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借立法促医改

目前新医改中政府责任的缺位，无法通过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改革方案替代，应当从卫生立法角度进行顶层设计。

回顾过去，中国卫生立法的历程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以恢复重建卫生法框架为主，行政法规少，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后来的卫生立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基础；第二阶段以充实卫生法医疗内容为主，强化维护医疗秩序，注意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第三阶段则以完善卫生法体系为主，创新包括体制机制层面的法律制度。

虽然近年来出台的卫生条款颇多，但并没有《卫生法》性质的法律。作为医改试点医院的管理者，我认为卫生立法非常有必要。卫生立法可以规范卫生事业的发展，促进卫生体制的改革，进一步配置医疗资源、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同时，通过立法还可以推进医疗卫生服务的良性发展，保障公民的社会福利水平。对卫生立法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八个方面。

首先是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机制。作为出资方，政府应当对公立医院进行有保障的持续投入。但现状是，公立医院在医疗服务市场的绝对优势，使得一部分政府无法承受补偿压力。因此明确政府职责，释放部分医院给市场，应当成为一种选择。

其次，卫生立法应当确定健康目标。卫生经济学早已证明，个人医疗花费会在生命末端到达高峰，但迫于伦理问题，医疗资源无法在此阶段进行置换。因此，如何将医疗资源用在最有效的位置，不仅是伦理问题，更是法律问题。

第三，应当确定各级医疗机构的职责。明确每所医疗机构在维护健康或临床治疗上的主要职责，并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引导患者有序就医。在解决社区医疗机构资源空置的同时，也要遏制三级医疗机构破坏性使用医疗资源的现象。

第四，卫生立法应汲取重大卫生事件的教训，统一协调军队、武警、院校等各类医院的信息。

第五，应明确费用管理机构的职责。目前医疗费用由社保部门管理，但我认为，应在医院、患者和医保三者间建立谈判机制，在共同分析患者需求的基础上，确定合理的治疗方案和费用控制，而不是由社保部门在强烈的政府背景下主导谈判。

第六，应当明确基本医疗需求的定义和外延。由于目前无法明确基本医疗的界限，造成基本医疗需求做不完，补充医疗需求又得不到满足的现状。只有明确基本医疗需求的界限，才可将基本以外的服务放开给市场。

第七，应当依靠法律保障医务人员的安全、医院安全以及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行。

最后，卫生立法应鼓励社会资本办医。一部分公立医院可以交给社会资本举办，政府则负责保障政府管理医院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