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网络下的军民融合模式创新(下)

通过对部分国家的军民融合的价值网络分析可知，各国由于对于军品价值链和民品价值链的选择的侧重点不同，军民融合价值网络的态势也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深入。

美国：“军民一体化”

冷战后期及冷战结束后，由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发展，许多领域的新技术越来越多地在民用工业中产生，乃至其科技水平超过了军用领域，使得美国认识到军用系统和民用系统相互分离的代价很高。同时，由于冷战的结束，美国开始削减其国防开支，美国国防工业受到强烈冲击，如果军用系统和民用系统相互分离，美国便难以在军用系统和民用系统两条价值链及各环节间实现资源整合和共享，难以发挥价值链问的协同和合作效用。之前军民分离的做法已不符合美国经济和技术发展的需要，因此美国于1984年颁布了统一的采办条例，在采办上首次实现军民融合，此后又陆续出台多项法案，推动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相互转移，如今美国已经基本实现民用工业和军用工业融为一体，成为军民融合的标杆。

目前，美国实行的是“军政协作、民为军用、以军带民”的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两头兼顾的军民一体化发展模式。“军政协作”是指军民融合由国家顶层决策启动并监督，然后军政部门协同推动，营造有利于军民融合的政策环境和体制机制；“民为军用”是指国防部要主动识别并获取民用领域中产生的高新技术，将它们同现役装备结合，推动武器装备的发展，并以此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保持美国军队的技术优势；“以军带民”是指通过对军事项目的巨额投入，带动国家竞争力和国民经济的增长，让国防建设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美国推行军民融合具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美国在推动军品链和民品链之间进行协作和技术转移时，充分利用政策的指导作用和法律的规范作用，从而在发展军民一体化时事半功倍。第二，美国的高校、院所、科研机构是进行军民一体化基础研究和预先研究的主要力量，大部分的基础科研任务都由它们承担，经费绝大部分来自于联邦政府资助。第三，作为创新主体的相关产业的私营企业，大多是军民结合型，技术和资源可以军民共用。它们按市场经济规律动作，同样的技术，有军品需求就生产军品，有民品需求就生产民品。例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主营业务是系统集成、航空、航天和技术服务，其技术均为军民两用。第四，创新主体基本上是市场导向型，其价值链条、价值网络的构建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充分面向市场需求开发技术和产品，并通过主体合作、企业并购等各种手段实现技术和资源的军民融合。

美国在实现其军用和民用工业基本融合后，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开始追求军民融合的更高级形式，这种更高级的军民融合形式主要体现在：一是加强尖端民用技术和产品与武器装备系统融合；二是实现军用系统采办业务活动规则与民用商业活动规则融合。这种推动军民尖端技术融合以及制度规则融合的高级形式，是未来美国军民融合的目标。

第一种形式，是在原来形成的价值链网络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军品价值链和民品价值链的合作、协同和技术转移，实现价值链网络的高度一体化；而第二种形式层级更高，是通过实现军用和民用系统的制度规则融合，使军民企业成为一个更为有机的整体系统，使得军民两条价值链充分结合，极大地提高了其资源共享和技术转移的效率，使得军民品研发生产的总效用大于两个部门的单独效用之和。此时，两个部门之间形成了一种价值创造关系，以及资源上相互需要的效用体系。

日本：“寓军于民”

二战结束后，日本的军事力量受其宪法等多种因素限制，一直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国防科研生产体系，也没有专门从事武器和装备生产的工厂，因此日本在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建设上采取“寓军于民”的模式，使得其民间企业在国防研究开发能力和技术实现能力上都有很强大的优势。

现在的日本更加重视其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为了避免引起政治问题，日本国防研发上起牵头作用的主要是其民用部门，同时日本政府更是无偿将其军事技术转让给民用企业使用。

1、一元化的管理体系和军政民一体化的管理机制

日本的军民融合的一大特点是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管理体制。凡是有关武器装备发展的规划计划及重大项目，均由日本总理大臣亲自掌管，设计军民融合的发展战略要由国防会议决策，防卫厅具体负责武器装备发展和采购计划的监督执行，而唯一的军方科研中心——防卫厅技术研究本部也是国防科研的管理机构。

军政民相结合的决策运行机制与一元化管理体系是相辅相成的。民间防卫的企业界，不仅是具体装备和技术研制生产的实体，而且对日本国防建设和武器发展的方针政策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发展决策过程中，作为民间防卫企业界代表的防卫生产委员会等民间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向日本政府提出决策咨询建议。这些意见与防卫厅长官所代表的军方意见进一步协调，最后再正式提交安全保障会议进行最后的审议和决策。经过这种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协调活动，使得最后通过的计划和决议往往能得到政、军、民三方面的一致赞同，并能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

2、政府大力扶持生产军品的民间企业

由于日本的军品价值链生产受到种种限制，因此，日本对于可生产军品的民间企业非常重视。日本政府将军品产值占企业总产值10%以上企业列为重点军工企业，如三菱重工业公司、川崎重工业公司等等。

日本对军品科研项目提供大量补贴，以确保其技术的领先优势。对于中小型可生产军品的民间企业，日本政府也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并适当提供财政补贴，以激励这些企业积极承担和拓展军品科研生产项目，避免企业因国家削减装备采购费而陷入困境。此外，为提高日本军工企业的竞争力，日本政府还积极推动相关军工企业进行优化重组，鼓励进行联合研制和生产。在发展高科技的同时，日本重视基础工业的发展，并十分注重提高军工技术的潜力，通过保护汽车工业和造船工业等基础工业，日本保持着巨大的潜在军事产能。

3、一体化价值网络的程度很高

日本“寓军于民”的军民一体化价值网络相当特别，其军民一体化价值网络侧重于民品价值链的研发、生产、集成等环节，并通过大力开发军民两用技术，使得其价值网络的一体化程度很高。并且，由于民品价值链是面向市场、高度开放的系统，所以具有很强的经济竞争力以及敏感的需求响应能力。同时，由于政策大力扶持和市场整合，使得其民用企业具有非常强大的军事生产潜力。但是，由于军品价值链生产的独特性，日本的民品价值链并不能在所有环节上替代其军品价值链，例如在大型复杂武器系统的研发和生产上，民品价值链便力所不逮，因此其大型军事装备主要靠从美国进口。

经过多年发展，日本的军民融合已经具备相当的水平。当前日本军民融合趋势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采取多样化的经营策略，兼顾民品的开发和生产；二是大力开发军民两用技术，并效仿美国，采用民用标准代替军用标准；三是积极促进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

日本第一和第二方面的趋势，会进一步提高其军民一体化价值网络的整合程度。第三方面的趋势，可以提高民品价值链销售部门的价值溢出效应，从而促进其整个价值网络的需求响应能力、研发能力以及生产能力。

俄罗斯：“先军后民”

苏联解体前，俄罗斯的军用系统和民用系统基本上处于完全分割的状态，军用系统对于经济的带动作用微乎其微。苏联解体后，由于俄罗斯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并且国防预算急剧下降，因此俄罗斯开始大力推行民的政策，希望通过军工系统转为民用系统以解决军费问题，同时可以阻止其军用系统的衰落。尽管阻力重重，民的效果不尽如意，俄罗斯还是在努力调整其民政策，强调军民两用技术的发展，希望建立高度一体化的军民融合工业体系。

1、出台政策力促军工企业民

1 992年俄政府制定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国防工业民法》；1997年对国防工业民政策进行了调整，将全面民调整为武器出口促进民，把军工转产作为维持国防工业生存发展、促进国家经济繁荣的重要手段。俄罗斯国家杜马1998年通过了《俄罗斯国防工业民法》，使国防工业民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工作有法可依；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制订了《1998-2000年国防工业民和改组专项规划》，其中要求对军工企业实行优化改组，选出生产军品和军用技术的基本骨干企业。

同时，国防部的经济部门，联邦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共同确定了一批专业银行，由这些银行进行国家定货拨款；俄联邦国防部和联邦国防工业部门筹集中央基金，向科研和试验设计工作进行预算补充拨款，并吸引私人投资；同时利用租赁机制，提高转产效率。

2、注重国防科研与民用科研的相互渗透

俄罗斯实行军民一体化之初，其重心主要集中于民，在民过程中，又主要是在军品生产能力转向民品生产能力，军品价值链和民品价值链各个环节仍然是泾渭分明，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联系。如此一来，军品价值链和民品价值链在资源共享与技术转移上效率很低，且两条价值链之间几乎没有溢出效应。之后，俄罗斯开始转变策略，注重国防科研和民用科研的相互渗透，并且大力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利用军工企业的两用技术，加速军工企业的结构改造，缓和俄罗斯面临的尖锐问题，逐步解决其军用系统与国民经济发展脱节的问题，使得军用系统的技术溢出效应最大化。

近年来，普京政府为了维护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力图将经济搞上去，重振军威。在新形势下，俄罗斯大幅度增加武器装备建设的投入，要求国防工业将有限的资金集中发展新一代战斗机、攻击型核潜艇、洲际弹道导弹等高新技术装备，同时在国防建设中强调经济性原则和合理原则，争取以较小代价达到较合理的国家安全效能。

以色列：“以军带民”

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环境，以色列军事工业非常发达，其军民融合发展主要表现在民方面。以色列建国至今，与周边关系一直很紧张，对内与巴勒斯坦有领土之争，对外受到阿拉伯国家的包围。因此，以色列一直坚持国防高科技为立国之本的战略方针，优先发展其国防高科技，用先进的军工技术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此外，以色列还采取“战时为战，平时出口”的方针，这样，既保证了军事工业的发展，又带来了出口收入，还可以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

与日本的军民融合模式相反，以色列的“以军带民”模式侧重于其军品价值链的发展，把军事工业作为本国经济发展先导，同时推动民，以利用其先进的军事技术发展其国民经济。在以色列的军民价值网络中，军用高技术转向民用的效率高低，将决定以色列军民一体化模式的成败。只有有效降低军用技术转移成本，提高军用技术转移效率，通过协同效应和合作开发，发挥军用先进技术和生产资源优势，使得军用高技术充分地转移到民用企业中，才能维持其价值网络的稳定性，并进一步利用民用企业的需求促进军用技术的改进和创新，从而使得整个价值网络价值创造最大化。

以色列的主要特点和做法如下：

1、建立有利于“以军带民”的军工管理体制

以色列军事工业的管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即最高层次的国防委员会，是最高决策机构，由总理兼任主席，决定国防重大方针政策和重大装备计划；第二个层次是国防部，它在三军的参与下统一管理武器的科研与采购；第三个层次为国防部下属以色列飞机工业公司、以色列军事工业公司和拉法尔武器研制局，它们负责具体实施研制、试验、生产任务。

2、民带动民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以色列军工企业重视军民结合，带动了一批与国防相关的高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航空工业和电子工业尤为明显。通过国有军工企业组建民用企业，利用民间资金收购民用企业，进入准军用市场等手段从事民用业务，带动了一大批相关民用高技术产业的形成，其在通信设备、软件产业、生物技术、农业程控灌溉技术等领域，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以色列高新技术产业体系的形成，主要来源于其发达的军用系统的技术转移。以色列的民不仅局限于产品生产上的转移，甚至在服务领域中也实现了民，例如一些大型机器的维修、维护业务等。因此有人说军事工业是以色列富国强兵的“法宝”。

3、使国防部研制机构公司化

为与国际市场环境接轨，有利于国防部下属机构及企业开拓业务范围及开展国际合作，以色列将国防部下属TAAS公司和拉法尔武器研制局转变为国有公司，使其转变职能，迅速提高竞争能力。拉法尔武器研制局改为国有公司后，获得了更多的企业经营自，除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外，还向民品市场进军，取得许多可喜的成果。

4、实行国防工业私有化

1999年，以色列国防工业的大型国有军品公司还没有完全摆脱困境，政府推行私有化，作为国防工业继续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对以色列政府来说，如果不出售部分所有权，甚至实行全部私有化，期望这些公司出现任何有意义的增长是不现实的。私有化是以色列政府已确定的目标，但一些关键部门作为国有国防工业的整体结构的构成部分必须完整保留，某些与国防研究和发展有关的部门，则永远不会私有化。

由于以色列所处的国际环境，以色列在今后建设军民融合创新体系的过程中，会继续将其军事工业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上大力发展。通过军民融合促进军事工业的发展，以色列将制定国防竞争政策，鼓励国有军品企业和私营企业平等地参与武器装备项目的竞争；与此同时，以色列还将积极推进国营军品企业私有化，以此避免可能出现的财政危机。

在价值网络理论中，军品研发部门和民品研发部门的合作程度越高，其技术获取效果就越好。以色列军用部门和民用部门只有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推动、合作研发、技术转移、统一标准等，使合作程度进一步加深，才能使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溢出效应更好地发挥作用。

世界主要国家都把国防建设放在突出发展的重要地位，并根据本国国情和国际环境，采用不同的模式和途径实现军民融合，比较突出的包括美国的“军民一体化”模式、日本的“以民掩军”模式、俄罗斯的“先军后民”模式以及以色列的“以军带民”模式等等。几个国家的军民融合模式选择，都是在适应国际环境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的。其他国家，如果简单盲目地照搬照抄，很可能会事倍功半。

推进军民结合、坚持寓军于民是当前世界主要国家趋同的政策取向，也是促进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规律性特征。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通过制度创新来促进军民融合的实现。制度创新涉及管理方式、体制机制的改革，以及技术创新链和产业链分工上的重大变革，是个系统工程。

从总体上说，军民—体化的价值网络，能有效地促进军品部门与民品部门的协同效用与合作关系，而两个部门的协同与合作，又会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军民一体化价值网络的发展。通过对部分国家的军民融合的价值网络分析可知，各国由于对于军品价值链和民品价值链的选择的侧重点不同，军民融合价值网络的态势也有所不同，但总的趋势是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