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大股东变动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实证研究

时间:2022-09-06 12:38:17

上市公司大股东变动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实证研究

摘要:本文以2004-2006年发生会计师事务所自愿性变更事件的部分国内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与第一大股东变动等各影响因素的关系。结果发现:第一大股东的变动与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存在相关性。此外,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费用、会计师事务所地域特征和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财务困境等,也都是导致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会计师事务所变更

一、引言

会计师事务所在证券市场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人们期望审计能够提高会计信息的可信度和决策有用性,但由于会计师事务所之间在规模、声誉和执业质量等客观方面存在差异,不同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审计的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与决策有用性也会有所不同。负责某一家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不仅会影响到审计业务的连续性,也反映出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方面对会计信息质量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的不同立场与观点。而实际上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是会计师事务所在会计师事务所和上市公司管理当局之间相互制约的过程中完成的,但由于会计师事务所的最终聘请决定权在大股东和管理当局,使得其与公司的管理当局之间具有独特特点即“固有利益关联”的相关性。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由于会计师事务所与上市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当局之间的这种权利、地位的不对而大大削弱,这使会计师事务所难以充分发挥其专业判断能力。当出现一些特定情况时,如法律监管不严、会计师事务所行业出现过度竞争以及大股东和管理当局因某种利益驱动,上市公司大股东和管理当局就可能通过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方式以实现其目的。若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受到严重的挑战,制约关系被破坏,就会使经济鉴证的会计信息出现某种偏差,从而影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因此,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存在某种潜在的风险。因此,本文拟对上市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动因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并且着重分析第一大股东变动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之间的关系。相信通过对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增进对审计服务市场的认识;有助于丰富相关的文献积累;也有利于中小股东更好的进行投资,通过进一步获取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事件所携带的信息含量以减低自身的信息不对称劣势,进而揭示上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行为背后的动机;有利于促进与发展我国独立审计市场、规范上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为,有利于积极推动证券市场运作和适应会计服务的国际化趋势及其挑战。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Beanie and Fearnley(1995)认为导致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原因可能为审计收费过高、对审计质量不满意以及大股东和高层管理人员发生变动。Chow and Rice (1982)的实证推理结果支持其提出的收到保留意见的公司更有可能在之后变更其会计师事务所的假设。DeAngelo (1981)提出会计师事务所预期可以通过“低价揽客的行为”来吸引客户,这种行为将导致公司改变会计师事务所。Vio Beanie andFearnley(1998)也发现审计费用的高低是管理当局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重要原因。Menon and Williams (1991)认为投资者具有向前任会计师事务所追索的权利,该权利在典型的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事件中时有使用。纵观上述国外研究成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但依然有相通之处即上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不是单一的,其动机十分复杂。

(二)国内文献 王振林(2002)通过证监会调查问卷所得到的内部数据,对中国审计收费研究表明在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当年,会计师事务所存在审计收费远低于平均水平的“低价揽业”的行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以及会计师事务所所处地域等其他因素。李爽和吴溪(2002)选取1998年825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来考察导致1999年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发生的解释变量,利用logistic模型对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原因做了系统的分析,发现:影响我过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是否发生的显著因素为会计师事务所的异地特征、非标准无保留意见、控股股东和管理当局变更以及财务困境。总之,国内学者对变更原因的排序不同其研究结论也不尽相同,但上述围绕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原因而发起的研究及其结论对本文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由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国外学者的研究没有包括中国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原因。另外,很少有学者涉及股权结构的变动对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影响的研究,李爽、吴溪(2001)等虽然从理论上研究了第一大股东的变动。对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影响,但尚未从实证方面进行系统分析。本文将着重研究第一大股东的变动对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聘任或变更的权利由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控制。而最需要了解上市公司真实财务状况的中小股东往往很难影响上市公司审计机构的选择。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公司第一大股东变动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存在相关关系

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又称“不清洁”审计意见。客户意见与会计师事务所意见的不一致即“不清洁”审计意见。当出现“不清洁”审计意见时上市公司很有可能因此转而聘请与其在会计政策上意见一致的会计师事务所。因而发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2:上市公司可能因现任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不清洁”审计意见审计报告而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上市公司可能因盈利能力下降或资不抵债或者不能按期偿还债务以及资金链出现问题或者可持续经营能力较差而导致公司处于财务困境。因此处于以下几种情况,可能导致上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第一,处于财务困境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较强,导致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当上市公司处于财务困境时,其经营风险加剧与财务运营的压力增大,管理当局也会面临随时可能被更换的危机。第二,处于财务困境的上市公司审计需求发生变化,导致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3: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更易发生在处于财务困境的上市公司

本地事务所的独立性在审计本地上市公司时更容易受到影响和干预。上市公司若想获得对上市公司较为有利的审计意见可聘任与其处于同一地区会计师事务所,这样以便于两者进行“密切沟通”。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4: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更易发生在与原会计师事务所不在同一地域时

由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动因也可能是我国证券审计市场上会计师事务所为了争夺客户而降低审计收费。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5: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更倾向发生在变更前审计费用高的上市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独立性的高低、审计质量的高低与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大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关性。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与客户的合谋成本会高于小规模会计师事务所。由上,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6: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大小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之间存在相关性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的研究样本为沪深两市中公布的2010-2012年年度财务报告的所有A股上市公司。以2010年度为例,样本的选择方法如下:(1)其中1199家为所有公布2010年度审计报告的公司中的A股(含同时发行B股、H股)公司;(2)有1099家2009年1月1日前上市的公司符合公司有两年的公开财务报告的条件,保证了样本质量;(3)剔除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10家,这主要是考虑到金融企业在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方面的衡量与非金融企业存在着重大差异,得到1089家符合条件的公司;经过上述处理,最终得到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1089家公司作为2010年度的样本。同样方法,可得到2005年和2006年样本公司1158、1189家也是以同样方法得到的。2010-2012年共有3305家的混合样本公司。本研究实证计算过程运用SPSS18.0统计软件完成,所使用的数据资料均来源于Wind资讯金融终端、国泰安数据库。

(三)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 根据我国上市公司年报实际披露的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原因并结合中外文献研究成果,选择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因素如下:(1)被解释变量。AC:代表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发生变更的变量。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发生了变更可从执行上市公司该年度的财务报告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执行该公司上一年度财务报告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是否为同一会计师事务所判断。若发生了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则取值为1,否则为0。(2)解释变量。OWNER:代表第一大股东是否发生变更的变量。考察其对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影响时引入第一大股东是否变动这个变量。若发生了第一大股东变动,则取值为1,否则为0。上市公司必须在年度报告的“重大事项”部分对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是否在报告期内发生了变化做出陈述。第一大股东是否发生变更的信息可以通过对样本公司年报的查阅来快速获取。若发生了第一大股东变动,则取值为1,否则为0。(3)控制变量。OP:代表审计意见类型的变量。本文研究将审计意见类型分为标准无保留意见和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两类。若变更前年度为非标准无保留意见,则取值为1,否则为0。DISTRESS:代表上市公司是否处于财务困境的变量。若变更前一年度或变更当年被冠以ST,则取值为1,否则为0。CHARGE:代表审计费用的变量。该指标用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前一年度的审计收费占变更公司总资产的比例来表示,即CHARGE=变更前一年度审计收费/总资产。ALIEN:代表会计师事务所地域特征的变量。上市公司注册地与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地是否在同一省份(直辖市或自治区)是判断异地会计师事务所的标准,对在不同省份设有分所的事务所,如果是会计师事务所的在上市公司注册地的分所审计该上市公司,则认为是聘任本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若变更前一年度所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异地会计师事务所,则取值为1,否则为0。TOPIO:代表会计师事务所规模的变量。若变更前一年度所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属于我国境内A股市场综合排名前十名的十家事务所之列,则取值为1,否则为0。以上变量汇总于表(1),并给出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期望符号:

前文理论分析表明,影响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有公司第一大股东变动、审计意见、财务状况等一系列变量会,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进一步实证分析。为了求得各个变量与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之间的具体函数关系,建立一个多元线形回归方程,采用标准参数检验(T检验和F检验)将被解释变量与各个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拟和来确定其相关显著性。回归方程构建如下:

AC=α1+λ1OWNER+ε1…(1)

AC=α2+?茁1OWNER+?茁2OP+?茁3DISTRESS+?茁4T0P10+?茁5ALIEN+?茁6

CHARGE+ε2…(2)

其中,α为常数项,ε1、ε2为残差,OWNER为第一大股东变动,OP为审计意见,DISTRESS为财务困境,T0P10为会计师事务所规模,ALIEN为地域因素,CHARGE为审计收费。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为了比较发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取值为1)和未发生变更(取值为0)这两组样本公司在变更前第一大股东变动、审计意见、财务状况等一系列变量特征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运行SPSS 18.0软件中的独立样本T检验(Independern-samples T test)过程。表(2)给出了 2010至2012年度间,3305家样本公司按照是否发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分组后的各变量的均值与标准差。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组中上市公司大股东变动(OWNER)、审计意见(OP)、财务困境(DISTRESS)、会计师事务所规模(TOP10)、审计收费(CHARGE)和地域因素(ALIEN)的均值都高于会计师事务所未变更组中相应的均值,并且高度显著。其中数据的经济意义是:以第一大股东变动(OWNER)为例,由于OWNER是0-1型贝努利变量,在发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样本中,它的均值为0.1453,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的样本所占的比例为14.53%,其标准差为0.3530;在未发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样本中,它的均值为0.0958,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的样本所占的比例为9.58%,其标准差为0.2944,并且变更样本组与非变更样本组在变更当年同时伴随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的概率上存在显著差异,在1%的水平上显著,变更样本组大于非变更样本组。审计意见(OP)、财务困境(DISTRESS)、会计师事务所规模(TOP10)和地域因素(ALIEN)均为0-1型贝努利变量,所以可以依此类推这些变量的检验过程与数据的经济含义,篇幅有限在此不一一解释。审计收费(CHARGE)是连续型自变量,均值的T统计量显著性概率P为0.0168,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变更样本组的均值大于非变更样本组的均值。这表明,上市公司大股东变动(OWNER)、审计意见(OP)、财务困境(DISTRESS)、会计师事务所规模(TOP10)、审计收费(CHARGE)和地域因素(ALIEN)都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AC)正相关。

为了进一步验证第一大股东变动和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之间的关系,再次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以便比较发生第一大股东变动(取值为1)和未发生变更(取值为0)这两组样本公司在变更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特征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表(3)给出了 2010至2012年度间,3305家样本公司按照是否发生第一大股东变动组进行分组后的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均值与标准差。由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AC)是0-1型贝努利变量,在发生第一大股东变动的样本中,它的均值为0.1269,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样本所占的比例为12.69%,其标准差为0.3334;在未发生第一大股东变动的样本中,它的均值为0.0831,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样本所占的比例为8.31%,其标准差为0.2760,并且变更样本组与非变更样本组在变更当年同时伴随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概率上存在显著差异,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变更样本组大于非变更样本组。这说明,与大股东未变更的上市公司相比,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更倾向与发生在大股东变动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大股东变动与其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二)回归分析 将各种变量指标的数据依据前面建立的回归方程导入SPSS 18.0统计软件中,进行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对第一大股东变动、审计意见、财务困境、地域因素、盈余管理动机、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和审计收费等指标的回归,以具体考察这些解释变量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相关性。

(1)单变量分析。表(4)是公式(1)的回归结果,从表中单因素检验可以看出:第一大股东变动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在1%水平上高度显著。这一结论初步验证了假设1,上市公司发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更可能在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动后。为了使这一结论更加可靠,下面将在加入控制变量后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2)多变量回归分析。表(5)是公式(2)的回归结果,从表中的多元回归结果可以看出:(1)会计师事务所变更行为的发生与第一大股东变动(OWNER)呈显著正相关关系,t值为2.335,且在5%水平上高度显著,这一结果与前面根据理论分析提出的假设是一致的,说明当上市公司在变更年度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动时,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可能性更大;而第一大股东没有发生变更时,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可能性较小。既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动的上市公司更倾向于变更其会计师事务所。(2)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可能性与非标准审计意见(OP)之间存在着显著正比关系,t值为3.662,在1%水平上显著,这一结论支持假设2的成立,这说明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更易出现在在上一年度收到了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时;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不易出现在收到标准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时。(3)会计师事务所地域特征(ALIEN)与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t值为4.103,在1%水平上显著,与前面的假设4吻合。这说明聘任异地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发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4)会计师事务所规模(TOP10)与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t值为5.986,在1%水平上显著,这一结论与假设6相符。这说明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越大,上市公司发生会计师事务所更换的可能性与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成正比,即规模越大越易发生,这种现象值得关注。(5)财务困境(DISTRESS)与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t值为3.618,在1%水平上显著,与假设3相符。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说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更容易发生于处于财务困境的上市公司。(6)审计收费(CHARGE)与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关系,t值为2.239,在5%水平上显著,与前面的假设5相同。说明当审计费用越高,上市公司越倾向变更会计师事务所。这是由于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存在“低价揽业”的行为,会计师事务所之间激烈的竞争导致其他的事务所可以采用低价的方式吸引上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行为而收到了严重影响。总之,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变动后更容易引起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这也印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另外,审计意见(OP)、财务困境(DISTRESS)、会计师事务所规模(TOP10)、审计收费(CHARGE)和地域因素(ALIEN)五个控制变量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同样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表明这五个变量对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也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上市公司上年度年报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收费越高、财务状况处于困境、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与上市公司不在同一地区,则发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可能性越大。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2010-2012年度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变动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如下:(1)第一大股东的变动与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存在相关性。在我国,第一大股东大多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第一大股东掌握包括会计师事务所聘任或变更等上市公司的重大决策权。当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动时,由上市公司原第一大股东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有可能与新的第一大股东在某些方面的意见不能达成一致,从而导致上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因此,导致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主要原因之一是第一大股东的变动。本文通过单因素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验证了上述结果。第一大股东和管理当局通过变更会计师事务所,达到自身的某些动机,例如通过提出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或是购买有利的审计意见威胁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这都对独立执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损害了审计质量。所以要改变会计师事务所的被动地位,就需要监管者对上市公司滥用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管,以维护会计师事务所的权利。(2)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还与其它因素有关。例如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费用、会计师事务所地域特征和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财务困境等,这些也都是导致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的重要原因。这和国内外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Lennox,2000;耿建新、杨鹤,2001;李东平,2001;吴溪,2002;王春飞,2006)。所不同的是本文将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费用、会计师事务所地域特征和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财务困境纳入了实证分析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并验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对前面学者的研究进行了拓展。

参考文献:

[1]陈武朝、张泓:《盈余管理、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与会计师事务所独立性》,《会计研究》2009年第10期。

[2]杜莹、刘立国:《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效率: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12年第11期。

[3]耿建新、杨鹤:《我国上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情况的分析》,《会计研究》2011年第4期。

[4]李秉成:《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比率征兆研究》,《财会通讯(综合版)》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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