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期待与变革

编者按：在本组文章的几位作者眼中，“新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几率依然很大。但是，过去十年发挥作用的某些红利，已经消耗殆尽。中国经济已经被推上了一个“坎儿”。徘徊不前，将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应变得当，将继续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

卢锋：中国经济直面减速调整

经济增速减缓有三个原因

为什么我国经济出现持续减速态势？外部环境影响无疑是重要原因。近年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因各自结构原因低速增长甚至濒临衰退，使我国出口需求增长受到抑制。

不过分析大国经济基本表现特点，更应从自身环境和内生因素方面分析根源。从国内看经济增速减缓有三个层面根源。

一是长期原因。中国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正经历峰值期并将趋于下降，加上年轻劳动力供给增量趋于减少，会逐步对潜在供给增速产生某种收敛作用。另外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可比人均收入差距缩小，也意味着潜在后发优势发挥空间逐步收窄，制约潜在供给增速。

长期结构因素变动，可能已使中国潜在增长速度从早先两位数高位收窄到一位数水平。虽然难有精准估计，考察国际比较经验以及学术界主流看法，结合观察我国经济近年基本宏观经济指标组合表现，有理由推测目前长期潜在供给增速应已从早先10％左右下降到目前8％－9％。

二是周期原因。调整上一轮景气周期累积矛盾与失衡因素，客观要求一段时间减缓经济增速。例如中国央行总资产本世纪初十年从3.83万亿元增长到26.9万亿元，共增长6倍。同期广义货币M2从14万亿元增长到73.4万亿元，共增长4.2倍。然而同期我国实际GDP增长约1.7倍。货币扩张过快，伴随经济增长偏快偏热，通胀压力挥之不去，资产价格间歇飙升等失衡现象。经济适度减速对调整宏观金融过度扩张累积矛盾具有必要性。

三是短期原因。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以及国内经济快速下滑形势，2008年底我国出台一揽子刺激经济措施，对稳定当时就业形势与助推宏观经济2009年2季度开始v型回升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刺激措施毕竟是通过透支未来收入与需求发挥作用，好比采用激素治疗方案后患者身体会有一段时期出现不适症状一样，刺激措施“功成身退”后会由于“透支回补效应”派生经济减速现象。

例如我国刺激政策包括2009－2010年对汽车业提供降低购置税和下乡补贴，刺激我国汽车产销量从2008年965万辆和936万辆，分别跃升到2009年1420万辆和1362万辆以及2010年1875万辆和1804万辆，两年产量累计增幅高达94％。常识告诉我们，中国这样的汽车大国市场供需长期增速不可能总是维持在30％－40％超常水平。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两年井喷式增长对汽车未来供需潜能大幅透支需要减速回补，刺激措施退出后2011年产销量增速双双剧降到1.8％，今年上半年销量增速为2.9％。

需告别传统调控模式

应对目前经济减速形势，需告别“刺激经济保增长、行政干预抑通胀”调控模式。应在继续目前温和宽松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基础上，趁势实施经济调整方针，着力推进关键领域改革，为新一轮自主性景气增长到来积极创造条件。

目前经济增速低于潜在长期供给增速，需要实施温和宽松的宏观政策以避免经济增速过度下滑。近来中国政府实施的积极审慎的稳增长保增长政策，大体符合温和宽松政策范畴。最新数据显示的宏观经济明显企稳回升动向，说明前一段温和宽松的稳增长措施正在产生预期效果。

在实施逆周期宏观调节政策的同时，需总结过去十余年宏观调控实践经验与教训，对开放型市场经济下宏观调控政策的功能、目标与定位加以反思，针对转型期宏观失衡现象的深层体制根源进行调整改革，使短期总需求管理政策与长期结构性改革措施形成合理匹配与动态协调。

当我们实施积极宏观政策保增长的同时，需明确应保或力求的是自主性与内生性增长，而不是刺激政策催生的增长；是准入公平与鼓励竞争的增长，而不是维护垄断前提下的增长；是品质提升惠及民生的增长，而不是质量低下和运营粗放的增长；是稳健与可持续增长，而不是失衡累积难以持续的增长。宏观政策基本功能应回归调节总需求，不能指望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所有深层结构问题。

华生：中国经济需要“改”什么

三十多年来，改革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口号。尽管如此，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按照媒体上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许多改革在这些年的停滞或倒退，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但今天的问题与其说在要不要改革，不如说是改什么、怎么改。

土地制度改革是起点

经济、社会和政治，中国需要改革的事情千头万绪，各个阶层的诉求也相当不同，不改则衰，盲动必乱。新一轮的改革从哪里起步，绝非一些人所说的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那样简单。今天，哪里是我们开启改革新征程的起点呢？

土地制度可能是再次启动全面改革的逻辑起点。

首先，经济增长是中国刚刚进入中等收入门槛后能否成功实现现代转型长期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全球经济低速增长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最大推动力是其刚刚拉开帷幕的城市化。

而城市化就是农民的“市民化”，是农民离开乡村到城市落户的过程。这里一个关键性的制度安排就是农民原先占用的乡村土地和他们要去落户的城市非农土地的转换关系，使得城市化的主体即农民及其家庭，成为享受由他们带来的城市化土地增值收益的主体。

显然，纠正迄今为止的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脱节，解决占中国人口多数、已经和将要进城的农民及其家属的安居问题，直接关系到城市的规划布局和发展模式，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及城乡间巨大的财产和收入差距的缩小与弥合。

其次，中国城市房地产价格多年来的翻番攀升，是现行的城市土地的垄断供应和土地拍卖的土地财政制度的直接产物。高企的城市房价，不仅严重挤压了工薪阶层的消费需求，构成农民进城高不可攀的屏障，扩大了居民之间的财产与收入差距，还拴牢了靠土地财政过活的地方政府和绑架了银行与金融系统。

已经有太多国家的教训说明，依靠房地产来刺激和维系经济繁荣，都难免最终以泡沫破灭、金融危机与经济动荡、增长中断为惨痛代价。因此，土地制度改革是化解房地产泡沫和金融风险的治本之策。

再次，我国迄今所走的农民工外出打工、离乡不离土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虽然在一个阶段中降低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本，推动了经济增长并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其对劳动力素质和农业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已经日益突出。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已极少可能返回乡村但仍属农村户籍人口，平分农村资源，使农地的规模使用和农户的专业化经营受到极大阻碍。

可以认为，目前我国农民家庭的普遍兼业化已经严重阻塞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各种可能空间。

最后，由于垄断与土地财政造成的农用地与非农用地的巨大利益差，在乡村土地上兴建各种小产权房屡禁不止、尾大不掉，造成了这个领域法治的全面松弛与普遍破坏。

而近年来实行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完全了土地市场依位置定价的黄金法则，以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置换和交易，颠覆了土地市场的基本交易规律。在增减挂钩的巨大利益驱动下，各种强行合并村庄、赶农民上楼以及廉价掠压农民宅基地、承包地的现象在全国泛滥成灾，因土地而发生的各种官民对立造成了大量的，已经形成了对政治和社会稳定最普遍的威胁。

因此，很显然，无论是从经济、社会还是政治角度看，解决土地问题已经既是当务之急，又是启动整个制度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枢纽性环节。而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则是其方向的确定和可行的制度设计。

应重启国资国企改革

还需要触动的就是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现在关于国企国资的讨论、已经相当意识形态化了。国企私有化，其他效用也许不少，但严重恶化财富和收入分配，恐怕不可避免。故国企国资改革绝非现在媒体上议论的那样简单。改革的整个方向是全面推进已经中断乃至倒退多年的政企政资分开。这是中央的文件中早已确定的方向和路径，并无决策或意识形态的障碍，而且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和要求。

问题的关键一是要有政企分割的政治决心，二是要有好的制度与机制设计，二者缺一不可。国资国企现在屡屡成为社会舆论的靶子，在政治上越来越成为政府说不清的包袱和负资产。因此重启国资国企的改革，政治上正确，国际上主动，经济上实惠，只要有好的制度设计，可以顺水行舟。

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正在新一轮的集体交班换届，新一届的领导几乎全部是在“”中受到磨难，而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这是比任何个别人的能力或素质都更重要的保证。我们有理由期待，当这一代人在体制内外都走到历史前沿，而源源跟进的新生代又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时候，改革开放之花会迎来她最好的时代。

宋晓梧：四轮驱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就业弹性偏低

GDP是否能带动就业？首先要明晰，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存在一定的弹性系数。我国上世纪80年代就业弹性为0.2－0.3，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大约可以拉动200多万人就业，90年代下降到0.1。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我国4万亿投资大量投向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就业弹性下降至历史低点，只有0.05左右。原因在于投资重化工业是拉动GDP的捷径，而重化工业对于解决就业的作用并不太大，远远低于服务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型企业。

这使我国经济发展存在一个悖论，即作为人口大国我们选择了一条就业弹性很低的发展道路，就业弹性低于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以金砖四国为例，国际劳工组织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1992年至2004年平均就业弹性，巴西是0.9、印度是0.3、俄罗斯是0.2，中国只有0.1。这使得我国必须保持高增长才能解决就业。

然而，GDP增长能够说明一切吗？还要看经济结构是不是合理，社会各方面是不是和谐。

追求GDP代价巨大

为了GDP，我们集全国之力，付出了过大的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代价，同时过多地压低了劳动报酬，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积累的经济社会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转变的新阶段。如果不居安思危，认为现在样样都好，什么都不用改了，那就非常危险。

如果以所谓潜在增长率9％左右作为这5年甚至今后10年到20年的经济发展标杆，那么弦绷得太紧了，不利于逐步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以更多的力量去抓就业，去抓环境，去抓节能，去缓解诸多社会矛盾。

世界上许多国家不过把GDP视为参考指标，奉行全国统一的市场经济制度，正常状态下，政府就是制定一个法律框架，规范市场秩序，让企业在这个框架里依法有序竞争。

我国现行的体制机制使得企业将精力都用在政府身上，追求“政策洼地”，而不是企业自身竞争力提高。与此同时，是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越来越强烈，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各类市场主体发育以后，不可能像计划经济那样都用指令性计划来管了，又没有社会组织的维权自律，他们难免各行其是。政府面对上千上万的企业怎么办？不得不加强审批，同时为了抑制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不得不加强行政干预。

警惕地方政府“公司化”

近年来，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倾向愈演愈烈，层层分解下达或变相下达GDP、投资、招商引资、重大项目等各种经济指标。为了完成这些经济指标，有的党政工团齐动员，有的层层考核到街道。地方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使宏观调控发生严重扭曲，国家调控的对象主要不是市场，而是地方政府。

单纯从GDP增长的角度看，地方政府竞争居功甚伟，但积累的一系列问题日渐显现，如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尤为严重的是，地方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模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如果说，前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色是政府行政主导，这一运作方式能集中各种资源把GDP搞上去，那么在新的发展阶段，应当看到这一运作方式导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剪不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理还乱”。

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需协调发展

有人说，人均GDP达1000美元就到了社会矛盾多发期，4000美元就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也不分析各国的体制有何不同，而是GDP到了一定阶段必然出现什么问题。好像只要大干快上，人均达到10000美元就天下太平了。美国早就超过10000美元了，还不是出问题？利比亚也超过10000美元了，按说已经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如今又掉到哪个陷阱里了？只要集中力量把GDP搞上去，其他经济社会政治问题顺道就解决了，这种思路绝对不可取。

按照预定目标，2020年我国将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要如何实现？我认为，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精神，未来还是应该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轮协调驱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是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议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设施基本完备作为衡量省、市、区是否协调发展的主要指标，尽快取消地方的GDP、投资等规划指标，不再把这类经济指标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内容，以利于保证全国政令统一、市场统一。

二是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力分配关系，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适当集中到中央，由中央统筹平衡各地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并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经费保障机制。

三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社会组织、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四是大力发展和规范社会组织。我国现在已有40多万个社会组织、中介机构，但绝大多数存在“官办、官管、官运作”的现象。在国家法律框架内，发展完善社会组织，形成灵活的社会自协调机制，有效平衡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内在要求，是清晰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重要前提，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贾康：财税改革须触动既得利益

直接税与间接税比重失衡

记者：当前税收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有哪些？

贾康：从税收总体结构看，主要是直接税和间接税比重失衡。当前，税收总收入中主要由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构成的间接税比重过高，对经济转型造成了不少负面影响。

这种税制结构的不完善削弱了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

比如，发达国家非常强调发挥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美国联邦级超过40％的收入来自个人所得税，如果加上薪酬税，占比达到80％左右。这样，在经济波动中，税收超额累进机制可以发挥相当明显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即在经济繁荣期收入上升时，纳税人边际税率自动跳高，为经济降温；在经济衰退期收入下降时，边际税率自动下降，为经济升温。而我国的直接税中实行超额累进的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税制结构不完善也削弱了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能力。目前我国缺乏能够有力调节收入分配的税种。增值税、营业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比较弱；个人所得税应发挥的“抽肥补瘦”的再分配功能远不到位；财产税中的房产税刚刚开始局部改革试点，遗产税和赠与税还无从谈起。这极大地影响了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发挥。

此外，资源税改革和相关配套改革不到位，影响了政府调控资源环境、促进节能降耗的能力。

间接税比重过高加大“税收痛苦”

记者：间接税比重过高对老百姓有什么影响？

贾康：目前阶段间接税构成我国税收最主要的来源，实际上就是把主要的税负加在消费大众身上了。间接税通常可以直接嵌入商品售价之中，属于可通过价格渠道转嫁的税，优化再分配能力低下，对于恩格尔系数较高的中低收入阶层，实际加大了其“税收痛苦”程度。

间接税比重过大跟收入分配问题交织在一起，越来越不适应我们今后政策调节的取向。今后的目标取向应该是更加注重再分配的优化。当然，在这方面税收不能够“包打天下”，但是可以利用税制可塑性的弹性空间，发挥积极的作用以“抽肥补瘦”。

记者：有观点称间接税跟直接税的比重是由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的。不能人为设计？

贾康：在这方面是有争论的。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实际上，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也包括中国改革开放中自己的经验都表明，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需要正确的税制设计，需要税制改革对优化分配客观要求作出回应。

需拿出化解既得利益阻碍的可行方案

记者：那接下来应该如何设计税制？

贾康：税制设计的目标取向便是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总体来看，我国目前的宏观税负应该稳定下来，不必再提升了，同时把侧重点放在税收的结构合理化上。

各方面现在确有很多不满，作为执政党和决策集团，要充分考虑民心民意，积极呼应社会诉求。宏观税负如果稳定下来，税改自然就是税种间此消彼长的优化设计问题。只有适当提高直接税，才有操作空间去较充分地降低间接税。如何降低间接税相对简单，比如正在进行的营业税改增值税实际上就是降低间接税的一种操作。

记者：社会成员对直接税的感受是最直截了当的，提高直接税是否会有较大阻力？

贾康：肯定是有阻力的，而且阻力非常明显，这是实实在在地触动既得利益。所以改革不好推进，肯定是有难度的。但这就是我们现阶段改革的总体特点，容易做的事已做完，剩下的几乎都属攻坚克难的任务了，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

也就是说，目前到了改革的攻坚阶段，到了必须触动既得利益才能推进改革的阶段。如果不能在化解既得利益阻碍方面做出可行方案的话，一切都是空谈。但需说清楚，直接税比重逐渐提升是基于支付能力原则，是“抽肥补瘦”，是让先富起来的社会成员为国库多作一些贡献，财政再通过转移支付去扶助低收入阶层，这样同时增进社会和谐与安定团结，也是符合先富阶层的长远和根本利益的。

“富人”承担的直接税比重低到微不足道

记者：为什么老百姓近年似乎感觉“税负痛苦”？

贾康：我国总体税负在国际比较中并不高，但前面说过，间接税比重过高。目前60％－70％的税收收入是由包含在商品中的流转税贡献的，消费大众是作贡献的主体，其中大多数是低中收入阶层。

同时，有支付能力的先富阶层所承担的直接税比重，低到了几乎微不足道的水平。这越来越成为引发社会公众“税收痛苦”感受的重要因素，也是应当明确指出的税制显著缺陷。

再加上我国再分配机制滞后于社会发展的负面效应，所以十分需要以低收入端、小微企业端、实体经济端等为重点的结构性减税，配之以其他优化收入分配的举措，来回应公众关切和顺应民心，降低恩格尔系数较高的低端社会群体的“税收痛苦”。

（本组文章摘自11月16日《新京报》。有删节，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