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底层散文家的崛起

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主席、《西部散文家》执行主编、《西部散文选刊》执行主编，这些头衔对一个散文家来说，不仅是职务，也意味着创作上引人瞩目的成绩，而对刘志成来说，意味的还要更多些。在全国知名散文家中，刘志成的不寻常首先在于他的出身――也许没有其他散文家像他那样，要过饭、下过井、吃过蛆虫、修过自行车、住过楼梯间、当过三轮车夫。这是一位出自最下层凭勤奋写作成长起来的作家，其创作打有个人经历的鲜明烙印，独树一帜，写出若干名篇，获得重要影响。这种情况引起人们的兴趣是很自然的，对他的研究也具有特殊的意义。

所谓底层作家中，许多只是代言人，但刘志成彻底来自底层。他散文中凡写到自己的地方都是真实的，它们点点滴滴分散在不同作品中，经过拼接，你会发现这些经历许多是令人震惊的，超出我们的想象。事实上，散文家只是人群中数量微乎其微的一部分，历数一下，古往今来的著名散文家多出自中上阶层，即使出身农民，也少有刘志成那样的绝境体验。在中国，底层是最为庞大的人群，最为大量的文学题材，在他们中间每日每时生成，却多不为社会认知，这正是文学的局限。刘志成长期生活在底层，他的叙事是朴素的、实录的，尤为可贵。当然，作为作家，体验不等于亲历，不能要求作家经过一切，但作为散文家情况又有不同。散文不是小说，不能虚构，作者的亲身经历如何也就显得格外重要。毫无疑问，刘志成的创作是与众不同的文学实践，他对人生经验的另类描述强烈吸引和征服了读者，也为中国当代散文带来新的元素。

《流失在三轮车上的岁月》是他的一个典型系列，其中塑造了作者的早期形象。在作品中描述的那段岁月里，刘志成靠脚力为生，风里雨里奔走街头，饱尝一个三轮车夫遇到的辛酸苦辣世态炎凉：领教过真正的阶层歧视，受雇跟踪过富婆的丈夫，结交过三教九流，被无端怀疑遭受过监禁，在电棍的殴打下有过昏迷不醒。我相信，击打他的人，是理所当然把他视为下九流的，不会想到打了未来的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主席，也不会想到这个苦力会把这一幕写进自己的作品。刘志成回忆这类事时，语调反倒平常，不事渲染，文字极为简略：被击昏了，躺倒在地，不知过了多久苏醒过来，仅此而已。换了一位作家，遇上过这种事情，指定会大书特书，写深写透，可是刘志成不这样，他往往只是轻描淡写，轻易带过，原因很简单，他是见得多了，也见怪不怪了。读他的作品引起的惊讶，有时不光在内容，也在于作者的叙事态度，我以为这种态度本身便积淀着长期的底层意识，与文人意识有别，是学不来的。

他的不动声色多表现在描述个人境遇时，写到他人，则充满激情。《陕北歌悠悠》中，他讲到“”中的讨饭经历，语调是波澜不惊的。那时，村里人大都吃不饱，家里总有揭不开锅的时候，每到这时，少年的刘志成就会一声不吭地拿上大黑碗和红柳棍，步行七八里山路到邻村乞讨。他的乞讨方式是庄重的，进了人家院子，先礼貌地打招呼，然后唱几声山曲，等候对方的施舍。以后，他写到堂姐家的遭遇，笔端下就难以保持平静了。当时十几岁的堂姐饿得实在受不了，离家出走，杳无音信。婶婶疯了，在村里不管遇见什么人，都反复询问是否见到女儿，有时茫然走出几十里地去寻找，村人见了无不掩面。此时，作者较为详细描述了当时情景，特别写到婶婶如泣如诉、断帛裂金的歌声，以及孩子们受大人之托监护她的经过，寄予了无限同情。但即使如此，他的叙述也是克制的，笔墨有限，未及展开，而且，没有专篇描述。我揣测，他经历过的事情要比他写出来的多得多，他是一个不愿意随意展览苦难的人。

刘志成对苦难的写作是郑重的，他最感人的一些作品，大都涉及苦难，这使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分外厚重，难以让人忽视。在《殉葬的童婴》和《伤逝的雪祭》里，他记述过两个孩子的夭折。一个是乡亲家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因被指为狐仙的孽种，被当众架干柳烧死。当时刘志成就站在观望的人群中，内心的恐惧无从言表。若干年后，他用奇特的语言再现了那一惊人场面，那个浆水干渍裹身的赤体婴儿，“躺在干柳上，饥饿已把他锋利的啼哭锈蚀成参差不齐的音符。那哭音宛若胎芽的气息，微微颤动。婴儿的右腿肚已被柳枝划破，有淡水浸出，染出来一片狰狞的仙人掌在干柳上开放”。另一个是他的亲妹妹，两岁时死于疾病，依风俗，要把她扔到野地里去。那天晚上，少年刘志成被指派去做这件事，这对他是残忍的。他抑制着情绪不让自己放声大哭，提着筐子跌跌撞撞地行走，最后在雪地上用雪盖住了妹妹。隔了几天，又忍不住寻去，他将她冻得僵硬的尸体掩埋入土。“那是我至今遭受的最为沉痛的心情，很多年来，每当想起那片像妹妹的眼睛一样纯净的雪地，我的心底就有一股积压了多年的泪泉涌淌而出。”在那个时代的那块土地上，饥饿、困苦、死亡、夭折荆棘一样丛生，构成刘志成人生记忆中最深暗的部分，标识着黑色的刻度。

刘志成是尝过地狱滋味的人，《黑色刻度》里写到，在生活压迫下，他挖过煤也运过煤，为了多拉一车煤，曾孤身被塌方埋在矿道里二十八天，陪他的只有拉车的骡子。起初，他和骡子一起吃树皮和矿渣，靠喝一点骡尿存活，后骡子无法坚持，翻起白眼，肚胀得只能四脚朝天仰躺，他含泪割开骡皮喝血维持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蛆虫和他争食骡肉，他每天靠吞食大量蛆虫度日，获救时奄奄一息，浑身长满厚厚的白毛。他的获救是侥幸的，没人想到他还活着。那二十八天里，他“被黑色包围着，被清冷和寂寞包围着，被饥饿包围着的我在承受一种游离在生和死之间的极限忍耐”，以致过了许多年，“那场生命意念与死亡及死亡笼罩的恐惧的挑战，仍然将我的心划得短路”――可以说，他在散文里使用的每个词都是他才有资格使用的，因为他才是过来人。在所有此类亲历者中，他是唯一的作家；在所有作家中，他又是唯一的亲历者。

这就是刘志成。尽管他的创作题材多样，但我认为他属于底层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底层写作多出小说家，缘由小说可以虚构，能做底层散文家的人是很少的，刘志成是一个特例。他体验过的生活不是一般作家能“深入”进去的生活，其中裹携着切肤的痛感，犀利的质感，真正的绝望与悲凉、茫然与希冀、梦想与挣扎。故此，读他的作品，和读别人的作品感觉不一样，他的作品被称为“用血水写成”，是不为过的。世界上也只有后来成为作家的人，承受过的所有苦难才得到报偿，岁月才不会白白流失。刘志成的出现，是中国散文界的幸事。

苦难，是大的哲学命题，也是大的文学命题，它是人类生存境遇中无可规避的本质属性，具有生命质感和特殊的美学价值，与文学异质同构。当然，苦难不等于苦难叙事，底层不等于底层写作，刘志成能够成长起来，一步步以创作名世，更与他自身具有的文学品质相关。这里说的文学品质指天然的作家立场、人文情怀和超越苦难的审美意识。他即使被苦难包围，也从未丧失过同情心，即使身处物质世界，也从未放弃过精神价值，即使书写最现实的题材，从未泯灭过理想的追求，这些素质的综合，使他在散文创作上异军突起。

观察作品的细部，剥离题材和意识，分析客体和主体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在文本中不寻常的存在。在一篇散文的闲笔处，刘志成记述过黄土沙梁上一窝水洼，毒日头下那水洼已快被晒干，里面竟然还有两条鱼在游，它们濒临死亡，吐着气泡，却还在用嘴巴互相碰着，仿佛在互相打气安慰。看到此景，作者“眼眶潮湿了”，为两个小生命的相濡以沫而感动。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感动于此情此景，更不会有多少人为两条鱼的死活含泪，而刘志成是这样的。《祭奠白鸭》是他为纪念两只混进鸭群的白色野鸭而写。两只野鸭患难与共，当小白鸭被歹人偷走时，大白鸭奋起扑救，后又为小白鸭守墓，最后孤单地离开了鸭群。作者那时还是个孩子，他拒绝了弟弟想吃肉的要求，在父亲诧异的目光下掩埋了小白鸭的尸体。作者特别写到，当日，大白鸭在外面哀鸣了一夜，使他难以入睡，被深深震撼。此后，他竟重复梦见过鸭的叫声，萦萦系怀。可见，这个陕西汉子，有着常人未及的丰富的感情世界，有着宽厚而深沉的悲悯情怀，也天生有着诗人的情致。

动物经常出现在刘志成的散文中，比较起来，它们是比人类的弱势群体更为弱势的群体，因此受到刘志成的关注。其实，了解一个作家的人道主义，的确可以去看他对待动物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刘志成表现出他的卓异。上小学时，他在课文里读到屠格涅夫的《麻雀》，大受感染，“我不禁有眼泪滑落双颊，混着鼻涕一起淌下了嘴角，而其他同学却一脸的轻松”。可见，人和人是不同的，他的一脸轻松的同学们，后来都没有像他那样成为作家。

刘志成最出名的一篇作品是《怀念红狐》，已被选入全国中学语文教材。文章写他家曾与红狐一家发生冲突。母狐狸偷了鸡，人去报复，找到窝，端走了四只小狐狸。母狐狸一路跟着，凄凉地干号。过了些天，一个月光朗朗的半夜里，那只红狐带着泪痕在院里跪下号叫，瘦了很多，关在屋里的小狐跟着叫，响成一片，母亲再也忍不住，把小狐送出门交给了母狐。作品最后有一个细节，看似不起眼，却使人难忘，那就是母狐狸叼了院子里的一只篮子把四只小狐带走，“我”想阻止它带走篮子，被母亲拦住了。这种细节的真切中，交织着生活中细密的逻辑，耐人寻味也触动人心。作品感动过无数人，包括教师和学生们，究其原委，不能不与刘志成一家人的善良有关。《祭奠白鸭》里，作者剖白过自己的感情，说长时间里他一直在捕捉着大白鸭那缕缭绕在乡间的哀鸣，想写下来，却一直无法动笔。直到五年后的一天，在乡下的公路上，他看见一个乱发的乡村妇女伏在交通事故中死去的女儿尸身上哭，才忽然回想到并读懂了大白鸭的叫声，也忽然打通了人与动物间的隔膜，意识到，他们有着共同的遭际和共同的爱。又说，在少年的乡间，野鸭的叫声向他泄露了苦难的秘密――他思想所及耐人寻味，使人联想颇多。无疑，他对底层写作的认识，已大大超出通常的视野，进入一种更广阔的境界。

他的《待葬的姑娘》，将他对人间苦难的深刻悲悯发挥到极致。这是他的另一篇名作，被各种评论广泛提及，值得每个人一读。读这一篇时，读者会被带入一处常人不可到达的旧窑，那里糜烂的草地上躺着一个病重的瘫女，她是被买来为十六年前死去的光棍汉殉葬的，但养了半年还没死，遭人嫌恶。人们可以随意殴打她，她无法反抗，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作者着重写到，她仍然是有感情的，会为被人踩死的老鼠落泪，原来那些老鼠是她唯一的伴侣。作品基调凄凉，令人读后久久不能释怀。这个女孩肯定早已不在人世，人世间没有几人知道她存在过，唯有偶然路过的刘志成，把她的样子记载下来，给予她在天的灵魂一丝慰藉。这其中，我们再次感到了散文的力量，是散文而不是小说，向我们传达着生活经验达不到的视界，了解到另外一些人们现实的生存。点亮刘志成作品的，多是弱小生命或强烈或幽暗的光芒，他的这些创作使人想起高尔基的《在人间》，“人间”在他的散文里扩展了视域。称为散文家，是需要拿得出一些确实感人的作品的，刘志成在这方面问心无愧。

我还相信，点亮刘志成创作的人文主义光芒，不仅来自他的个人气质，也来自他的家庭以及他家乡的那片土地。我们还记得，在面对红狐时，是他的母亲最先打开门，把四只小狐送了出去；在婴儿面临焚烧时，是母亲在人群里发出哽咽和恳求的呼喊；母亲的病多年得不到治疗，当她得知南方发洪水时，却把刚到手的医药费捐给了灾民。可以说，刘志成的母亲就是一位不俗的圣洁之人，对他的人格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刘志成的乡亲们也都是充满善意的，在艰难中不会忘记互相给予安慰和温暖。他在作品中记载，小时他去邻村讨饭时，邻村乡亲们也在挨饿，但总是要从牙缝里挤出一些剩饭剩菜或果子枣子等接济他，有了他们的接济，一家人才活了下来。刘志成考取高校时，家里拮据得连母亲的药钱都无处筹措，他只好瞒着家里压下了通知书。这件事被乡亲们知晓后，大家披星戴月制作了三天柳制品，换了些钱供他交学费。读到这些情节，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刘志成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却少有哀怨与阴暗，为什么他的作品里永远流淌着浓得化不开的善意、感恩和博爱之情。

在苦难叙事中，有关苦难表象的书写是更轻易一些的。出于时尚，一些作家仅仅受到历史理性或批判意念的指引，便在作品里进行了大量关于苦难的想象，但只是构成了一组组冷酷的生存困境表象，未必取得读者的共鸣。他们毕竟缺乏刘志成那样切身切近的底层生活。读刘志成的散文，我们感受的不仅有苦难的艰涩，还有下层的温暖、诗意的关怀，以及生存自身的活力，它们一起构成了色彩繁复的图景，呈现着生活的本相。那些来自他真正置身其间的生活的森林给予他的暗示，最终启发了他的忠实的表达。

刘志成更重要的成功，是实现了对苦难叙事的超越。他将苦难转化为人生背景，用以展示人类生命力的强盛，将创作引向新的深度。这是他探索的收获，也说明他已具备成为一个重量级作家的某些要素。

他的自述表明，他看待苦难的态度，不是凄伤，不是畏惧，不是悲怆，而是渴望，希冀去体验更大的苦难， “渴望在孤苦无依的心境下，在人生深层的苦痛中，激发一种深层的使命感，渴望能煽动起我那易于激动的本性的一切苦难”，应该说，具有他这样想法的作家并不多。

最能反映这种意识的，是他的另一名篇《舞蹈在狂流中的生命》。相信读过此作的人，都会记住陕西窟野河上惊心动魄的捞炭场面。暴雨滂沱的雨季，窟野河水汹涌奔腾呼啸而下，下游的农民们则守望已久，他们不论男女，赤着身子，一次次在水中拦截住上游卷带下的炭块、灌木和大树，险象环生。通过这个时刻，刘志成向人们展示了人生的另一种奇观。在一个令人窒息的镜头下，一个青年农民被巨浪吞噬，而人们没有去抢救，木然地望着，其中包括他的父亲。父亲“眼眶里蓄满了两池浑浊的泪雨，但始终没溢出来，只是默默地站着像雕塑一般”。只隔了一会儿，父亲便又跳下河，重新加入了这场以搏命换取生活资源的奋斗。这是活生生的现实图景，作者借在场人之口说明，这个父亲别无选择，他瞬间失去了儿子，但他必须立刻接受这个事实，把要做的事做下去，否则，以后就没有烧的了。在那一百多里的沿河畔，几乎每家都遇有这样的事情，有民谣为证：“哭了笑了都在庄稼人的脸上，死了活了都在二砍球的河上……”刘志成告诉我们，不仅如蒙田所说，最古老和最熟知的苦难总是比未曾有过的新的苦难容易忍受，而且，生存的法则是高于苦难的。当普遍的苦难成为一种巨大的平等时，当人们的生存境遇注定要与苦难相对时，人的生命便只有在殊死的搏击中获得重生和强大。这篇作品，完全超越了对底层民众不幸遭遇和磨难的一般同情，进入一种庞大的人生寓言。

研究刘志成关于苦难和生命的观念，也许是了解刘志成及其创作的关键。他同意这样的说法：缺乏苦难，人生将剥离全部光彩，幸福更无从谈起。他“企图让灵魂栖身苦难之地，体验生命中那种最无奈和最深刻的苍凉，注目人类的大苦难”，从而获得更强烈的文学使命感。我认为，形成这种意识，与他的成长环境与文化背景关系重大。他的家乡陕北高原冷荒冷凉、封闭贫穷，“翻了架坷梁拐了一道弯，满眼都是黄土山”，但那里的人民朴实坚韧，热烈达观，创造了丰厚广博的黄土文化，其重要特色便是一种来自生命力坚韧和高扬的雄浑，它影响刘志成甚深，成为他散文的基色之一。

在《沙柳，蕤蕤在生命的高地上》里，他盛赞过家乡处处可见的沙柳，它们生长在沙丘上，惯于抗逆，越压越旺，在一片荒漠中郁郁葱葱，带有神秘的凄凉，又“让人倍感生命的庄严与神圣”。在《行进毛乌素》里，他突出描写过沙漠中的一棵老树，它曾被一座沙丘穿过，树干折断，仍然顽强地从折断处伸出新的树枝，日久变得上粗下细，倒栽一般，使人惊异。多篇作品里，他介绍过故土自然环境的恶劣，但从未流露过一丝一毫的嫌弃，却充满了对家乡的挚爱与自豪，因为那片遍布沙柳的土地生长着西部的文化精神，教他如何面对艰难和苦难，给予他最重要的人生资源。

实际上，刘志成散文的内涵与风格特色，都鲜明地体现在生命意识与生命张力的形成上，这的确可归因于陕北文化对他的长期熏陶。他从小喜欢听书、看戏、唱歌，那些饱含西北元素的艺术后来直接浸润了他的创作，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歌信天游对他的影响十分显著。

陕北是民歌的海洋，从刘志成记事时起，信天游的歌声就从未间断地环绕着他。 “无论是站在高山头，还是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道里，或者行进在一马平川的大路上，到处都可以听到顺风飘来的悠扬歌声”，而刘志成自己，也是一个痴迷的歌手，在《陕北歌悠悠》和《一条歌的河流》两文中，他深情地追溯了自己与民歌的不解之缘。他是那样热恋着民歌，认为自己血管里流有民歌的血浆，他曾长期坚持收集民间散落曲目，不顾拮据自费出版民歌集；也曾在一个酒摊场上，以粗犷的歌喉打动了一个女子的心，这个女子后来成为他的妻子。

歌声带给他什么？这是只有他才能说清的。信天游的传唱之境，是广阔无垠的黄色高原，它千沟万壑，连绵起伏，而苍凉、宏壮而沉郁的信天游，正是陕北人民面对黄色高原的感性抒发。许多年来，刘志成在信天游里穿行，“揣摩着它在壮美或悲怆里引燃的浩瀚与纯净的艺术之光，它被高山和历史孤立的生命诗性，它在现实泪影里燃烧的理想欲望和永恒的精神意念”，他把那片土地上人们的生命喻为燃烧的大火，把他们的歌声喻为供这大火熊熊燃烧的木柴和河炭。此时，歌声是乡人们的血气和魂魄、尊严和奋斗。一句话，信天游的歌声正是底层人们生命力感性张扬的表征。

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刘志成的散文中，永远具有“苦难的味道、欢腾的味道、挣扎的味道、奋争的味道、黄河的味道、黄土的味道”，因为它们本身便具有信天游的魂魄。刘志成一半是作家，一半是歌手，你分不清他到底是为歌而作，还是为作而歌，唯有一点是肯定的，正像他的歌唱一样，他的写作也是“俯瞰大地、仰望苍天，唱给世间万物，唱给自己的心灵”，他从事写作，不是出自名利的需要，而是出自感性生命自由呼吸的需要，这样的作家是可为的。

所以，他的作品里，经常出现信天游粗犷、辽远、悠扬的曲调，不少使人神往的歌词由他亲自采撷和披露。他许多作品的文体中，也分明可以辨出信天游的韵味。和通常散文体不同，它们的词句往往富于动感，色彩鲜艳浓烈，来得突兀而醒目，具有“迸发”的力量，这正是信天游式的表达。他的写作永远是饱蘸深情而不是为文造情，永远是厚积薄发而不是随意而至。他的写作是北方的，也是民间的，既无“小女人”的矫揉，也无“大文化”的迂阔，淋漓发挥了西部散文的雄风。

刘志成自己就是一曲信天游，他性格朴实、豪爽、仗义、善良，喜欢脱得大大咧咧地睡觉，喜欢叫几个朋友炒一碗咸菜买一瓶劣质酒喝到天明，喜欢沙哑着嗓子吼唱酒曲。他是百折不挠的，穷困时期，曾连续欠过房东四个月房租，被迫当过一次“”，事后却后悔不已。他住大通铺、吃方便面，五分一角地节省，却敢倾囊而出购买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集。写作曾使他养活不了家，终使妻子带孩子含泪离开了他。以后，他去做苦力打拼，才将妻儿接回身边。他具有传奇色彩，更是一个具有酒神精神的作家。

酒神精神是尼采所倡，刚好也是刘志成创作个性所在。尼采认为，人生虽有其悲痛的方面，而且这悲痛是深沉的，但是欢乐比悲痛更深沉，一个人倘若有健全旺盛的内在生命力，他是不会屈服于悲观主义的，他召唤艺术进入生命的冲动，把艺术视为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身形而上的活动。刘志成处理底层和苦难题材的立场也是如此，这使他的创作如呼啸的山风、骤起的雷鸣，不同凡响。

当然，他的作品并不是每一篇都成熟，也存在粗糙之作、肤浅之作，可是他若干最好的作品，是真正有血有肉、感人肺腑的，成为新生代底层散文文学的代表作。往往，底层被认为是“沉默的大多数”，没有话语能力，难以进行自我表述，只能通过知识分子叙事完成，成为“被言说的他者”，而刘志成打破了这一格局，他是“言说的主体”，进行着“大多数”的表达，而且赢得了成就。他崛起的意义就在于此。

选自作者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