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经验的经验

谈话嘉宾:

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招商局副局长 钟波

苏州工业园区出口加工区管委会综合办公室副主任 杨一心

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夏超宁

德尔福电子（苏州）有限公司进出口助理贾

苏州工业园区海关加工贸易监管处处长王义升

苏州工业园区海关通关管理处处长 陶阅铭

意义大于GDP

钟波:“独家经营”的示范作用。

苏州工业园区是由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合作开发的，“特中有特”的开发区。政府希望在靠近上海经济中心的地区，将新加坡经验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创建一种新的管理体制。

园区在“软件”上努力学习了发达国家通行的做法:在行政管理上，园区管委会借鉴了新加坡高效、廉洁、精简模式；园区十年建设遵循“亲商”理念，沿着发展经济的主线，采取了很多创新措施。比如，海关管理中的EDI，SZV，都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新加坡和中国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借鉴他们的经验，接受难度较小。经济学家吴敬琏说得好:“苏州工业园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用十年的时间重建了一个新苏州。更大的意义在于，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在华东地区，起到了示范作用。”

杨一心:改变了苏州的历史进程。

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大批经济开发区，当时国家一个很重要的设想是通过这些窗口，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实际上，从1984年到1994年，这个任务并没有完成。当时全国都大量引进资金，不仅仅吸引国外资金，还引进国内资金。但是到了90年代后，各地开发区逐渐成熟，开始意识到引进海外的技术的重要性。苏州工业园区是在这个节点上起步的，它改变了苏州的历史进程。

中新合作的意义不仅仅是促进苏州经济，或者GDP的发展，它应该有更高的历史地位。很多事件在其后被证明是历史发展的转折点。

亲商秘诀

杨一心:最精神层面的学习。

对新加坡“软件”的学习，有大小之分。小的比如规章、法律、政策优惠等等，都可以依照葫芦画瓢，相对容易。但更深、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学习，是新加坡“中正平和”的亲商观念。这种理念深入新加坡人的骨髓，支撑新加坡的发展。在新加坡，没有针对外资企业的投资规定，整个国家经济对于外商投资是完全开放的。

园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此。从招商部门，延伸到园区管理的各个环节以及与之相配合的海关、工商、税务部门，大家共同合作来实践亲商理念，这是园区成功的最精神层面的原因。

钟波:招商就像谈恋爱。

招商好像谈恋爱，不能一厢情愿。《孙子兵法》里说，要“知己知彼”。首先要了解企业的目的。以前外商在中国投资，看重的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现在大家看重的是中国广大的市场。所以，企业首先衡量能否占领中国市场，其次才是相对低的人力成本和其他运作成本。

过了这一关，我们才能考虑:苏州是否能够满足他们的要求？向他们展示工业园区与众不同的优势:全新的理念。园区管委会向新加坡派送了1000多名干部接受培训，从最早没人知道“亲商”二字怎么写，到现在“亲商”已经贯穿整个园区各个角落。

王义升:企业是园区的孩子。

90年代初，有位台湾企业的领导者对我说:“台湾经济比大陆领先20年，为什么有些地方官员对我们如此傲慢？使出性子，要么是无知，要么是有所求。” 这番话使我在之后的工作中引以为戒。

园区经济贸易发展局和招商局的一大批干部，代表了园区的形象。前几年招商形势不好，吸引一个企业来园区落户不容易。当时大家说，这就是我们刚生出来的孩子，希望他能好好发展，要求包括海关在内的四个政府部门支持和关爱。

淮南为桔，淮北为枳

杨一心:苏州文化兼容并包，一脉相承。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对工业园区的发展进行了评价。他说，新加坡在苏州与中国政府合作建设了一个工业园区，并对苏州进行了无保留的输出，包括培训了1000多名政府官员。这些人不仅学习了加工贸易深加工问题、经济问题，也学习了新加坡对环境保护、反贪创廉、税务等的制度。他们学得很好，苏州人民学习的能力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好。

这种评价，不是苏州人“王婆卖瓜”。它证明了园区十年的发展是科学的发展，不单是GDP，而是综合性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苏州学习新加坡经验取得了一些成绩，与苏州文化有很大关系。苏州文化的特征是兼容并包。从历史上来看，苏州在南宋时期接受中原文化后才渐渐辉煌起来；在明朝时期，苏州地区最早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苏州文化一直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能力一脉相承。

“亲商”理念有一天也会传播到中国的中西部其他地区，也会和文化密切结合，随当地的文化而发生改变。

王义升:苏州人杰地灵。

“人杰地灵”，苏州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特性。

苏州的人文环境很好，苏州人具有一种包容性，能够海纳百川。不管你来自哪里，工作两三年后都会喜欢上苏州。工业园区不少企业的管理人员后来都娶了当地的太太，在这里生根。

苏州的老百姓很勤劳。曾经有家企业从马来西亚整体搬迁到工业园区，我问他为什么选择苏州？他说，环境非常好，而且人很勤劳。在马来西亚，各种节日太多，一年365天要休息200天，而中国一年大约100天假期，比较符合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规律。

在其他国家的海关，制服很完备，公务员的工作是按部就班。我很庆幸赶上了园区发展的时机，能真正做一点事情，虽然过程很辛苦，但非常值得。

让候鸟不北飞

陶阅铭:高效的公共社会服务环境。

近年来，原来位于东莞等地的一些企业，由于当地的人力成本上升而大批北上，这是资本增值的必然选择。韩国大使馆商务参赞也曾说，五年以后，韩国的投资都将向中国的西部地区转移。

工业园区的快速增长，使得其空间密度、高度都已达到一定规模，下一步的发展也将面临巨大挑战。但是我认为，企业大批离去的可能性不大:一来企业还有利润空间，二来因为园区政府提供的公共社会服务环境好。对于大型企业，这一点非常重要。海关也是国家公共服务机构的一种，各个部门共同为企业营造一个高效的环境。

有些地区的土地、人力和其他运营成本确实比苏州低廉，但是在企业产生效益的时候，一些公共服务机构就会向它伸手。在这些地区，社会公共服务机构提供的还不是公共服务，有强烈的个人色彩。

杨一心:减轻振荡，留住精华。

有一个笑话，叫做“三个头”:客商进区哈腰点头;过段时间，政府要求企业出资修路修桥，老总就开始摇头;年底时“官员”觉得企业没有“意思意思”，对企业断路断电，那是杀头。

简单的亲商招商，可以吸引企业进入园区。但怎样留住这些“候鸟”？需要考虑企业战略发展的要求。

园区发展的十年，也是产业链上下延伸的十年。即便一个组装产品，虽然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但它的组装成功，需要依赖于周边一两百个上下游企业的形成。苏州已经把握了产品制造链条上的综合能力，这就是我们的财富。

一般而言，进入苏州工业园区的产品，已经步入其生命周期的中段。即使成本不上升，几年后这个产品和技术也会自然衰落。如果园区不加强研发力量，大规模的企业迁移，早晚也会出现。下一个目标可能是在环渤海湾地区，这是由成本梯度决定的。

苏州怎样减轻由成本梯度规律带来的振荡？只有企业周边产生强大的研发力量，其产品和技术的生命期就会不断延长。园区的目标，是让企业产品生产、技术研发和基础研究的三个链条连接起来。

下一步肯定也有苏州的企业迁往渤海湾，关键是离开的企业是什么样的？如果正好是园区产业升级需要淘汰的企业，园区可以“退一进三”，实现资源的合理整合。

王义升:不是便宜就好。

在园区，大家都非常关注从“候鸟经济”向“榕树经济”的转变。

成本阶梯规律确实存在，但是未必便宜就是好。园区曾有一家箱包厂，以为搬到其他地区一年可以节省几十万人民币的成本，结果半年后发现问题一大堆，配套设施不好，地方政府要求企业出资修路修桥，最后企业宁愿放弃厂房，回到了园区。

贾:我们对园区有信心。

公司通常会计算那些优惠措施是不是真的对生产有利。比如园区海关率先在全国推出了SZV模式，公司计算了一下，平摊下来的费用的确比传统模式下要低，运行也非常通畅，尤其是保证了通关速度。

由于公司的产品是汽车零部件，50%销往美国，50%国内销售，生产线绝对不允许断线。在SZV模式下，货物早上7点从新加坡出发，下午2点到禄口机场，海关能保证晚上8点货物就到达工厂投入使用。而传统的分拨运输、清关方式，最少要消耗两天时间。

对企业来说，最主要的就是节约时间，让企业生产效率越来越高，钱赚得越来越多。园区交通便利，规划非常合理，最近公司又在此新建了厂房，我们对将来的发展很有信心。

柴米油盐

夏超宁:我们也有结构性“人荒”。

园区也有“人荒”问题，但不是通常理解的“民工荒”，是一种结构性紧缺，技术含量高的高端人才需求量很大。由于靠近上海，园区对人才的吸引力受到了一定影响，但由于区内很多都是全球性知名的企业，企业本身的品牌优势成为吸引优秀人才的一大要素。

园区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目前针对高端人才的猎头服务，可以满足企业一半以上的需求。但是人力资源开发公司的工作不同于普通的商业猎头公司，首要的目的是要稳定园区用工，不能因招聘人员给区内其他企业带来冲击。所以，人才都是从区外、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引进。

跟广东等地区相比，园区的用工环境要好很多，员工的合法权益有保障。园管会对企业工人的福利问题考虑很周到，在园区设有A、B、C三类公积金制度，包括了住房、工伤、养老保险各个方面，企业和工人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

陶阅铭:园区与“民工荒”地区产业结构不同。

广东的产业结构和苏州不一样。东莞大多是生产鞋、帽、纺织品、玩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而园区企业的自动化程度比较高，需要的是技术要求比较高的产业工人。广东劳动力市场上缺的人，在苏州未必能找到工作。园区的劳动集市每天凌晨都有大批农民工排队，但是市场对这种类型工人的需求不大。

杨一心:学习新加坡培养产业工人。

新加坡非常成功的一点就是，重视产业技术工人的培养。上个世纪60年代，电子行业在新加坡开始出现，市场需求大量的技术工人。新加坡贸易发展局主办了大量的职业技术学院和培训中心，教育的市场导向和行业导向都非常明显。南洋理工学院就是由60年代的职业技术学院发展起来的，它的成长与新加坡的产业化进程相对应。

园区学习这一点，也成立了职业技术学院，采用了和企业生产实际紧密联系的教学方式:学校聘请的很多老师曾是企业工程师，他们对企业的需求非常清楚，又能结合学校教育。每年暑假期间，不少老师还会回到生产线，开学后再根据暑期实践来完善教学计划。目前学校开办已经五年，做得还不错，毕业生受到了市场的欢迎。

钟波:电力不紧张。

园区水、电、气在规划时期都得到合理计算，供应很充足。在五年规划建设之初，园区就投资建设了华能电厂，2004年年发电量已经达到120万千瓦，最终为300万千瓦。另外区内还有一个36万千瓦的发电厂，所以区内电容远远大于用电量。

2004年，全国用电紧张期间，周边其他地方由于旧有的用电网络在高峰期不能负载而形成计划性停电，而中新合作区70平方公里的区域，电力都得到了全力保障，没有一次因为电力不足拉电而影响企业生产。

杨一心:环境控制严格。

2004年，苏州环境保护局在园区四十多个点进行了电子污染的检测，结果是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园区的环境污染绝对低于整个国家的污染程度。在有些企业的生产过程中，比如芯片、电工类企业，会应用大量的化学物品，但其后都需经过严格的污染处理。园区对影响环境保护的投资项目审批、对污染物的处理和排放都控制得非常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