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共二大为何作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

[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中共二大召开前后国际国内时代背景以及当时国情的了解，分析了中共二大之所以作出加入共产国际的正式决议，既是贯彻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思想，也是由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

[关键词] 中共二大 共产国际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

在中共二大通过的九个决议案中，有一项是《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决议案“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1]P（141）。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一种抉择”[2]P（103），既是贯彻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思想，也是由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

一、加入共产国际是在贯彻列宁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思想

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明确提出世界已分成压迫民族（即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两个部分（即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一个基本现实，因此共产党人在考察和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时，必须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来确定自己的政策。由此，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彼此接近，以便为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共同进行革命斗争”[3]P（139），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要求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彼此互相支持，建立联盟，才能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

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传入中国之后，《共产党》月刊经常宣传列宁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思想。

《共产党》创刊号上登载《第三国际党大会的缘起》一文，专门介绍了第三国际，叙述了列宁为什么成立第三国际，指出第三国际的“主旨，就是实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即革命的社会主义，由公然的群众运动，断行革命，至于实现的手段，就是采用无产阶级”，号召“世界的共产主义者”向着“这个目标前进”[4]。1921年4月7日，《共产党》月刊第3号，刊译了加入第三国际的21个条件，并指出这些条件是1920年7月共产国际二大会议上所规定的，“凡党派有志加入第三国际的都应该遵守”[5]。同日的《共产党》上发表《将死第二国际和将兴的第三国际》一文，以德国为例，明确指出“第二国际是残杀劳动界凶手的组织，是资本家代表的组织”，而“第三国际是最有进步工人的万国联工会。这些工人是立志或推倒资本主义，或者死亡的”，并例举了第三国际成立不过数月所加入的各国之社会党新成员，以此证明“我们的组织异常的长大”[5]。1921年5月7日，《共产党》月刊第4号的首篇文章，是国际青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部谷林代表万国青年共产党写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信，信的第一句话就是“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啊！”谷林在信中呼吁中国的青年派代表参加国际青年共产党的第二次会议，这“对于中国革命将有极大的结果”，这样可以使中国的革命运动“与国际社会运动接近”，“和国际联合”[6]。1921年7月7日，《共产党》月刊第6号发表了共产国际二大的宣言——《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党的世界联盟》。此外，在《新青年》第9卷第1号上李达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文，文章指出中国的社会运动者“要联络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人民”“联络世界各国劳动阶级，图巩固的结合，为国际的行动，与世界资本阶级的国际行动对抗”。[7]

同时，在《晨报》《时事月刊》等报刊上也不断地发文介绍第三国际的情况。1921年7月15日，《时事月刊》第6期编译《第三国际成立之因果》一文，指出“第三国际党之创设，既与各国之社会主义运动以莫大之影响”，“今益以二十一条之加盟条件，遂益卷起波澜，使全世界之社会党，截然为二。一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一为改良的社会主义”，“第三国际党，则方以其新锐之气，号召全球。其势力亦继长增高，方兴未艾”。[8]著名报人俞颂华以澹庐为笔名连续在《晨报》上发表《旅俄之感想与见闻》，对第三国际作了大量的介绍[9]。1921年8月1日至4日，陈溥贤在《晨报》上发表《第三国际共产党底组织》一文，介绍了第三国际的情况，提到中国的刘绍周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并将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件再次译出刊登[10]。1922年1月，在《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上，又一次翻译刊出共产国际二大上议定的加入共产国际之二十一条件[11]。

上述报刊对共产国际的介绍和宣传，尤其是对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多次登载，不仅使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这一世界革命组织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而且使列宁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对促使中共加入共产国际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加入共产国际也是由中国共产党当时面临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问题。所以，当时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帮助，是由当时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

尽管在中共一大上，马林提议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12]P（415），但由于代表们存在意见分歧，“不愿意有这种监护关系”[3]P（227）而没有加入，只在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宣布“联合第三国际”[1]P（1）。中共一大后，马林就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几次和陈独秀会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陈独秀为此曾对劝说他的张太雷大拍桌子，并召集在上海的党员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我们自己来组织党。中国革命要靠仔国人自己干，我们可以一面工作，一面革命。”[13]P（114）但这并不表明中共在实际的革命活动中没有接受共产国际的资助。

根据相关史料，在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的时候，即中共一大正式召开之前，维经斯基就曾经为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提供过经济上的援助，这可以从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和包惠僧的回忆中得到印证。

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讲到：维经斯基来华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7—8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50—60人。通过劳动学校“工人俱乐部”开展工作，维经斯基同志离去了，那里没有经费，学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办。”[3]P（226）

包惠僧的回忆中印证了这一情况：1921年上半年，“陈独秀应陈炯明之请已去广东，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离开了上海。上海党组织由李汉俊书记”。李汉俊对包惠僧说：“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干了。”于是他让包惠僧去广州找陈独秀，“但是没有路费”，后靠朋友马哲民的赞助才得以成行[14]P（366）。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由于维经斯基的离华而一度导致上海党的发起组所开展的工作出现了暂时的中断，这说明当时上海发起组在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后，就接受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资助。

同时，1921年10月发生陈独秀被法租界会审公堂逮捕的事件，这使得陈独秀对马林建议中共加入共产国际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陈独秀被法租界会审公堂逮捕后，马林为营救陈独秀而“使尽了气力”，“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请了一名法国律师，承办这个案子”，最终将陈独秀保释出来[3]P（264—265）。从拒绝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拒绝使用共产国际的经费、一心要独立干革命的陈独秀因这场逮捕使自己“成为中共党内第一位使用共产国际经费的人”[15]P（20）。

此后，“陈独秀和马林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了适当的解决：1.全世界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2.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共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及预算，每年都要赤色国际批准施行。3.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如有必要的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3]P（265）。

经过这场变故，陈独秀对马林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问题得到适宜的解决，陈独秀也经询马林对共产党的工作方面的意见，中共中央局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也按时送给马林。这从后来陈独秀致维经斯基的信和他以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的名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可以得到印证：在信中，陈独秀请维经斯基“检查并急速指示”所呈报告中“错误的地方”，“尤希望详细赐教”“将来计划（指一年以内）”；同时询问“今后国际协款究竟如何，也请示知，以便早日设定计画”，希望明年中国共产党能够自行筹款，“但本年内尚望国际有所接济”。[3]P（303）在同时所附的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陈独秀明确提到“党费，自1922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3]P（304）。

也就是说，到中共二大召开之前，中共已经在实际上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了。那么中共二大确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就只是程序上的事了。虽然加入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要执行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和决议，这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但是在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理论指导以弥补建党之初自身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之缺的同时，也由于共产国际的经费资助对共产党前期的生存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研究者提出中共二大是陈独秀带领幼年中国共产党摆脱共产国际“命令”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既然陈独秀要摆脱共产国际的“命令”，那为何又在中共二大上通过决议案，正式加入共产国际呢？他应该很清楚，加入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要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和命令的。所以，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当时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加入共产国际是一种必要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4]共产党[J].1920（1）.

[5]共产党[J].1921（3）.

[6]共产党[J].1921（4）.

[7]新青年[J].1921（9）.

[8]时事月刊[J].1921（6）.

[9]晨报[N].1921-7-15，1921-8-1.

[10]晨报[N].1921-8-1.

[11]季诺维也夫.《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D].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1922.

[12]黄修荣.中国20世纪全史（第2卷）[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13]王光远.陈独秀年谱[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14]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5]姚金果.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