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为官法则

网络带来的权力结构变化以及官民关系的变化，导致了不少地方官员患上了网络恐惧症。

“开会发言不抽名烟；出席会议不戴名表；基层视察不打雨伞；灾难发生不露笑容；突发事件不当新闻发言人。”这是近来微博上流行的“官场新十大警示”。

这段“警示”涵盖了官场中的几大特点在网络新时代的转变，并从表象上的转变暗示着权力结构的转变，这些变化给官员们带来了或多或少的网络恐惧症。

权力结构的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刘少杰在《网络化时代的权力结构变迁》一文中曾谈到，社会生活网络化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新事物可谓层出不穷、接踵而来，但在难以枚举的变化中，最醒目的莫过于权力结构的变迁。

这里的权力不是仅指政治权力，而是泛指社会生活中具有支配作用的各种力量。在传统观念中，提到权力，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政府的行政权、市场的资源配置权，以及资本的产权、官员的领导权和军事霸权等，概言之，这些权力都是有形实体的支配权，或曰实体权力。而在社会生活网络化过程中得到快速提升的却是与实体权力不同的信息权力。网络空间中的信息权力，是不在场的网民通过观点、消息传递、时事评论等行为在交流沟通中展现的权力。

简言之，刘少杰认为现今社会出现了与实体支配权旗鼓相当的网络信息权力，而且这种权力不可小窥。

因为信息具有权力作用，早已不同于以往概念中的信息权力作用，因为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具有权力作用的信息，主要是由各种政治、军事、工业企业和意识形态机构发出的信息，这些信息所具有的权力的基础不在信息本身，而在于这些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实体。而在网络社会中，表现最活跃、作用最广泛的信息权力的基础，则在于广大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或价值信念。

学者蔡文之认为以信念、意志、知识和评价这些非物质因素为基础的权力就是信息权力。而卡斯特对网络社会的信息权力作了更为明确的论述，他直截了当地把信息权力称之为精神或心灵的权力，是通过符码影像直接呈现出来的社会认同的权力。

尤为重要的是，在网络社会，信息权力的主体已不仅是传统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的控制者和政治权力的控制者，而是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广大普通社会成员。因为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技术的普及应用，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具备了信息、表达观点和抨击时弊的条件与能力，都成为信息权力的掌握者和施行者。于是，处于基层甚至底层的社会成员拥有了信息权力，并且拥有了表达和发挥信息权力的有效形式和便捷途径，例如微博、QQ群和上网跟帖等。而当基层社会成员拥有并能有效表达信息权力时，权力的运行机制也发生了变化。

这种深刻变化表现在，一方面，信息权力不再仅仅掌握在政治领袖、思想家或神职人员手中，百姓也有了信息权力，并且，由于百姓人数众多，他们通过快捷的网络形式发出的信息权力，常常显得阵容庞大甚至气吞山河；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权力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信息权力也不再仅是自上而下地运行，相反，基层百姓表现的信息权力却直接影响社会上层，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信息力量。

因此，网络时代权力结构最大的改变在于，底层民众开始拥有了信息权力（之前基本被上层阶级独占），并改变了信息权力自上而下的运行格局，反而使底层民众的信息权力可以自下而上的运转。

这就是静悄悄的革命。不过，信息权力的生成与扩展，对于控制权力的机构也并非仅是负面因素。网络社会的崛起，虽然使执政党面临一些新问题，但也给执政党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客观上提供了新的机遇。

官民关系新特点

网络时代权力结构的变动，必然让官民关系在互联网上呈现出了新的特点。中国青年报曾根据一年来的“一周舆情综述”专栏内容，总结出几大官民关系的特点。

一、互联网拓宽了官民互动的通道。

网络民意并不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网络表达与政府监管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及共同合作的可能，网民与政府之间也存在着大量可以共建却未共建与共治的领域。以公共治理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有助于社会的互动与和谐，培养网民参与社会管理，将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网络时代带来的并不是洪水猛兽，或许是走向善治的一个契机。

二、网络舆论的发达程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成正比。

可能有的地方政府觉得，本地区在互联网上波澜不惊，是社会稳定的表现。其实，更大的可能，这是社会发展停滞和民意表达不畅的迹象。本地经济增长迅速，社会分工发达，利益群体分化，社会各阶层纷纷借助大众传媒，特别是互联网，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因此出现各种杂音，爆出一些丑闻，其实只是传媒在“还原”社会真实的矛盾构成，不仅无碍观瞻，反而有利于各方利益博弈趋于透明化、规则化。

三、社会管理和执政理念滞后于经济进步，导致负面舆论激增。

经济基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一些地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转型迟缓。有些地方政府习惯用排斥社会参与的权力机制，来解决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例如，把政府必须接受媒体和民众的监督，片面地视为领导干部的“雅量”；对于上访民众通过正常渠道的申诉，不惜出动“专班”打人；把围观的市民说成“精神病”而强行关进精神病院；把极度贫困人群列为管控对象，由专职民警负责“跟踪其思想动态”。

媒体出身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伍皓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官员和百姓台上台下的位置换了个儿，老百姓坐主席台讲述自己的苦与忧，官员需要在台下站起来解释政策、表态怎么解决。”遗憾的是，某些领导干部仍然习惯于高高在上，遇事就试图让台下的百姓噤声，不能容忍民众和媒体七嘴八舌议论公权力的得失，不能容忍社会力量尝试与政府一道参与社会管理。这种权力观的扭曲，导致种种让网民啼笑皆非的怪事。

四、应对突发事件舆情，需从政法思维主导转向意识形态思维主导。

遭遇突发公共事件，政法思维关注的是社会当下的稳定，倾向于动用机器、采取强制措施来维稳；而意识形态思维主导强调官民互动，占据舆论的主导权。

刚性维稳是相对容易做到的。各级人民政府掌握机器，人权、事权和物权在手，基本上没有不能平息的突发事件。网民和公众也可以暂时沉默，但在其内心深处，突发事件会留下深刻的划痕，留下对社会不公的愤恨，对政府的怨怼。

应该注意到，在近年来的突发公共事件中，当事人、地方政府和“围观”事态的网民多赢的结局很少，多数情况下是三方皆输。当事人冤屈难申，地方政府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维稳却落得一身埋怨，民众觉得社会正义更加渺茫。虽然事后很快恢复了治安秩序，但政府的公信力、警方的公信力和社会的向心力，却一次次地受到损伤。而公信力，正是政府最重要的无形资产。

五、政治家与主流民意水融，是社会的黏合剂。

这方面，官员应抛弃“作秀”或“惹麻烦”的误解，呼应民意，恰恰是官员的基本职责。互联网时代，这种职责官员将难以忽视。

六、呼唤体制内的意见领袖，打赢互联网时代的“政府公信力保卫战”。

政府在宣传战线上，应该多使用话语权，而不是“封堵权”，尤其是在互联网上。在坐视网上的激进情绪愈演愈烈后，依然只会用封堵信息一招，把网上话语权拱手让给民间意见领袖，这是一种“惰政”行为。

破除官员网络恐惧症

网络带来的权力结构变化以及官民关系的变化，导致了不少地方官员患上了网络恐惧症。

官员“网络恐惧症”，呈现出三种表现。表现一：漠视网络监督，打击报复网络举报人。表现二：反应滞后，丧失引导网络舆论的主动权。表现三：视网络监督为洪水猛兽。

河南某县县委书记认为，在网络里，党政官员是“弱势群体”。“网络是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说话可以不负责任，这很可怕。我们不是怕老百姓的监督，我们希望倾听民声，但现在网络上有一种不良现象，党政干部尤其是县委书记只要有一点不妥，哪怕这只是谣传的，就可能被网民群起攻之，无限放大，让人受不了。”

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某办公室副主任则认为，目前有一种说法：中国社会不是人治，也不是法治，而是“媒治”。许多悬而未决、“查无实据”的事件，在网络上曝光后，其处理力度之大、速度之快、态度之坚决，与曝光之前形成天壤之别。 在现实社会中越强势的群体，在网络上往往处于弱势。因此，官员患上“网络恐惧症”也是顺理成章。

浙江某县县委书记称：“总的来说，我还是认为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的工作是每天要面对基层，只要你跟群众生活在一起，你的一言一行让大家看得到听得到，有人给你造谣，肯定也有人给你辟谣。那些网络的事情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或许，网络时代的为官法则，正从消除“网络恐惧症”开始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