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富,良民穷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的初期，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经济发达，地方财政丰腴，百姓的生活日渐富裕。

21世纪初期，是中国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的中后期，2006年《财经文摘》在湖南、四川、河北、内蒙古、陕西、山西等矿产资源丰富地区调研时，发现原居民的生活质量在直线下降，一些矿区生活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部分居民重新贫困，一些地区成为空城，甚至成为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死地。

湖南新晃：汞矿挖尽，贫穷依旧

新晃是湖南最西部的一个小县，。由于地处湘黔交界的汞矿富集地带，使该地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汞矿开采点之一。1951年元月，湖南省工业厅接管了晃县汞矿，开始了当地汞矿由国家垄断开采的历史。

据统计，湖南省工业厅接管了矿山后，汞矿1973年以前产量达到100吨以上，由于缺乏计划的超量开采，1974年后逐年下降，1981年仅30吨。由于资源富集，新晃汞矿在计划经济时期曾经辉煌一时，新晃县成为全国仅有的几个能做到财政自给且具备上缴能力的民族自治县之一。但进入90年代以来，可开采量日益缩减，矿山入不敷出，不得不在2002年10月宣布倒闭破产，新晃工业也随之陷入困境。

姚师傅是矿山的老矿工，下了一辈子的井，他见证着这个矿由盛到衰再到关闭的全部历史。

“矿工大多是地方上的农民，也有县城来的。当时为了开矿，我们也成为工人阶级，心里感谢党，感谢政府。计划经济的时候，我们响应号召加班加点，经常超额完成任务。那个时候和现在不同，超额完成脸上有光，子女出门也硬气得起来。”姚师傅谈到这里，语气有些激动，65岁的年纪仍显得中气十足。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和生存不的安全感经常袭扰他们的心头。“当时我们没想过以后怎么办，领导都不考虑，我们考虑有什么用。何况‘全国一盘棋’，国家那么多矿，总有要人的地方，就算老了做不动了，国家也要养起来，不能不管嘛。”姚师傅的话的确很有代表性，他代表了普通矿工对未来的憧憬。

9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迅速转轨，他们的未来之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改制、倒闭、下岗、买断、提前退休成为他们不能不接受的现实。这一切，对于这个资源濒临枯竭的矿山来说，都毫无例外地赶上了。

“我们有一段时间发不出工资，退休金也没有保障，那是在10年前。现在还好，退休工人的工资有社会保障，不过很低，像我1960年参加工作，就拿500来块钱。” 开矿似乎给像姚师傅这样的当地居民带来的唯一好处就是转变了身份，“井下工作累人啊，工资低，有危险，现在想起来，还不如在地方上搞副业发财。那些自己炼汞的农民早就成小老板了。”

由于汞矿主产品是水银，这是一种有剧毒的重金属，开采和冶炼具有很大的污染性。有工业的地方就有污染，据调查，尽管生产都需按照国家汞矿企业污染处理办法，但污染还是不能避免，在汞矿内凿岩工人中,多数出现噪声病、振动病和汞中毒并发症,。在产汞区，冶炼用水不能用于农田灌溉，更不能饮用；淘砂洗砂用过的废水含有氯化汞，冶炼炉冒出的烟尘更含有水银蒸气，经过雨水凝结或飘移附着后会对当地水源和土地造成极大的污染。一些外地人由于适应不了这里汞浓度超标的环境，脸上会起一层红疮。

据湖南省环保局针对新晃汞矿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目前这里环境隐患严重，汞的废渣、废水污染严重威胁着舞水沿岸的新晃、芷江、怀化等数十万居民的生产、生活。但汞污染有一个滞后期，治理需要时间，需要技术，更需要投入。

四川攀枝花：富财政，穷人民

在中国西部，有一座闻名世界的新兴工业城市，它就是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崛起的攀枝花市。在这片占全国面积不足千分之一的土地上，蕴藏着80多亿吨的钒钛磁铁矿，铁、钒、钛储量分别占全国的20%、67%、90%，钒钛磁铁矿中还伴生有钴、镍、铜、铬、锰等20多种稀贵金属。非金属矿藏也极为丰富。攀枝花以资源开发的累累硕果举世瞩目，是中国重要的钢铁、能源、钒钛基地，被誉为中国西部工业明珠。但就是这样一座西部工业明珠，这几年问题重重，政府官员思考最多的，最期望的就是转型，而城市中许多精英分子，则选择默默地离开。

尽管攀枝花拥有曾名列全国十大钢铁企业的攀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重工业城市，但在过去25年里，攀枝花GDP增速却低于四川这个农业大省的平均速度。尽管当地铁矿石资源丰富、稀有矿藏钒占世界近1/3、钛占中国90％，但钢铁业赖以生存的煤炭资源却仅够开采30年。转型压力日益显著。

其实在攀枝花，政府并不穷，财政收入占GDP的22％，去年达到55亿，四川省内首屈一指。但当地百姓的生活却让人心酸。农民还住着毛毡搭建的屋子；一些国企职工、下岗职工在贫困线上挣扎；登记失业率高达12％；全市50万人口，吃低保的就有2万人，农村人均年收入低于3000元的还有10万人。而另一方面，贫富分化严重，掌握资源的人收入极高。《经济观察报》引用攀枝花市长孙平的话报道说，这实际上是发展模式出了问题。财政不穷百姓穷，没有让百姓分享到改革的好处，这样有些市民就用脚投票。尤其是精英，离开了这座城市。

对于攀枝花，实现转型第一个难题就是弥补巨额历史欠账，要用明天的钱来建设昨天的城市基础设施。第二就是妥善处理与占市财政收入一半的攀钢的关系。作为中央企业，攀钢有权自己决定未来规划，但如果攀钢大肆扩张，攀枝花将难以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

近几年，攀枝花为了弥补历史欠账，财政支出常常高于收入一倍以上。规划局局长黄双华说，由于忽视基础设施建设，攀枝花现在仍没有高速路，民航刚开通两年，城市建设必须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陕、蒙：富了城市，苦了农村

2006年5月《望东方周刊》一篇“‘百强县’竟是贫困县”的文章引起了广泛关注,文章揭开了陕西榆林、内蒙古鄂尔多斯等资源富集地区百姓极度贫困的背面。 榆林市是世界少有的矿产富集区，全市原煤、天然气、原油等矿产资源潜在价值约占全国总量的30%。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煤炭探明储量约占全国的1/6。近年资源开发使当地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但脱贫速度远远滞后。去年榆林市财政收入已跃居全省第三位，下辖的神木县成为西部百强县，但是这个财政大市的12个县市区全部是国家级或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市35%的行政村尚未脱贫，农民人均纯收入还达不到全省平均水平，贫困人口全省最多。神木县去年产原煤8200多万吨，是全国产煤第一县，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名位居陕西省第一名，但是这个县仍有贫困人口12万人，占全县总人数的1/3左右。

鄂尔多斯市财政收入突破90亿元，下辖的准格尔旗是我国西部地区3个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的旗县之一，但是全市的8个旗县也都是国家或自治区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准格尔旗发展和改革局局长陈文俊介绍说：“准格尔旗城里灯红酒绿，农村却很凄凉，不通车、不通电、点柴油灯的很多。有些地方村民们吃的是旱井贮存的雨雪水，有的甚至连旱井水也吃不上，到十多公里以外拉水、花钱买水。

资源开发不但没有使当地百姓迅速脱贫致富，反而正在制造许多生态危机和隐患。榆林市环保部门介绍，仅神木、府谷两个产煤大县32平方公里、4.2万亩农田严重减产或无法耕种；十多条河流断流，许多村庄出现水危机，有的要到十几里外拉水，有的则要以每吨3元～6元的高价买水。在神木县，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大规模综合机械化开采的3个大矿形成采空塌陷面积24.72平方公里，已经造成14村856户、3285人不同程度受灾，损坏房屋1560间，损坏水浇地、旱地和林地37000多亩。

资源利益分配的不合理，引发了大量社会矛盾。《望东方周刊》报道，在内蒙古准格尔旗准格尔召镇3个行政村，2005年6月村民为了让村组织带着大家一起争矿，推选出罢免委员会，依法启动罢免程序，罢免了原来的村委会、随后又改选原来的村支部，选出支持争矿、上访的新“带头人”。新班子最大的任务就是以村组织的名义四处上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