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安顺场

1949年12月，成都战役结束，军队大部起义，少部被歼，只有一小部分向西昌逃窜。为了拔除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西昌，我二野司令员、政委邓小平命令第十四、十五、六十二军各一部，配属桂、滇、黔边纵队，以南北合击，发起西昌战役。

北线：我十八兵团（兵团）六十二军奉命于1950年3月由川北南下进军西康。此时，西康省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在的威慑下，宣布起义，并按我军指定地点集合，等待整编。我六十二军乘势迅速进占西康。一八六师先后解放天全、卢山、康定地区；一八四师进占西昌地区；一八五师占领雅安地区。我一八五师五五三团奉命由雅安继续南下，一路解放荥经、汉源、富林等城镇，继而逆红军长征北上路线，由富林过大渡河，占领大树堡、石棉、安顺场，过彝民区，又解放越西、冕宁，向西昌逼近。

大树堡位于大渡河下游南岸，与富林镇隔河相望，居民不过一二十户，是大渡河下游由西昌经富林通往雅安的唯一渡口，河面宽数百米，水深流急，历来靠木船摆渡。1935年红军长征北上，先遣队在此实施佯渡，吸引和牵制富林守敌，掩护红军总部及主力在安顺场渡河。1950年3月，我们五五三团一营一连在连长黄树岐、指导员李好管的带领下，由富林过大渡河，解放了长征路上著名的渡口――大树堡。

安顺场坐落在大渡河上游左岸，距大树堡三四十公里，是经泸定至雅安入川的又一重要渡口，也是彝汉民居住的分界地带。镇西是大凉山彝民区，镇内多为汉民居住，1950年这里解放时，约有居民百余户。镇北曾建有一座吊桥，桥长四五十米，宽五六米，此桥在我军到达前已被敌人破坏，桥面不知去向，唯一能看到的只有桥两边的拱型大梁和吊在上面的十余根钢筋吊杆。桥下大渡河水波涛汹涌，桥的两头是数百米高的悬崖峭壁，地势险要。左岸恶石遍布，无法行走；右岸，在悬崖峭壁下有一条简易公路，沿大渡河向上游延伸至泸定。1935年5月，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团夜袭安顺场，17勇士在安顺场渡口抢渡天险大渡河。15年后，我们五五三团又在此渡口过大渡河，占领安顺场。如今，在镇南的一间茅草屋外墙上，仍隐约可见红军当年写下的宣传标语：“朱总司令万岁！”

安顺场解放后，我们立即宣布取缔旧政权，围剿地方武装，收缴武器，遣散人员，抓捕身负血债的土匪头子。数日后，部队沿大渡河继续北上，追歼南逃的小股散兵，抢占大渡河铁索桥。我和另一名干事狄桂芝、侦察参谋杨义留守安顺场，通过留用原镇长（开明人士），向群众了解周围敌情和土匪团伙的人员、武器及活动情况，走访土匪家属，宣传党的宽大政策，劝说他们的外逃亲属脱离土匪团伙，返乡生产。这期间，侦察参谋杨义不慎枪走火，将一名老乡打死。我们将情况上报团部后，团部决定将其送往师军法处处理。杨义带着团部开出的介绍信到军法处报到去了，后果未知。

一日，我们接到情报，有一土匪头子躲藏在彝民区内，我们与团指挥所联系后，团首长通过各种关系，取得彝民土司同意，我随团里派出的一支小分队乘夜秘密进入彝民区实施抓捕。半夜，我们到达搜捕区，隐蔽在一个小村子里，我住进一户彝民家的茅草屋休息。彝民生活比较原始，屋内四壁空空，地中央有一堆篝火，上面架一口煮饭用的铁锅，吃的是整颗的玉米，碗、勺是用木头挖一个坑制成，吃饭不用筷子，而是用手抓。夜间，全家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在一间屋子里休息，男人在一边，女人在另一边，无床无炕，不用被褥，每人只披一件“擦尔娃”（羊毛织的斗篷），将头蒙住，依墙就地而睡。黎明时分，得知土匪头子住在山坡上一户独立的彝民家中，我们便在群众的指引下，奔袭十余里，将独立屋团团包围。可惜晚了一步，房主出来告诉我们，土匪头子刚走。我们在四周仔细搜索，但未发现踪迹，只好撤出彝民区。

我五五三团进占安顺场后，反动武装大部被歼，只有少数土匪外逃，社会秩序开始恢复正常，军事行动达到了预期目的。半月后，部队押着抓捕的十余名土匪返回富林。

1952年春，我五五三团奉命归建二野十六军，编入志愿军序列，不久即离开西康，踏上了抗美援朝之路。

（责编 周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