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重塑与绿色社会:科尔曼的生态政治思想

关键词： 科尔曼；生态政治；绿色社会；生态文明

摘要： 科尔曼认为生态环境产生的根源并非是人口膨胀，技术失控，消费过剩，而是资本主义政治失德。克服生态危机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弘扬合作与社群的精神，扩大基层民主。科尔曼的理论承袭了传统绿党政治思想的基本要义，深化了绿党思想的生态意蕴，为我们重塑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价值观，建立绿色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提供了理论借鉴。

中图分类号： D08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12435（2017）03031607

Key words： Coleman； ecological politics； green societ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bstract： Coleman believes that the root cause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s the loss of moral capitalism，instead of population expansion，runaway technology and excessive consumption.To overcome the ecological crisis，establish the correct values，carry forward the spirit of cooperation and community as well as expand democracy at grassroots level.Coleman's ecological political thought inherits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traditional green political thoughts.He deepens the ecological connotation of the green party thought and reshapes the ecological values of symbiosis between man and nature.Therefore，his though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to construct a green society and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在遭受生态环境破坏引起的一连串打击与报复后，开始研究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产生了许多研究生态与环境的科学，环境政治学也不在其中。美国环境政治学家丹尼尔・A科尔曼在《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一书中，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以追求物质利益为荣的发展逻辑，颠覆了以往对生态危机的诸多看法，为今天思考和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更为深邃地认识维度。

一、科尔曼生态政治思想形成的背景：工业文明的沉痛

工业文明时期，人类享受充盈的物质和商品，感受多彩的生活，体会到便捷，高效和欢愉，然而其附带的恶果――“温室效应”、土壤侵蚀等问题已严重威胁人类生存。诚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大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1]305也正是由于此，人类需要反思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卡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L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以及由多国学者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都在向人类警示，资本主义国家“不增长就死亡”的狭隘价值观已经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当人类向着他所宣告的征服大自然的目标前进时，他已写下了一部令人痛心的破坏大自然的记录，这种破坏不仅仅直接危害了人们所居的大地，而且也危害了与人类共享大自然的其他生命。”[2]73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态政治运动，女权运动，绿色运动此起彼伏，绿党应运而生，其主张得到了诸多认可，在政治事务中崭露头角。

美国绿党纲领的起草人丹尼尔・A.科尔曼撰写了《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一书。该书前言介绍了写作的背景，主要内容，目标等。正文第一部分指出了生态环境危机的传统看法，人口的不断增长，技术非理性，消费过剩；第二部分正本清源。传统看法并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政府权力集中，“不增长就死亡”的狭隘价值观，社群的丧失才是根本原因；第三部分提出了解决生态危机的对策，包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扩大基层民主，弘扬合作精神，增强社群意识等。后记部分作者认为应尊重自然，以只争朝夕的态度积极参与生态政治运动，最终将会迎来丰硕无比的生活。

生态政治即指生态与政治的结合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政治思维，把政治――社会――自然看作一个环环相扣、联系紧密的巨型系统，自觉地把政治放到一个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在内的广阔的大背景中，对其理论和行为的正负效应进行多重的，宏观的考察。”[3]与这种生态政治观不同的是，科尔曼认为生态政治学的真谛是“以一种能促进人类福祉和自然安康的方式应对并创造异彩纷呈的局面。”[4]136科尔曼将公民的政治生活与自然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认为，生态政治并不是依托于政治行为方式，而是内化为公民的一种生活方式，通过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扩大基层民利，宣扬社群合作精神，以更加灵活有效的方式解决现实的生态问题，共同呵护地球家园。科尔曼“将生态政治展示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通过重温公民权利和社群合作，通过把地球理解为我们的家园而实现的生态化生活方式。”[4]前言第8页

二、科尔曼的生态政治思想：价值重塑与生态社会

科尔曼洞悉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病，突破了学界对生态危机的认识，大胆地预设了生态政治的运行模式。

（一）关于生态危机根源的阐释

传统观点认为造成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持续不断的人口增长，技术的非理性控制，消费过盛。首先，人口的增长会增加资源的消耗，直接结果是加大对地球资源的掠夺和破坏，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猛增，为了解决饥饿和贫困问题势必会加大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他们是生态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在科尔曼看来，饥饿问题和环境问题从本质上讲是政治问题，对于今天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炸多数出现于发展中国家，可是多数的环境破坏，尤其是那些具有全球后果的环境破坏，却由人口已相当稳定的工业国一手造成的。” [4]8科尔曼倡导建立一种富有生态智慧的文化，树立一种生态平衡的新理念，综合解决环境和人口问题。其次，技术失控是生态危机的另一原因。美国环保主义者巴里・康芒纳认为“生态上的失败显然是现代技术本性的必然结果”[5]149主张进行技术革新，开发出与生态环境相安宁的技术。康芒纳的观点表达了众多环境保护者的呼声，就连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也深信由技术产生的问题可以通过创新智慧，研发和应用新的技术解决。科尔曼质疑说，在工业化之前人口少，技术落后，人们对资源的开发尚在自然界承载范围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工业化以来一切都变了，人们的生活过多地依赖于技术，可是“技术的选择不是在孤立状态中进行的，它们受制于形成主导世界观的文化与社会制度。”[4]31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在高效率、高福利以及与之相随的物欲至上、经济增长等价值观的刺激下，新的技术创造和应用不断涌现，而这些技术是服务于狭隘的价值观，为了追求高利润不惜毁坏地球。因此仅仅靠技术的进步无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但科尔曼并不反对技术的用，“假如要让技术去修复地球，这种技术必须重新建构，而且必须按照根本上尊重自然和人类社群的宽泛价值观来构建。”[4]30第三，产生生态问题的原因是人类行为失常，生态危机人人有责。因此，人类应该立足于当下拯救地球，选择绿色环保的消费方式。科尔曼认为“消费者人人有错”是谬论，理由是消费者在选择时缺乏自主性，往往是依靠决策者而做出某种选择。消费者要想在挽救生态危机中发挥作用就必须进行角色的转换，既由消费者变成公民，参与民主，“只有广泛的民主参与形式才能使公民能够争取到一个矢志于公众福祉与环境福祉的社会。”[4]44

科尔曼客观而科学地认识环境问题，毫不回避问题的实质，足见一位环境政治理论家的风范与正义。既然人口膨胀，技术非理性控制，选择消费并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那么在科尔曼看来引起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又有哪些呢？

第一，权力的集中。权力集中于国家似乎能突显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权威和能力，可是政府往往因为考虑某些公司或集团的利益，不断调整政策，在环保方面左右受到掣肘，政策难以推行。更重要的是，权力高度集中必然使民主被削弱，酝酿着生态危机。“一方面追求无穷的权力就会践踏人文需求和生态意识，另一方面会使公民保护和复原其环境的仁义之举失去用武之地。”[4]72第二，现代国家崇尚不增长就死亡的狭隘的经济价值观，在物欲的利诱下，不仅生态环境深受其害，人们的生活也被异化了，“东西方普通百姓的生活基本上都屈从于劳动分工制度、异化的工作环境，以及让人无可奈何的官僚控制体系。”[4]90为此，科尔曼试图建立一个生态智慧的社会，进行一场旨在改造社会和政治的运动，维护生灵。注重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便是推动这一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土地和劳动成为商品。土地成为商品促使资本家将土地作为私有财产，而且将其作为扩大资本的来源。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资本家不断扩充土地，致使农耕者被剥夺土地，成为自由劳动者，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劳动日渐商品化一方面使得人与自然分离，另一方面高度的商品化使民众无法参与到社群，决定社群的命运。因此，科尔曼主张树立一种新的社群意识，建立一个立足于自然环境之上的生态社群。

（二）解决生态危机的尝试

在科尔曼看来，政府权力集中致使政府行为失德，物欲至上的狭隘价值观，以及人与自然的分离是环境问题的根源。这一探索为我们认识和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方向和视角。科尔曼对解决生态危机进行了大胆的预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重塑价值观，确定行为导向。一般来讲，价值观指的是行为趋向和价值判断，它是个人或社会行为的指南。工业化以来，资本主义物欲至上的价值观促使人们不断追求物质财富，积累资本，甚至不惜以毁坏人类共同的家园为代价，结果是人们的生存受到生态环境的严重威胁。科尔曼认为必须重塑价值观，“新的价值观必须博采众家之长，包括许多文明的既有经验、自然世界的复杂网络、对人类历史的透彻理解，以及众多学科的研究结晶。”[4]112作为行动支柱的价值观必须放到整体的视野中付诸实践，具体包括十项关键价值观。（1）生态智慧。自然界包括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人类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自然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实则是一种偏颇的价值观，应该寻求一种生态智慧，认识万物生灵的内在价值，并使之和谐共处。（2）尊重多样性。尊重整个生态系统中物种的多样性，人类向自然学习，树立正确的环境观和社会价值观，从而保持多姿多彩的文化经历和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3）权力下放。科尔曼认为“一个生态型社会一定是权力下放的，这样才能保持对环境多样性和社会多样性的敏感度。” [4]119权力下放与参与型民主结合在一起，权力应掌握在真正贴近环境、懂得环境的人手中，确保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4）未来视角与可持续性。未来视角即指长远而持久地看问题，使可持续性真正内化为我们的思维视域中。可持续性是指一方面要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至于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可持续性不仅意味着尊重自然环境，而且意味着公平地分配经济的和社会的报酬和机会。”[4]122也就是说在实践层面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有序的发展原则。（5）女性主义。女性主义也称“生态女性主义”，旨在打破父权型社会割裂女性与自然的亲近状态，用妇女本能的，贴近自然灵性的包容、仁爱、理性去接触自然，以更加人性化的态度观察和对待自然界。（6）社会正义。社会正义是指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人珍视自然，相应地自然也会回报人类。社会正义强调将个人、社会、自然一视同仁，同置于一个生态系统中，维持各自的正义秩序。人类是通过一系列社会形式向自然界表达自己意愿的，因此作为个人要将保护环境视为一种责任付诸于民利中，才能构建一个可持续性的生态社会。（7）非暴力。即指人类不要向我们周围的环境施暴，因为“对地球施暴必然滑向对地球上的人类定居者施暴。”[4]129因而，要确立一种非暴力的信念，无论对人类自身还是自然界都有异常重要的作用。（8）个人与全球责任。全球责任强调的是一种整体的思维模式，“胸怀全球，行于当地”，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按照护生的价值观履行职责。（9）基层民主。强调公民积极参与社群公共事务，行使自己的权力，形成公民自身的价值观，影响公共政策。（10）社群为本的经济。包括建立一种合作型企业，工人自主管理生产，其目的是建立一个生态社群。这十大价值观可以自成体系，然而科尔曼主张以一种整体视野来把握，也就是把各价值观视为“统一世界”中融会贯通的不同侧面。

其次，社群与合作。科尔曼认为社群不是利益共同体和体貌特征相似的社会群体的简单组合，而是靠关心、尊重、责任、了解等亲近方式自觉地团结在一起。社群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是相互扶持，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及价值取向。正是由于社群内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一致的价值理念，在团结友爱，彼此信任的基础上结成社群，社群已经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表达的是共同的心声，所以在参与社群政治事务中很容易达成共识形成决策，这样的社群是和谐而高效的，科尔曼称其为“家园政治”。社群以区域为活动空间，这样的空间完全是生态化的，在共同价值目标的导向下善待周围环境，采取有效的措施维护人与环境安宁的状态，作为回报，环境也会提供社群生存发展的空间，人与自然亲密接触，彼此尊重，在这样的空间里能够找到一种家的归属感，也能找到心灵的慰藉之所，这就是科尔曼预设的生态社会。

科尔曼认为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是物欲至上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的刺激下，一切均被物质化了。在利益的驱动下激烈的商品竞争使地球面目全非，而竞争的替代品是合作，而且合作必须以社群为载体，社群也以合作活动为基础。科尔曼所说的合作其实指社群内的绿色消费方式，其根本着眼点是建立一种可持续的社会，发展合作经济。这种经济往往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而且是以保护生态为前提，所得盈利基本上留在社群支持地方经济。开展合作经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劳动者从商品中解放出来，建立工人所有制，增强工人对社群的责任意识。科尔曼的生态社群理念和开展合作社经济的模式对于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有益的，抓住了生态政治的核心。但问题是在生态社群的实践，要想按照生态的原则履行职责，缺乏的是权力，没有权力一切皆是空谈，科尔曼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归根结底，要实现生态社会，社群组建必须进入政治舞台，通过真正合作型组织奉为圭皋的直接民主机制，还政于民，把权力交回基层。”[4]161

再次，积极参与基层民主。组建生态社群时要将权力下放到基层，使社群充分享有民力。“能否以民主的方式赋予公民实现变革的力量，这决定了我们能否把对地球的爱护转化为实际的行动。”[4]162因此，为了组建可持续性的生态社会，扩大基层民主是重要一环。科尔曼将基层参与型民主分为对立型民主，积极型民主，经济民主，市政同盟等几种类型，说明基层民主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实际上，无论何种民主，其本质要求是让公民参与到具体的政治事务中去，在共同价值观的导向下形成利益的共同体，表达一致的意愿和诉求，形成决策付诸行动。对生态社群来讲，其活动的空间就构成了生态区。在该生态区中，社群主体有着相同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表达，积极参与基层民主意味着社群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公民的愿望和政治诉求通过社群这个平台得以实现。

（三）生态政治实践：绿党政治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生态危机的幽灵逐步向全球蔓延，卡逊《寂静的春天》昭示人类的狂妄自大已使这个绿色安宁的地球发出了最沉痛的，同时也在向沉迷于物欲崇拜的人类警示，要想在地球上永续生存，保护人类唯一的绿色家园已迫在眉睫。所以从70年代开始特别是80年代以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掀起了一系列旨在维护生态家园的绿色运动，欧洲各国率先建立了绿党，影响日渐扩大，各国绿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国际间的联合行动逐渐增多。1984年1月欧洲绿党成立，1993年欧洲绿党联合会成立并试图联合其他绿党组织建立一个真正国际性的绿党联盟，这意味着绿党在协调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愈加突出。绿党的出场背景及其性质决定了其是以匡扶生态正义，呵护绿色家园为使命的，按其对自然生态价值取向及政治立场的激进程度，可分为“深绿”“浅绿”“红绿”三种：“深绿”是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认为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人为地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统一性，肆意征服和奴役自然而引起生态危机，进而使整个人类文明发生危机，要克服这种危机需要重塑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统一性；“浅绿”是以人类中心论为基础，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技术运用的内在缺陷和自然资源的无尽滥用，因此通过技术不断改进及行政法律等管理手段的完善即可克服危机。“深绿”和“浅绿”均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单纯地人地失和、技术残缺等表面因素，并未澄明生态危机发生的制度性根源，漠视了资本主义制度以追逐私欲为宗旨的资本逻辑在生态危机问题中的内源性作用，试图通过简单的调和来化解危机，实质上遮蔽了资本主义制度在生态问题上难辞其咎的诘难。与“深绿”“浅绿”在政治上的保守不同，“红绿”则倡导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以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为代表流派，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崇尚物欲至上的价值观念，遵循越多越好的经济理性原则，恪守无限增长的资本逻辑，致使自然惨遭蹂躏进而产生严重的生态问题，故而制度变革是根除生态危机的有效途径，即用一种生态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在绿党看来：“我们代表一种完整的理论，它与那种片面的、以要求更多生产为牌号的政治学是对立的。我们的政策以未来的长远观点为指导，以四个基本原则为基础：生态学，社会责任感，基层民主以及非暴力。”[6]58绿党的这些主张对科尔曼生态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科尔曼延拓了绿党思想的基本要义，并将其发展为实践性更强的价值信条。

在科尔曼看来，生态问题与制度和文化是交织在一起的，“绿党运动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它全力探究政治和社问题的根源，不把任何现状当成必须接受的先决条件，相反，它力求了解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如何纠合在一起，酿成了环境与社会问题。”[4]191在绿党人士看来，社会与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公共制度，私有企业及我们的个人生活中，因此要积极参与政治民主运动，特别是基层运动，才能实现向生态社会的转变。科尔曼的绿党政治实践就是使公民通过宣传绿色、正义、和平等内容获得选举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不论是宣传、选举还是决策，其参与民主的过程是完全生态化的，绿党奋斗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生态社会，在当今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广泛，因为它以挽救地球维护生态正义为使命。但是在资本主义崇尚消费利益至上的价值世界里，权力能否下放到基层，绿党人士能否真正实现生态社会，值得深思。

三、科尔曼生态政治思想的现实启示：生态智慧与绿色社会

科尔曼有的思想仅是一种预设，有的甚至是空想，然而他思考问题的视角有益于拓宽生态文明的理论维度和为解决现实的生态问题提供启迪。

（一）生B智慧：矫正思维向度与价值取向的源泉

生态智慧是科尔曼生态政治十大价值观之一，其要旨认为人类是自然界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类应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观点旨在向人类表达一种思维方式：人类离不开自然，人类是作为一种有意识的主体内化于自然界中，所以人类不能无休止地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环境。日本环境社会学家饭岛伸子指出：“人类的，为了人类的，由于人类的行为的结果所导致的自然的，物质的，化学的环境的变化或恶化，给人类社会自身带来了各种各样不良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环境问题。”[7]5环境问题已经深深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现实困境迫使人类反思自己的行为，矫正自己的思维向度，即由占领征服自然纬度向理性、正义、生态的思维向度转换。布哈林谈到“作为动物物种之一的人以及人类社会本身都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这个巨大无限的整体的一部分，人永远也不可能逸出自然界。甚至就是在人征服自然界的时候，他也不外是利用自然规律为自身的目的服务。”[8]113也就是说人类不能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肆意破坏自然，侵犯自然。自然界为人类社会提供物质基础，人类从自然界汲取财富和力量，作为人类应该转变“人为自然立法”的思维模式，与自然和睦共处。人类非理性的行为导致生态环境问题，而这种非理的根源在于追寻物欲至上的狭隘价值观念，此观念又与生态智慧的理性价值观相悖。后现代主义学者大卫・雷・格里芬认为“人种不过是众多物种之一种，既不比别的更好，也不比别的更坏。它在整个的生态系中有自己的位置，只有当它有助于这个生态系时，才会有自己的价值。”[9]148人在自然界中体现自己的价值首先要有一种生态正义的价值观，把自然视为自己生命整体的一部分，就如科尔曼所说的要用护生的整体价值观来对待自然，利用自然而不失自然的本性，亲近自然而不至于在自然界中迷失自我。

（二）责任与使命：社会正义的本质体现

科尔曼所理解的社会正义是指通过正义的力量协调人与地球之间的关系，以伸张社会正义为纽带将人与自然界联系起来，组建一个美好的生态社会。这种社会正义实际上已经蕴含了社会责任的意味，作为人类有责任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而伸张社会正义。“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被看作是自然，这种自然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人对自然的阐明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因此自然按照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应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始终都是受社会制约的。”[10]318人在自然界中是通过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作用于自然，人不仅有自然属性，而且还有社会属性。马克思也曾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11]486这也就意味着自然界要受到社会的制约，人在自然界中组成各种社会关系，人靠这种社会关系向自然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利益诉求，或者说，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通过社会关系而实现的。作为组成社会关系基础元素的人，是大自然的直接接触者，其行为意向直接决定着大自然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走向。同时，个体凝聚就会形成一股不可小视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他们，理解了他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么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他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全取决于我们了。”[12]241个人的思想倾向或行为方式直接关乎社会力量实施的方向和效果，也正是基于此，个人应该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拯救自然的使命感，规范个体行为，建立一种公平而合理的社会规则来维护生态正义，这不仅是社会正义的本质要求，而且是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生态社会的内在要求。

（三）可持续性：实现人与自然福祉的根本途径

绿党崛起的背景及其使命决定了其首先强调生态优先原则的重要性，这个原则主要蕴含了两层内涵。一是对自然界价值的认可和尊重。按照绿党生态化的理念，人与自然共同组成了有机整体的生态链条，相互共生，人类固然有其存在的价值，而自然界同样有其存在的固有价值，地位与人类相当，故而独具理性思维的人类理应明晰生态系统的内在统一性和完整性，与自然和谐共生。二是思维范式的转换，即由人与自然机械二元对立思维向生态化的绿色思维转换。在机械二元论的思维框架内，人居于中心地位故而使得决策的重心无形中倾向人类，而在生态化的思维视域内，绿色思维方式成为审视事物的重要标尺，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的经济活动方式、政治权力的运作以及管理制度诸方面都是以合乎生态化原则为逻辑前提的，由此昭明绿党是将可持续性发展作为其实践向度的，“在很大程度上，生态学就是对所有生命形式的充分尊重，就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是社会政治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就是不同于传统政治思维方式的绿色思考，也即绿党本身。”[13]

绿党遵循的生态化优先原则固守可持续性的发展理念，暗含着其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呵护生态正义。而在科尔曼看来，可持续性并不是在唯利是图的刺激下扼杀创造性，相反他认为一个可持续性社会“它不是一意孤行地把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化为资本，而是把人从残酷竞争的异化中解放出来，让人有时间、有机会继续接受教育和从事探究活动，从而打开人类想象与创造的源泉。” [4]122也即是说，可持续性要充分发掘人类的智慧，克服消极狭隘的自然观及资本逻辑对人性的侵蚀，使人与自然从异化的蒙蔽状态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类长远福祉。科尔曼对可持续性的理解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价值意蕴，实际上是对绿党生态化原则内涵的深化，对现实具有明确的指示向度，那就是既要规避“深绿”思潮漠视人类价值的狭隘，又要克服“浅绿”思潮舍本逐末的短视，在“红绿”交融的宏阔视野内实现人与自然互生共荣。“红绿”交融以更为深邃的洞见阐明：当前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私有的本质有着密切的联系，资本的私有化规定了资本逐利的本性，奉行越多越好的发展原则，表征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是围绕无限增长的资本逻辑而运转的，由此自诩为资本主义辉煌的工业文明也难逃受资本逻辑驱使的厄运，而事实上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现代性浪潮使人类陷入困境。“红绿”交融就是要寻求生态危机解决之道，帮助人类摆脱现实的困厄，反思人类文明，呼吁生态文明的出场，而实际上“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概念内在地意味着或蕴涵着一种既‘红’又‘绿’的革命性变革。”[14]生态文明意味着把生态原则摆在优先的地位，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注重人与资源、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永续发展。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其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诉求，决定了在实践中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向度，这既是科尔曼所倡导的绿色社会的鲜明标识，也是绿党坚守生态正义在实践层面的本质彰显。

绿党“红绿”交融的思潮蕴含着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形态的生成，而科尔曼互生的价值观及其绿色社会构想，包孕了生态文明的内核，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现实启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追随着工业文明的浪潮前行，在短时期内增强了国家的实力。但是，中国的发展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如今严重的生态问题威胁到了人与自然的根本福祉，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创造G色社会已成为民心所向。中共十七大第一次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突显了“红绿”交融的意蕴，不仅是价值视野的延拓，而且是实践层次的提升，在十报告中又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概念，而且将其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昭示中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了战略高度。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社会发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理念正是立足于当前我们正处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界点上而提出来的，这是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彻底变革。

当前，如何在利用工业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界的协同发展，直接关乎未来的发展和人类共同的命运。指出：“建设生态文明，不是要放弃工业文明，回到原始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是要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15]121因此，我们必须规避先污染后治理的陋习，重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互生价值观，把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经济等生态智慧渗透于绿色发展理念中，贯穿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创造绿色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现美丽中国提供永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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