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在宏观上的分配

摘要：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型是按宏观上的一个分配规律-----平均化规律进行的。生产任何商品所创造的价值都耍交给社会，由社会按平均法则在各部门分配，分配后各商品得到的价值才形成其价格。文中将从“正比”推导出马克思的“反比”，证明马克思的“反比”是特例。

关键词：平均分配、宏观动态、价值分配、劳动价值、分配价值。

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将焦点集中在劳动价值一元论、二元论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问题上，这说明马克思在这里的研究有待发展。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卷第二篇中，马克思认为进入大工业生产后，以前以简单劳动为基础的劳动价值观和剩余价值观不再成立，不再适用。此时，任何一商品都不是哪一个人生产的，而是“社会活动的结合”生产的。价值的性质已从以前的个别性转化为现在的社会性，任何人任何部门创造的价值都归全社会所有，由社会统一分配。但是，马克思终因天命难违，未能将此时的劳动价值观和剩余价值观系统化、理性化。那么，社会是怎样统一分配价值呢？这里为了研究的方便，先给定一个假设：生产劳动中创造的价值与其生产力（率）成正比。①

一、引 子

（一）平均化规律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条件范畴是微观静态，只解决这个范畴内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宏观动态这个范畴内的经济问题。价值在宏观上的运动是由平均化规律决定的。由于对这个规律的证明十分繁杂，所以在此只从决定这个规律的根本机制上说明它的存在，然后再分析它对价值运动的决定。

一物种的基因要延续下来，有许多生存法则必须遵循。对任何一种以群居方式而生存的生物而言，它必须以某种方式保证群体“共生共息，共枯共荣”。一旦这个法则不能保证，群体不是灭亡就是解散。这个法则使得群体在分享食物（包括植物的养料）时，要按平均法则进行。不管食物是大自然给定的还是群体中部分个体去获取的，在消费上是见者有分。这里不存在按劳分配，共享分配是这里的分配法则。因此，当食物充足时，各个体都身强体壮（或根深叶茂），群体迅速壮大；当食物短缺时，各个体都将少消费一点，群体也将萎缩；当食物进一步短缺时，平均分配已无法保证，于是群体的解散或灭亡的事宜被提上日程。在平均法则不能保证时群体将有三种结局，一是自杀或自相残杀，以使另一部分个体获得生存权；二是群体解散，分成几个小群体，各谋生路；三是仍然和平共处，大家一齐消亡。

正常情况下，共享分配是所有以群居方式而生活的生物的最根本分配法则。也许我们从微观上，从个别事件上去考察时，看到的尽是不平均现象，甚至连共享的影子也找不到，但是我们应注意这里看问题的角度和层面。前面用“基因要延续”进行描述已说明了这里所要考察的层面。

人类作为一种群居动物是不可能丢失这种本性的，只是由于财富相对较多产生了剥削现象，掩盖了这种本性。权利分配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是建立在平均分配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奴隶社会,

虽然从表面上看或从法定所属权上看，奴隶主拥有一切，但是这不代表实际的消费权。“共生共息，共枯共荣”在奴隶社会仍然得到了保证。如，在丰年所增加的产品不会全部由奴隶主消费，而是奴隶的消费水平也必将提高；在灾年所减少的产品不会只是奴隶的消费水平作相应降低，而是奴隶主的消费水平也将降低。平均消费的绝对量，奴隶社会肯定比原始社会高，这是奴隶社会得以建立的前提条件。但是在权力分配与平均分配的比较值上，奴隶社会又远高于原始社会。也正是这奇高的比值掩盖了权利分配背后的平均分配，从而使我们认为平均分配只是原始社会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平均分配是人类各群体得以存在的根本条件，在人类各个历史阶段不可缺少。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权力分配、效用分配、名誉分配等是经济活动的另一个层面，我们不能以一个层面的规律和法则断然否定另一个层面的规律和法则。它们并存于同一个经济体系之中。

正是因为“共生共息，共枯共荣”这一法则的决定，所以我们要扶贫，要反垄断，要规定最低工资和个人所得税等等。在宏观动态这个层面平均化规律起主导的决定作用。那么这个规律的定义是什么呢？

依照当今商品社会经济活动的特点，可将平均化规律定义为：社会中各同类等位体获益条件均等。

其中，社会是指产品（或商品）的自由流通度，即自由流通范围。目前产品的最大自由流通度为国界。同类是指同一类事物，如人为一类，企业为一类，政府机构为一类。等位是指同一类事物中的等级，如人可分一级工、二级工；企业可分先进企业、落后企业；政府机构可分中央机构、地方机构。

同类等位体获益条件均等。如电子工人与纺织工人的工资均等；数学教授与语言教授的工资均等；化工部门最先进企业与电子部门最先进企业的利润率均等；湖北省政府与湖南省政府的拨款率均等。

不同等位体的获益条件不等。这是由现有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平均分配要尊重这一点。

在商品社会里，平均化规律通过三个平均化表现出来，即拨款平均化、利润平均化、工资平均化。其中，利润平均化已被马克思揭示出来，即其利润率平均化规律。

在宏观层面，任何部门创造的价值都不能直接形成其商品的价格，而是要交给社会，由平均化规律进行平均分配，分配后各部门得到的价值才形成其商品的价格。故此可称商品自身的价值为劳动价值，它与商品的价格无关；可称平均分配后商品得到的价值为分配价值，它才形成商品的价格。劳动价值与马克思的人类抽象劳动创造价值中的“价值”类通，分配价值与马克思的交换价值、生产价格类通，但是更接近生产价格。

（二）马克思的研究

马克思在早期对价值在宏观上的分配还是有研究的，《资本论》第三卷谈的就是这个问题，且以第二篇“利润到平均利润的转化”最说明问题。然而，尽管马克思已使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的关系完露出来，但是他懒得去总结或概括这种关系。马克思为什么这么懒呢？不在别的，而在于他研究的目的。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中，既不在于揭示价值的本质，也不在于揭示资本的运动，而在于揭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对马克思而言，“商品内包含的劳动是有给还是无给，原是一件完全没有关系的事”②， 更别说在这之后的价格运动。马克思之所以要研究价值，是因为资本家认为“......，利润好象是在商品的内在价值以外存在着的东西......”③ 。 既然已经证明了“平均利润率就是取决于资本全部对劳动全部的剥削程度”④ ,商品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已是无关仅要的，那是资本家之间狗咬狗的事情,与无产阶级无关。所以在马克思的交换关系中“只要有三个人就够了”⑤ 。

进入大工业生产后，马克思已明确注意到价值的社会性，以他的想象力，他完全可以将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上升为平均化规律，但是由于一方面天命难违，一方面现代化生产在当时还是一个新兴事物，资讯有限，他不得不留下一个遗憾。

二、使用价值形态上的平均分配

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联系就是劳动分配，即劳动成果的分配。劳动分配决定消费。劳动分配的具体形式有许多种，计划交换、商品交换都只是其中一种。但是不管是哪种分配方式最终都是以产品的使用价值形态进入消费领域为基础的。从宏观上看，使用价值形态上的平均分配是很显性的。在当今由于高度的社会分工，任何部门创造的产品，其绝大部分是供其它部门消费的，自己消费甚少。这样一部门生产率提高之后，其多生产的产品的绝大部分将供其它部门消费，提高其它部门的消费水平，而自己的消费水平却只能因此提高一点点。

例如，社会中有n部门，其中A部门的生产率提高1倍，我们考察A部门消费水平的提高情况。

很显然，若设定A部门以前的消费水平指数为1，则其生产率提高1倍后，从微观上进行考察时，由于其同样的投入，现在使产出增加了1倍，所以所换得的消费水平指数应该为2。或者是换个方法分析，假若A部门将多生产的产品全部用于自己消费，则其消费水平指数应该为2。但是从宏观上进行考察时，情况不是这样。由于A部门的消费品主要由其它部门提供，而现在其它部门的生产率没有提高，向它提供的产品还是原来那么多，这样，A部门多生产的产品在实际上不能增加其消费品。对交换而言，A部门多生产的产品在实际上不能换回任何东西，是无偿地交给其它部门的。于是，其消费水平指数和以前一样，为1。当然，由于A部门多生产的产品自己也要消费一点，其消费水平还是要提高一点点。如果此时不考虑生产相关性、资本有机构成、生产周期和产业结构等因素，仅从技术因素上考虑⑥，则A部门多生产的产品，按平均化规律的要求，每个部门将分得同样一份，于是A部门和其它部门一样，消费水平指数将提高1/n。

自然，其它任何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后多生产的产品也均将按平均化规律的要求在社会内平均分配，见者有份。显然，那些生产率不能提高的部门都是不劳而获。这便是宏观与微观的差别，在宏观上不存在按劳分配。

也许有人提出，既然A部门多生产的产品不能换回任何东西，那么A部门为什么不将多生产的产品全部用于自己消费，使其消费水平提高1倍？这是不可以的，原因有三。

（一）消费结构具有稳定性，这决定了消费中各产品的比例关系不会轻易变动，决定了消费中对各产品的需求具有饱和度。超过饱和度的产品是没有意义的，不仅不能提高消费水平，反而还要降低消费水平。例如让人们去吃过多的饭，喝过多的水。A部门多生产的产品全部用于自己消费时，将受此制约。

（二）部门虽然是经济体系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它不是企业那样具有独立主格的经济实体。部门是经济体系中一个既没有亏的意念，也没有赚的意图的组成部分。部门唯一的观念就是义务，就是无偿的奉献。虽然部门内各企业的经济行为必须按竞争法则去争取最大利润，但是不管企业间的竞争有多么激烈，由于它们彼此间的作用相互抵消，反应在部门上的合力为零，所以在部门这个层面上是平静的，是平均分配。

（三）虽然宏观层面不存在竞争，但是各部门的企业间要追逐最大利润，马克思价值规律的调节功能将起作用。

三、价值形态上的平均分配

在商品社会里，使用价值形态上的平均分配最终是通过价值形态上的平均分配来完成的。

按劳动价值二元论（或多元论），由于物化劳动创造了价值，所以一部门生产率提高后，所创造的价值必将比原来创造的价值多。这样，当多创造的使用价值以无偿的方式交给其它部门时，其相应的价值形态是不是也以无偿的方式交给其它部门呢？回答是肯定的。

此时由于其它部门没有创造更多的价值，按等价交换原则，其结果必然是其它部门没有相应的价值或货币购买A部门多生产的商品，于是A部门多生产的商品卖不出去，使用价值形态上的平均分配已无法完成。由于交换的目的是使用价值，而价值或货币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自然手段的运动方式应服从目的的运动方式。这样，A部门多创造的价值也得无偿地送给其它部门，让其它部门有相应的货币来购买其创造的使用价值。

这样，一方面，对其它部门而言，由于商品的数量还是原来那么多，于是在得到A部门送来的礼物——价值后，其商品的价值量将增多，于是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对A部门而言，由于多创造的价值中绝大部分送出去了，拥有的价值量将比实际创造的价值量少，于是其商品只好以一个比其实际价值小的价值与其它商品交换，其价格降低。

按马克思的反比关系，A部门的生产率提高1倍后，商品的价值将反比降低，这样按等价交换原则，A部门现在换回的其它商品与原来一样多，多生产的商品在实际上也是无偿地送给了其它部门。不难看出，马克思虽然没有揭示出平均化规律，但是其交换关系却遵循了这个规律。

显然，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已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描述的完全不一样，而与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描述的很相似。但是在第三卷中马克思没有将这种关系细化到个别商品上来，而是停止在“三个人的交换”之上。为此有必要以例证的形式作进一步分析。

例如，社会中只有两个部门，A部门生产率提高1倍，B部门生产率不变。原来A的产量等于B的产量，等于 m，A的价格等于B的价格，等于10k/件⑦ ，且两部门劳动人数相等，产品互补。问A、B现在的价格？⑧

A的数量现在为原来的两倍，为2m。依照前面假设的正比关系，则A部门现在创造的价值量亦为原来的两倍，为2m×10=20m。

在平均化规律的作用下，A部门多创造的10m价值将在两部门平均分配，各得5m。这样A部门现在只剩下15m的价值，于是每件A的分配价值（或交换价值、生产价格）为：15m÷2m=7.5

B部门的劳动价值虽然还是10m，但是由于A部门赠送了5m的价值，所以现在的价值总量为15m，于是每件B的分配价值（或交换价值、生产价格）为：15m÷m=15

这就是说，当A部门生产率提高1倍后，A和B分别以7.5k/件和15k/件的价格出卖时，两部门都获得平均利润，两部门的劳动者都获得平均工资。此时的交换关系是：A : B=15 : 7.5=2 : 1。

而按马克思的反比关系，A的价值（或劳动价值）现在为5，B的价值（或劳动价值）还是原来那么多，为10，于是A与B的交换关系为：A : B=10 : 5=2 : 1。

从使用价值形态上看，两种交换关系都是A : B=2 : 1，没有任何区别，但是从价值形态上看两种交换关系间却有巨大的差别，一种是A : B=15 : 7.5，一种是A : B=10 : 5。显然，在A : B=15 : 7.5的关系背后是因为物化劳动创造了价值，社会中的价值总量多；在A : B=10 : 5的关系背后是因为只有活劳动创造了价值，社会中的价值总量与原来一样。那么哪种结论更接实际呢？

分析一。在A : B=15 : 7.5的交换关系下，货币的购买力对A增强，对B减弱，且增强量正好等于减弱量，于是社会中货币的购买力不变，只是所需的货币量比以前多。在A : B=10 : 5的交换关系下，货币的购买力对A增强，对B不变，于是社会中货币的购买力增强，而所需的货币量还是原来那么多。显然，货币的购买力增强意味着货币增值。

很明显，在A : B=15 : 7.5的交换关系中，B价格的上涨是以A价格的降低为代价的，所以社会中物价水平不变，这与当今世界各国都推行“稳定物价”政策高度吻合。在A : B=10 : 5的交换关系中，由于A的价格降低，B的价格不变，所以社会中物化水平必将降低，与“稳定物价”不符。

分析二，如果将例子中的两个部门改成n个部门，则：

A商品的分配价值为：WA=10m/2m+1/n×10m/2m=5+5/n

n商品的分配价值为：Wn=10m/m+1/n×10m/m=10+10/n

显然，由于社会中有成千上万个部门，n很大，所以5/n和10/n可以忽略不计，于是：

WA=5，反比降低；Wn=10，不变。

这与由马克思的反比关系得出的结论一致。这就是说由正比关系得出了反比关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下面分析一下这个现象的本质。

（一）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并没有将价值与交换价值区别开来。这两者作为实质与现象⑨ ，其关系在数学上是有无穷多种的。对这关系的确认，马克思是以原始社会末期那种最简单的物——物交换为基础的⑩，他既没有将资本、货币、价格等因素算在内，也没有将两种商品间的交换扩展到n种商品间的交换，所以得出了价值与交换价值间的关系为一一对应，——即商品本身的价值有多少，其交换价值就应该是多少，或换个说法，商品本身的价值有多少，商品就应该以多少价值与其它商品交换。所以商品的价值与交换价值是同一的，仅仅计量单位的大小不一样而已。而实际上商品的价值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其劳动价值，即其自身的价值；一面是其分配价值，即其生产价格。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分析中已明确地暗示了商品价值的这种两面性，但是对马克思而言这是无关仅要的，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事(11)。所以在马克思价值理论中的价值在实际上是劳动价值与分配价值的混合体。显然将其反比关系中的价值当作分配价值来理解，便自然有这种现象。虽然他后来明确指出：“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12) ，但是他毕竟没有将此时的研究——严格地说是观察和预测，上升到理性高度。

（二）这种分析中的前提条件与马克思分析的前提条件一样，都假设了其它部门的生产率不变。这在实质上是分析一种特例。

当其它部门的生产率同时也提高时，其多创造的价值也将全由社会平均分配，于是A的分配价值中不再只有5/n这一个微量，而是有n个类似的微量。若假设这些微量分别为x1、x2……xn，则WA=5+∑x。显然，∑x再不能忽略不计。

此时，A的价格是涨还是降，取决它的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与其它商品的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之间的相对关系。当A的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大于社会平均水平，则其拿出的价值大于其得到的价值，即5>∑x，于是其分配价值小于其劳动价值（或原来的价值），价格降低。反之，A的价格上涨。可见，生产率提高后，商品的价格并非一定降低，如农业、建筑业、印刷业的生产率在总体上是不断提高的，但是其价格却不断上涨。

四、价值在时间、空间上的运动

在经济学中有一类价格问题我们至今无法解答，如理发、搬运、教授的价格在过去比现在低，在甲地和乙地不一样。这是静态经济学中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价格的运动。价格的运动是以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位移表现出来的。在动态分析中时间和空间不再是常量，而是变量。

在“引子”中给定平均化规律的定义时，用了一个概念——自由流通度。为什么要建立这个概念呢？因为平均化规律要受自由流通度的严格制约，任何商品都只能在其自由流通度内参与社会的平均分配，使其价值转化成交换价值。这是因为价值是依附在使用价值之上的，使用价值不能到达的地方，它也不能到达，不能在那里参与社会大分配。例如，蔬菜的自由流通度为地区范围，于是武汉地区的蔬菜无论增产还是减产，不影响北京、广州的消费水平，对北京、广州地区各商品的价格没有影响。或者反过来说，北京和广州地区的经济水平不影响武汉地区蔬菜的价格。

在平均化规律的作用下，任何一商品的交换价值都与社会的经济水平息息相关，而马克思的“它们互相交换的量的比例，则依存于它们的生产自身。习惯把它们当作价值量来固定。”(13) 已不再代表问题的全部。对那些自由流通度为地区范围的商品，如理发、搬运、市内交通、餐饮、住房等，其价格均与地区的经济水平息息相关。在经济发达的地区，由于其它部门（或企业）向社会提供了更多的价值，用于社会的平均分配，于是那些自由流通度为地区范围的商品，尽管它们的生产方式与别的地区一样，其自身的价值也与别的地区一样，但是社会分配给它的价值相对较多，于是分配价值大，其价格较落后地区高。火箭、卫星的价格在中国比美国低，原因正是如此。中国和美国是两个不同的自由流通区隔。

在时间上，如果一商品的生产情况没有变化或变化很缓慢，则其价格将不断上涨。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社会中其它部门的生产率在不断提高，不断地将多创造的价值输送到这些部门来，使其分配价值不断上涨。如农业、建筑业、手工业等，其价格均是现在比过去高，将来比现在高。

黄金的分配价值也是不断上涨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传统货币理论中的不足。黄金货币的值——即其本身的大小，即使其本身的生产情况完全不变，也是无法稳定的。

与传统的静态分析相反，不是各部门的产值决定国民产值，而是国民产值决定各部门的产值。因为国民产值是由各部门创造的价值决定的，而各部门的产值则是由其分配价值决定的，与其创造的价值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同样的两个企业，生产同样多的商品，其产值在不同的国家不一样。如中国电子公司与美国电子公司，必将是中国电子公司的产值比美国电子公司的产值低，因为中国的经济水平比美国的经济水平低。世界前500强企业的划分中就没有考虑到平均化规律这种经济机制，所以很多人不服气。落后的国家由于其落后的部门和企业相对太多，拉了那些先进部门和企业的后腿，使其产值上不去。而在实际上那些先进的部门和企业创造的价值在落后国家与在发达国家一样多。产业结构对价格的影响由此展现出来。

五、价值分配的内在实质

当将经济体系分成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指终端消费）时，价值分配的内在实质便显露出来。此时生产领域不管生产多少商品，只要在消费结构的容纳限度内，均将全部进入消费领域。这样，当生产领域创造了m量的价值时，社会必须向消费领域提供mk量的货币，以保证消费领域正好购买完生产领域的商品。于是，当生产领域的生产率提高，多创造m’量的价值时，社会必须对消费领域多提供m’k量的货币。显然，社会是以工资（包括福利、退休金等）的形式向消费领域提供货币的。可见，生产领域的生产率提高后，其多创造的价值将全部用来形成人们的工资，使人们的工资增加。至于工资增加的具体情况还与人口数量、利润等因素有关系。

价值形态上的平均分配，是以各部门的工资水平等率增涨来实现的。在宏观层面，工资与任何个别部门的生产情况没有直接关系，是由社会整体经济水平决定的。在这个基础上，微观上的分配规律及法则，如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权力分配、名誉分配、效用分配、劳动力的供求情况、工会压力等等，均将在其成立的前提条件内起作用，形成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别及收入波动。

传统的经济理论中并没有真正地揭示出宏观上的分配规律，再又加上以静态分析为主，对工资问题的解释都不构成终结解释。西方经济理论中总是认为工资是由劳动力供求情况及工会压力决定的，而不问这个决定值为什么是1000元而不是2000元，而不问为什么此时此地是1000元，彼时彼地是2000元。马克思的“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虽然要客观一些，但是同样不能回答其中的所需为什么是1000元而不是2000元，不能回答为什么中国的所需为1000元，而美国的所需为2000元。

传统的主流经济理论中，都将所有权与消费权混为一体，认为所有权归谁，相应的消费权也归谁。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以价值是生产资料创造的，认为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从宏观动态这个层面看，所有权与消费权是完全分离的。人创造的价值也好，物创造的价值也好，都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采用的一种形象描述，而实质上任何一个价值是由全社会创造的，都归社会所有，资本家和工人作为社会的一员，都有均等的消费权力，谁也没有资格多占有一份。但是在微观上，所有的剥削机制将启动。在微观上，可能是除按劳分配外，其它的分配规律都具有剥削的性质。如演员凭借名誉分配和效用分配获得的高额收入就是剥削；专利凭借效用分配获得的高额收入亦是剥削。当然剥削又分有理剥削和无理剥削，贪污就是无理剥削。我国的学术界置实际的经济活动而不顾，只承认按劳分配这一个规律，是极不正常的，这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没有半点好处。

但是，生产领域多创造的价值并不能象上面分析的那样全部转化成工资，而是生产领域还要扣留一部分。因为工资上涨后，生产领域的成本又将增加。这样，社会为了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必须保证生产领域的利润率不变，于是要将生产领域多创造的价值扣留一部分，使生产领域的利润总额作相应增加。

注：①这个假设并非凭空设想，本人已完成了对它的证明，只是原旨与假设有所不同。原旨是：在劳动对象与使用价值一定的前提下，无论生产中其它要素如何变化，商品形成时所凝结的价值量不变。劳动对象吸收的价值小于这个量便为半成品，大于这个量便使商品的数量增加。这个价值量便是商品的绝对价值。

钱伯海在其《社会劳动价值论》中通过统计分析得出的宏观上的这种正比关系，在逻辑上必将由假设的这种微观上的正比关系而得来。

②③④⑤⑾见《资本论》第三卷181~222、190~191、227、222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⑥考虑这些因素后的分析非常繁重，故此不考虑。这将影响分析的结果，但不影响结果的性质。

⑦k为价值至货币转换常量，等于单位货币中价值量的倒数。如单位货币的价值量为10，则k=0.1货币单位/价值，于是100价值商品的价格为100k=10货币单位/件。

⑧例中设置这么多等量关系是为了不考虑生产相关性、资本有机构成、生产周期、产业结构等因素。同⑥。

⑨⒀见《资本论》第一卷第10页、74页。

⑩参见晏智杰《重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文。《经济学动态》、2001年3期。同时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三节。

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卷，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