束,甚至认为礼仪所表示的正常感情也不必要,一切顺其自然才好。老、庄等人从“天道”高度批判礼仪的不足,是我国后来礼仪形式没有完全被神化,反而保留了一些理性因素的重要原因。

这里需要指出,在我国古代,从人文角度正面肯定祭祀礼仪的意义,并且认为礼仪所表现的应当是一种人文精神,这才是占主导地位的观念。

《礼记・祭法》:“周人E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帝喾为远古“五帝”之一,周人祖先后稷为帝喾的元妃所生,后稷还发明了种植庄稼,所以被视为周人的始祖。在后稷与文王之间,还有公刘等十余位祖先,但在周人的祭祖活动中,他们并没有获得特别的重视。为什么呢? 因为周人有自己特殊的祖先祭祀原则。儒家经典《礼记》将这个原则表述得很清楚。它说,人们祭祀祖先,不只是祭祀自己的血缘祖先,特别要祭祀那些在宗族文明发展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祖先们。如“法施于民”,指国家治理有成的人;“以死勤事”,因公殉职的人;“以劳定国”,对于社会政治稳定做出了特殊贡献的人;等等。此外,人们不只祭祀那些生前“有功烈于民”的祖先,而且要祭祀那些能对人们生存、发展有利的自然物,如日月星辰、山林川谷等。帝喾、后稷有始祖的地位,后稷还有发展农业的功劳,文王、武王则有开国之功,在周人的祖先祭祀中他们被特别重视,符合上述的祭祀原则。

关于古人祭祀祖先的基本原则,我们也许可以这样概括:凡是有利于人们生存和发展的人或物,凡是有利于文明的保持和发展的人或物,都可列入祭祀对象。这些祭祀对象的认定,主要体现的是人文精神的意义,而不是神灵的作用。这说明,周人的祖先祭祀原则,强调祖先在文明发展史上的贡献,已经突破和超出了宗法血缘的限制,具有了一般的人类文明创造的意义。

春秋时期出现的“三不朽”说,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有人将家族世代有人做官看成“死而不朽”,鲁国大夫叔孙豹不同意这个解释。他说:“以豹所闻,此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 豹闻之,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祀,以守宗p,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按照叔孙豹的意见,官位高,俸禄多,世代为宦,都不足以不朽。只有造福后世,立德、立功、立言,才可能“虽久不废”,永垂不朽。这里应当提到孔子的贡献。众所周知,孔子重视“礼”,“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 。孔子关于“礼”的思想有一个显著特点,他特别强调“礼”必须以“仁”爱为基础,“礼”的实施,又是表达人报本思亲等“仁”爱情感的有效途径。比如,孔子感慨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论语・阳货》) 意思是说,礼仪活动,难道只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礼品吗? 他这句话,隐含的意思是,人们在进行礼仪活动时,内心还应该有真实感情,对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核有真正的感受或觉悟。孔子将这种内在真实的感情、感受等叫做“仁”。在孔子看来,在各种礼仪活动中,礼品、礼仪等,都是有形的东西,真正重要的是礼仪形式所蕴涵的礼仪精神,是参礼者以及观礼者内心真实的感受。比如,关于赡养父母,子女同样地给父母饭吃,但如果子女对父母没有必要的、尊敬的情感,没有孝心,那么,赡养父母这种礼仪行为和养狗养马有什么区别呢? (《论语・为政》)

孟子则进一步将孔子所说的“仁”解释为人的“本心”。他认为真正的礼仪是人本心的自然流露。违背礼仪的行为,比如“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在政治活动中,如果不遵循礼义原则,就是“失其本心”(《孟子・告子上》) 。又如,一个人去世后,按照古代礼仪, 应该用棺椁装殓。孟子解释说,这不是为了好看,而主要是为了“尽于人心”(《孟子・公孙丑下》) ,表达后人对死者的哀思感情。根据孔子、孟子的观点,祭祀仪式所表达的,主要就是基于人们生命的传承,后人对祖先的追思缅怀之情。这样,中国古代的祖先祭祀礼仪,成为充满人情味的行为规范,成为人文色彩浓厚的行为方式。《礼记・祭统》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意思是说,祭祀“自中出生于心”,强调祭祀必须有人的内在认识、情感做基础,这正是孔子“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 之义,也体现了孟子礼仪要“尽于人心”的意思。

充满人文精神的祭祀礼仪,一直延续下来,演变成为后人祭祀黄帝的精神基础。确实,黄帝之所以被后人尊为人文初祖,一直享受后人的祭祀,与黄帝时代取得的巨大文明成就有密切关系,与先民们所立的大功大德紧密相连。比如,从传说看,黄帝时代开始驯养使用牛马,发明了车、船,学会了打井、养蚕和缫丝,在战争中开始使用铜制兵器。发明了文字,制定了历法和甲子,发展了原始农业,美术、音乐和舞蹈创作也繁荣起来。创制冠冕衣裳,开始设区治民,在制度文明建设方面也迈出了可贵的一步。因此,自古以来人们就推崇黄帝,充分肯定黄帝时代在中华文明开创史上的地位。

从考古成就看,黄帝时代确实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时期,原始农业、原始手工业以及原始的理性思维,都从无到有地产生了。我国文明起源与原始农业有密切关系,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遗址的广泛发现,告诉人们,距今七八千年,我国原始农业已有相当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有中国文明的起源。例如,我们看到,在一些仰韶文化遗存中出土了陶纺轮、石纺轮和有孔的小骨针,这说明先民们已开始缝制衣服。他们还知道如何储备粮食(粟) 。还可以看到,黄帝时代的先民们创制了一些简单的谷物加工工具,例如把谷物放置在石制的碾磨盘上,然后手拿石棒或石饼反复碾磨,这既可脱去谷物外壳,又能将其磨碎,便于食用。这说明先民们在谋求保护自己的时候,希望通过自身的活动在自然界实现自己的预期目标。这一目标得到实现,便标志着人类理性思维的提高。有了理性思维的产生和发展,又有农耕物质条件的逐渐成熟,这才有中华文明的产生。

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在祭祀黄帝时,也应该说,祭祀礼仪本身所蕴涵的人文精神,以及参礼者、观礼者对这种人文精神的体验、感受等无形的礼仪,比起有形的礼仪行为活动更加重要。心祭重于形祭。在黄帝陵祭礼中,我们要通过历史文化知识的宣传,体现出中华文明创造的精神;我们施礼的人以自己对民族优秀文化的真正认识、真实情感来实施礼仪活动。通过这种以真性情为基础的祭祀活动,使所有观礼的人,都能受到优秀民族文化的感染。

我们不是古代祖先神的崇拜者。我们祭祀黄帝陵,不是把黄帝当成神灵来祭祀,而是在一种肃穆的气氛中,追思先民们如何创造文明,如何造福子孙。因此,我们的祭祀,在形式上也应当是人文的,而不是神化的。我们祭祀黄帝,不是祭祀鬼神,也不是盲目崇拜,而是人文精神的陶冶,传统优秀文化的教育和普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21 世纪真正实现。

现在,陕西省和全国一样,站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起点上。绿色、现代、和谐的陕西建设理念,非常好。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清楚告诉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忘记优良传统。陕西作为历史文化资源的大省,传统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显得十分重要。陕西完全可以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我觉得,建设陕西的理念,除了绿色、现代、和谐外,如果加上“传统”两个字,可能更能突出陕西具有的文化特色,使陕西建设的理念在内容上更加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