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法中的信赖利益

【摘 要】卡尔・拉伦茨曾言：“只有当人与人之间的信赖至少普遍能够得到维持，信赖能够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基础的时候，人们才能和平地生活在那一个哪怕是关系很宽松的共同体中。” [1]于此，信赖利益之重要性可见一斑。信赖利益自产生之初，备受两大法系之关注，对它的研究络绎不绝。阅信赖利益之文章，多由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角度切入，叙述信赖利益损害赔偿之原则、范围等。本文溯本还原，从信赖利益本体出发，以信赖利益的产生与发展作为切入点，围绕信赖利益这一概念，对其产生背景，两大法系间概念差异、概念界定、属性分析、相近概念辨析等进行论述，在理清信赖利益概念之构造，深入、准确把握概念之目的下完成本文。

【关键词】信赖；信赖利益；诚实信用原则；缔约过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四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以上，是我国合同法中对信赖利益这一概念的法律表述，与信赖利益有关的法条还有合同法第四十三条。从法条不难看出，我国对于信赖利益的规制，采取的是列举兼兜底式，提出了两种违背信赖利益的情形对当事人加以保护，并以兜底条款扩张该条法律规范的适用范围，它的优点在于对本法条的适用一目了然，但问题在于本法条并未揭示信赖利益的实质，对于解决万千世界的种种问题是不足够的。另一方面，从法条结构我们也可以看出，我国对于信赖利益的保护倾向于损害说，以损害作为信赖利益保护的前提，无损害则无信赖利益。这对于正确认识并适用信赖利益保护是不利的。本文从信赖利益这一概念出发，希望通过对于其生成、发展进行分析，能对信赖利益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并在中国条件下最合适的适用这一概念。

一、信赖利益之产生――比较法之角度

要正确全面的了解信赖利益这一概念，必须将其放在特定的环境下加以观察，不同的环境对于信赖利益的理解是不同的，不可混淆。首先，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有关信赖利益的规定及建构是不同的。

大陆法系信赖利益这一概念的产生发轫于耶林对于法学上的一大重要发现――缔约过失理论。耶林教授1861年在《缔约上过失，契约无效与未臻完全时之损害赔偿》中主张“法律所保护的，并非仅是一个业已存在的契约关系，正在发生中的契约关系应包括在内，否则，契约交易将暴露在外，不受保护，缔约一方当事人不免成为他方疏忽或不注意的牺牲品！契约因当事人一方的过失而不能成立时，有过失的一方就他方当事人因信赖契约成立而遭受的损失，负赔偿责任，而且是依所欲订立的契约而不是根据侵权来承担责任。” [2]

耶林教授的论述重在于合同以外构筑一种新的债之形式，以更全面的保护当事人之合法权益。当事人的利益之所以要被保护，是因为虽然合同并未真正成立、生效，但当事人相信合同已然成立、生效，这时候就应该保护当事人的这种信赖。

在耶林教授提出信赖利益雏形后，与大陆法系相对的英美法系基于自身的需要创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信赖利益理论。它萌芽于美国判例，形成于美国法学会（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所编著契约篇（The Restatement Of Contract）第九十条规定“凡允诺人可以合理的预见其诺言，足以诱导受领诺人或第三人为一定或实质之行为或容忍，苟确有此种行为或容忍发生，则当事人间虽无约因存在，为避免不公平起见，其诺言仍有约束力，倘因此违背诺言者，法院应予救济。” [3]美国著名法学家朗・富勒在总结了大量的判例后，在《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一文中确立了信赖利益这一概念。富勒从反对严格约因主义出发，通过信赖规则赋予了信赖比肩约因之效力，即即使为承诺，亦具有使合同得以成立之效果。这就突破了英美法系传统的“无约因则无合同” [4]的传统；另一方面，富勒通过对信赖利益的界定，突破了英美法系全有或者全无的损害赔偿模式。他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对于信赖利益的赔偿就足以补救当事人之损失，而恪守全有或全无则不利于保护当事人合理的利益。[5]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对于信赖利益的定义是不同的：

首先，从产生的方式来看，大陆法系是通过耶林教授的演绎发现了现代民法的一大重要发现――缔约过失责任，并借由缔约过失提出对当事人这种对契约有效性信赖加以保护的认识。而在英美法系国家，信赖利益是通过案例由法学家们归纳，加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约因理论缺陷问题。

其次，从产生的背景来看，大陆法系的信赖利益理论旨在解决因一方之过失导致合同不能成立或生效时对于契约相对方因信赖合同已成立或生效时所产生的实际发生之损害的问题。信赖利益必定存在于契约之外。英美法系正相反，它始终处于契约之中，是对以信赖为对价的合同的约束力加以肯定，并将信赖利益作为损害赔偿中预期利益的合理补充。在合同欠缺某种成立要件时，大陆法系直接将这一问题归于缔约过失，由信赖利益解决，而英美法系将信赖本身作为成立的要件，在契约效力存在的前提下考虑赔偿问题。

再次，大陆法系中信赖利益损害赔偿完全由客观损害加以决定，而英美法系，在考虑客观损害的同时，对于主观上信赖的损害也加以保护。在这里应该明确，大陆法系基于不同的订约阶段分为履行利益与信赖利益。而英美法系在朗・富勒教授之后将其划分为信赖利益、期待利益、返还利益三种。对于这几种概念的区分将在下文中加以介绍。

最后，在救济途径上，大陆法系只能由直接补偿的方式对信赖利益受损者加以损害赔偿，即当合同已然未成立或未生效时，只能在契约之外加以救济。而英美法系，即使合同因未有传统约因而不成立时，也非否定契约之效力，而是赋予信赖等同于约因之效力，或承认契约之效力，或赋予无效契约以强制执行力，它始终将问题置于契约之中。

关于我们国家关于缔约过失的实践问题。当合同因欺诈行为而被撤销以后，究竟应追究违约责任亦或是缔约过失责任，这在实践上是存在争论的。若追究违约责任，合同已然失去效力；若追究缔约过失责任，毕竟事项因合同而起。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虽然两大法系基于相同理念的诚实信用原则构建了信赖利益制度，又均以损害作为制度之基础，但是由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不同的法律建构、法律思维以及法律理论，信赖利益在其之中是存在差异的，我们国家在继受这一理论时，应该准确的认清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恰当的角度加以应用。

二、信赖利益之界定

通过对两大法系信赖利益产生的比较，我们发现，信赖利益本身具有某些共性，这也为我们界定何为信赖利益提供了可能。

基不于同的侧重，对信赖利益的界定有以下几种分类：

第一类型可以被概括的归纳为损失说，[6]意指“信赖利益乃对于因被认为有效的无效债权而蒙受损害（信赖利益）的赔偿。” [7]在此基础上又可分为“损失说”“处境变更说”“代价说”。

我国学者大多持“损失说”，王泽鉴先生认为“信赖利益者，指当事人相信法律行为有效存在，而因某种事实之发生，该法律行为（尤其是契约）不成立或无效所生之损害” [8]；梅仲协认为“消极利益（即信赖利益）云者，当事人因法律行为失效蒙受之损失也”。[9]两者差异在于王先生更加重视信赖利益中信赖的前提，强调主观的重要性，而梅先生强调合同失效对当事人的损害，强调客观的重要性。

处境变更说的代表性人物是美国法学家朗.富勒。其在其著名论文《合同损害中的信赖利益》中明确指出：“基于对被告允诺之信赖，原告改变了他的处境……我们可判给原告损害赔偿，以消除他因信赖被告之允诺而遭受的损害，我们的目的是要使他恢复到与允诺作出前一样的处境。” [10]

代价说认为，信赖利益是指在因当事人合理信赖法律行为（尤其是契约）有效成立而付出的必要的代价中所蕴含的利益，又称消极利益和信任利益。该说指出，信赖利益首先是指一种利益，它必须是基于合理的信赖而产生，它蕴涵于因合理信赖而付出的必要代价中。[11]

归纳看来，损害说角度的信赖利益，是一种在合同不成立或失效的情形下产生的一种损害，即可能是消极的损害，比如财产的减少；也可能是积极的损害，比如既得利益的损失。可以说，它揭示了信赖利益存在的场合及构成要件，前者是合同不成立或失效，后者是损害的出现。但是，在笔者看来仅从这个层面分析信赖利益是不充分的，正如代价说中所提到的，信赖利益首先指一种利益。这一点可以推及到对信赖利益的第二种界定――利益说。

对于信赖利益界定中利益说包括典型利益说、固有利益说等。

典型利益说，是吉林大学教授马新彦在其《信赖与信赖利益考》一文中总结崔建远教授的观点时给崔教授的观点的命名，即认为信赖利益是信赖合同有效成立所带来的利益。[12]对于崔建远教授的这一观点，笔者持否定态度。这一理解近似履行利益（对履行利益的分析将在下文中展开），却与信赖利益的初衷相违背。作为诚实信用原则基础之上的信赖利益，旨在保护合同之外因某种合同原因所受损害之利益，其毕竟游离于合同之外。若过分强调是对合同内容的保护，实是南辕北辙。

固有利益说以英美法系区分信赖与信赖利益为基础，认为“信赖是当事人相信要约或合同而为准备签订合同、签订合同、准备履行合同和履行合同的行为（包括作为或不作为）所导致的财产减少和与他人订约机会的丧失。” [13]它是决定合同效力如何的问题。而“信赖利益是指对合同或要约赋予了信赖的一方当事人所固有的，因信赖可能或已经受到损失的利益。” [14]它决定赔偿的问题。

笔者认为，固有利益说对于信赖利益理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影响，并与民法的价值趋向相一致。之所以这样概括是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法的发展经历了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个人的利益很大程度上让位于公共利益，所以诚实信用原则正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提出信赖利益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合同法中一大突破，而将信赖利益界定为人所固有的利益更是将诚实信用原则对人的保护进一步提升，这也与如今诚实信用原则帝王条款的地位相符。

但是，笔者在赞成固有利益说的同时，认为固有利益说仍存在不完善之处。我们不应否认，无论如何，信赖利益作为人所固有之利益却依然是人所设立的，这其实并不矛盾。如同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善意取得制度一样，最终法律效果的实现取决于法律的规定，但我们应该将信赖利益的思想深入于人心。这里既是将道德法律化，也是将法律泛道德化。

第三种界定方式否定信赖利益利益状态，称为信赖利益否定说。贺卫民先生持这一观点。他认为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都不存在信赖利益这一概念，不能将利益与损害区分来看，而应合一。[15]总的说来，这一观点相信，信赖利益没有客观存在的利益状态，它的实质是全面的利害得失关系。维持现状下没有得利，所以不是利益。没有损失也就没有得利，也不是利益。

基于信赖利益的性质，其具有两个层次的效力。当损害并未发生时，基于信赖利益的效力，缔约双发当事人应以正常缔约人的状态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完成缔约前的工作，这是信赖利益所应有的消极效力。当因乙方未依诚实信用原则而致使对方受损时，基于信赖利益的积极效力，可要求过错方负担应赔偿之责任。

这与债的体系中债务与责任的划分有异曲同工之妙。债务和责任的关系是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当双方法律关系正常履行时，双方之间存在债务，当债务无法正常履行时，则债务转化为第二性的责任，可诉诸公权力以强制履行。

以上是对信赖利益概念界定的分析。

三、信赖利益之发展

从产生到发展，从解决缔约过失的一种途径到人所固有的一种利益，信赖利益正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它所具有的属性也越来越宽泛。具体来说：

首先，信赖利益从一种消极损害正向消极兼积极损害发展。

对信赖利益保护伊始，耶林教授就提出，对于基于信赖却因他人故意或过失造成损害，应予赔偿。而朗・富勒教授也提出“处境变更说”[16]，寄希望于对信赖利益的保护达成处境恢复到未订约状态之时。这时候的信赖利益保护，针对的是当事人因信赖而造成的损失，这种损失（英美法系也称为信赖），被定义为当事人财产的减损。这是一种消极的损害，它也构成了信赖利益的基础（学理分析见上文“损害说”）。大陆与英美法系的差异只存在于主观与客观之间：大陆法系关注的是客观上财产的减损，而英美法系，一旦当事人主观上认为自己的信赖利益受到了损害并能提供相应的证据，那么他的诉求就能够被支持。随着时展，民法观念也得到了更新。学者对于信赖利益的定义从损失说向利益说倾斜。固有利益说将信赖利益视为一种人所本身具有的利益，对他的侵害不仅仅是消极的损害，更是积极的侵害。预期利益说认为信赖利益是信赖交易外观而预期可得的积极利益，损失不仅仅是财产的减损，更可以是可能机会的丧失。[17]这样一种转变，扩张了信赖利益保护的范围，对信赖利益保护的力度进一步趋强，但是也存在滥用之嫌，实应谨慎思考适用之。

其次，信赖利益从阶段性向固有性发展。

阶段性历来是信赖利益所具有的特性之一。大陆法系中信赖利益存在于合同未成立或无效阶段；而英美法系中信赖利益被圈固在合同之中。换言之，进入该阶段，始产生信赖利益；步出该阶段，则信赖利益终止。但是，随着对信赖利益认识的不断深入和保护意识的加强，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关于该制度的差异性中找到其中的共性，认识到其所固有的属性，这与诚实信用原则一样，应成为一种公理。现行法中将信赖利益原则制定在合同未成立或未生效是因为对于合同内的法律构建已相当完善，任意变之并不理想，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信赖利益之固有性。

再次，信赖利益从财产性向财产兼人身性发展。

初创的信赖利益遵循德国人严谨的法律思维，一切讲究客观依据，这决定了信赖利益的客观性，也间接导致了信赖利益的财产性――信赖利益就是当事人基于对虽未成立或生效但具有成立或生效外观合同的信赖，而对自身造成的损失，它是一种财产性补偿。英美法系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信赖利益理论，而它与大陆法系最大的不同是将当事人信赖本身价值化，充分尊重当事人的主观感受，赋予了信赖利益以人身之属性。这是信赖利益的一大突破，也将进一步提升信赖利益之重要性。

最后，希望信赖利益能从法定性向道德性发展。

信赖利益源于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升华，可以说它是将道德法律化，将道德的约束力变为了国家的强制力。但是，笔者看来，信赖利益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它的发展始终与民法发展一脉相承。社会本位的思想影响了信赖利益的产生、发展。而它的发展也更好地体现了这样一种价值观的转变。所以，信赖利益的归宿必然回归到泛道德化，它的重要性会越来越被人所接受，直至深入人心。

四、利益之辨析

上文将信赖利益作为一个单独的法学概念进行了剖析，下文将从横向比较信赖利益与其他一些相近的概念进行比较，以期对其能有更为准确地把握。正如前文所提，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关于信赖利益的概念是存在差异的，所以在比较时，笔者也将分别在两大法系的领域内对相近的概念进行比较。

大陆法系中与信赖利益相近的概念是履行利益。所谓履行利益是指法律行为有效成立并予以适当履行，使债权人享有利益，又称积极行为上的之利益。它既包括债权人从债务人的履行中获得用来补偿自己为订立和履行合同所支出的的费用和代价损失的利益，也包括合同履行后所有之利润，即可得利益。信赖利益与履行利益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两者存在的条件不同。信赖利益唯有在合同不成立或无效时方存在，而履行利益存在的前提是合同成立并生效。这里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合同已然成立生效，后又因法定或约定事由导致无效甚至不成立，究竟应该以信赖利益亦或是履行利益加以追究。

笔者认为，从《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来看，采缔约过失必须符合法条所陈述的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处于合同订立之前，不需赘述；第二种情形属欺诈行为，《合同法》上有条件的否定合同之效力，但不能涵盖全部情形；第三条系兜底条款，弥补了第二条之不足。所以，笔者观点是，若合同效力之否定源于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则应追究其缔约过失责任。基于合同无效为自始无效、全部无效，合同的救济条款也应归于无效，故不可追究违约责任。但是，基于信赖利益赔偿轻与履行利益，势必产生无效比有效情节更恶劣，但责任更轻的一种现象。笔者认为，于此，确系立法中不完善之处，但合同无效往往牵涉到国家、集体、第三人之利益，对其之侵犯，可借由公权力加以处罚，是对此缺陷之填补。

其次，两者救济的目的、方式与范围不同。信赖利益受到损害，对其保护的目的在于恢复到订约前之状态，对它的保护往往通过损害赔偿的方式加以填补，它的范围仅包括债权人为合同准备缔结、缔结、准备履行、履行等一系列行为中所支出的各种费用已经做出的给付因对方违约不能从对方的履行中予以弥补时所受之损失。而履行利益，对其的保护旨在将其恢复到未曾违约之状态，所以不仅能通过损害赔偿，还可通过继续履行、恢复原状、赔偿违约金等方式加以救济。对填补损害的范围，除包括上文信赖利益所提到之损害外，还包括可得利益损害之填补。一般言之，信赖利益的赔偿异于履行利益的赔偿，其赔偿不可超过履行利益。但笔者认为这一原则不可一概而论，基于我国现行信赖利益制度的构建，信赖利益的赔偿在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情形下，如对于商业合作中保密义务的违反时，若基于泄露秘密合作方蒙受巨大损失时，即使损害不在履行范围内，也应该获得赔偿。

最后，从信赖的要求程度上看，两者也是不同的。信赖利益置于合同之外，对其保护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延伸，很大程度上只能以道德的标准来衡量。缔约过程中应该诚实守信，不可恶意磋商；缔约过程中对于对方秘密的知悉应该予以保密等等。鉴于此，对于信赖利益保护的信赖要求是较低的，需要达到的是一种“合理的信赖”。换言之，在当事人基于诚实信用这类道德准则对缔约过程中的行为产生信赖时，这种信赖就应该得到保护。相反，履行利益是合同之中所获之利益，合同的订立虽由双方意思表示所完成，但也必须置于法律规范之下，以道德之标准实现对信赖的保护是不足够的，这种信赖不仅要合理，更要合法。

以上是大陆法系两种相近利益之比较。

在英美法系，与信赖利益相近之概念是期待利益与返还利益。期待利益是指“不去固守受诺人的信赖或允诺人的得利，我们可以寻求给予受诺人由允诺形成之期待的利益，我们可以在一个特定履行（specific performance）诉讼中实际强迫被告向原告提供允诺了的履行，或者在一个损害赔偿诉讼中，我们可以使被告支付这种履行的金钱价值”。[18]返还利益指“基于对被告允诺的信赖，原告向被告支付了某些价值；被告未履行其允诺，法院可以迫使被告交出他从原告处接受的价值。此处的目的可称作防止违约之允诺人从受诺人所支付的费用中收益，更简单的说，防止不当得利。受保护的利益可以叫做返还利益（the restitution interest）”。[19]英美法系中的期待利益与大陆法系履行利益并无本质区别，只是更加强调当事人主观上之信赖。返还利益是指在合同中即使一方对对方并无信赖可言，但一方基于合同收益而另一方损害，则应返还此利益。

五、结语

纵观全文，笔者对信赖利益的产生、发展进行了必要的介绍；分析了两大法系信赖利益所存在之差异及差异产生之原因；界定了信赖利益的概念与内涵；揭示了信赖利益属性随着时代之发展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其未来之走向；比较了信赖利益与其相近概念之区别。笔者之目的，在于认真梳理思路，对于信赖利益这一概念能有一个更加深入、准确之认识，以期更好应用于我国法律之中。

笔者看来，信赖利益之于合同法至关重要。这体现在它是损害赔偿之依据――朗・富勒在其论文《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中就提到，信赖利益是期待利益的赔偿依据，正因为信赖利益之计算过于复杂，始以期待利益替之。[20]在我国对于信赖利益的研究中也存在信赖利益标准之模糊性，既在于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也在于赔偿范围之模糊性。笔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法律构建更多地吸收了大陆法系之理念，但在信赖利益这一概念的应用中却多以英美法系之内涵加以理解。比如，从《合同法》四十二条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对于信赖利益之立法侧重损害赔偿，这与《美国合同法》一致，而不是像德国法一样，从信赖利益本身之属性对这一概念进行分析。当德国已经将缔约过失即信赖利益置于毋论是否存在缔约之时，[21]我国却未将这一理论予以更新。比如公共场所致害问题，德国往往以缔约过失加以解决，而我国以“公共场所安全保障义务”归于侵权法加以调整。这就导致在信赖利益的应用上会存在有时无法可依，有时两法可依而无从依之局面。所以，我们必须在立法层面上准确定位信赖利益这一概念，唯有理清其中之关系，消除分歧，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8.

[2]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89.

[3]林诚二.民法理论与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4]吉尔默.契约的死亡[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5]朗・富勒，小威廉R・帕杜.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6][12]余立力.信赖利益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3，5.

[7]於保不二雄.日本民法债权总论[M].台湾：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8：131.

[8]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五）[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212.

[9]梅仲协.民法要义[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12.

[10][16]梁慧星.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A].民商法论丛第七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412.

[11]李盛.信赖利益概念之探析[J].当代法学，2002（1）.

[13][14]马新彦.信赖与信赖利益考[J].法律科学，2000（3）.

[15]贺为民.信赖利益辨析[J].政法论丛，2002（2）.

[17]江帆，孙鹏.交易安全与中国民商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0.

[18][19][20]朗・富勒，小威廉R・帕杜.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6，5，6.

[21]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