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适应困难症

城乡接合部集聚的特殊群体的利益,跟本地人及政府管理部门发生矛盾时,一旦协调不力,就有可能发生与当地基层管理组织群体性抗衡问题

北京大兴发生的三起灭门极端刑事案件,提醒了人们对那些环绕在城市周边的角落社会安全状态的关注。生活在那里的一些群落,贫困与艰辛交织,心理封闭与失衡共存,需要社会帮助。

一个新话题

在上海市松江区凇沪村的一间农民出租房前,安徽籍农民工昂凤平指着50米开外的社区“贝尚湾1号”告诉记者:“那个小区2万元一平米,我打一辈子工也买不起。我们这边住的都是穷人。”

一套印着“XX学校借读生”的校服,曾深深刺痛北京朝阳区明圆农民工子弟学校校长张歌真的心:“当那个穿着校服的孩子转学到我这里时,没有人比我更能理解他的心。在北京,许多农民工子弟不太愿意上公立学校,是因为他们担心在那里受到同学的排斥、老师的责骂。有的学校实施农民工子弟和城市学生分班管理,理由是城市学生的家长害怕孩子被带坏了。”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东说,城乡接合部的一些外来务工人员生活没有保障,如果在城市社会中再受到歧视,感到机会不均等、权利不平等,容易使他们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心理研究所所长马皑提醒记者,随着社会变迁速率明显加快,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社会流动的增加、社会角色的增多、人际交往的扩大、生活方式的更新,人们会遇到社会适应困难的全新问题。

“犯罪洼地”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从2004年开始,北京市每年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70%是流动人口。他说,流动人口居住地也是高发案地区。流动人口犯罪嫌疑人选择在朝阳、海淀、丰台等北京环城区域作案的比重逐年上升。而在被侵害的人群中,流动人口占比也逐年上升,2009年占到一半以上。

上海市浦东新区某派出所辖区属于城乡接合部,在1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居住着4万多名流动人口,与当地居民的比例接近2:1,这个所每年抓获的流动人口犯罪嫌疑人也占犯罪嫌疑人总数的70%以上。

犯罪学专家李建军把城乡接合部称为“犯罪洼地”。他说,从抓获的流动人口犯罪团伙成员相互结识方式分析,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原籍并不认识,而是来到城市以后在居住地相识,通过喝酒、打牌、聊天,交流犯罪经验,相互学习不良行为,并最终引发犯罪。

“非同籍人犯罪团伙”开始超过“同籍人犯罪团伙”。通过网络相互结识,形成犯罪团伙,成为一个新的渠道,他们凭借网络联系,确定作案地点和集合时间。

“流动人口的犯罪中,超过6成的案件为侵财类犯罪,侵害的对象也大多都是流动人口。”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派出所所长郎顺田告诉《财经国家周刊》,2009年,他们辖区内发生的案件85%以上涉及流动人口。

留在城市的夹心

在北京市海淀公安分局看守所,17岁的山东少年刘鲁岿面对记者泪流满面,“我还有机会吗?”他反复问。刘鲁岿是“二进宫”,两次都是因为盗窃。

刘鲁岿用一口“京腔”说:“我出生在北京,爸爸是山东荷泽人,收破烂挣生活钱,我从小就长在北京,搬过很多次家。”

“我上过学,在海淀区红星小学,到3年级就不上了,读不进去啊,心里老想着上班去赚钱,开始时跟着爸爸去收破烂,但是好苦啊,我觉得抬东西太累。”

“为什么进来的?偷东西呗。”(他低下头,开始哽咽……)。

“为什么去偷?爸爸妈妈给的钱不够花,包月上网,聊QQ,打游戏,买零食……钱总是花得很快。没钱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就是想着去‘整钱’。”

“我只回过5次老家,不想回去啊,那儿的人说话我听不懂,也不习惯,我哪会种地啊?我喜欢北京,我想留在北京……”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律研究所的一份抽样调查显示,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呈上升趋势,从犯罪案件的性质看,暴力犯罪占63.8%,抢劫、抢夺、敲诈勒索、殴打他人和盗窃相对突出,犯罪动机简单,68.4%的被访犯罪者说,犯罪是出于“一时的冲动”。

李建军告诉记者, “农民工二代”大部分人生长在城市,没有务农经历,相当一部分人在学校与外出打工之间,没有过渡性的社会经历,他们并不想把自己当作廉价劳动力留在城市,而是更多地选择有一定技术含量、非全体力劳动的职业,“对自己的期望值更高,留在城市的决心更大。”

李建军说,在北京,“农民工二代”基本是在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完成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后,“农民工二代”出现两极分化,学习成绩好的回原籍读高中,准备参加高考;学习不好的就留在城市,加入到打工者的行列。

专家指出,“农民工二代”基本不是基于生存需求进入城市的,而是把进入城市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寻求自我发展的契机。因此,对他们而言,面临的不仅仅是生存意义上的融入城市,更需要在生存方式乃至价值观等文化认同上融入城市。刘鲁岿就是在物质生活条件较低、社会适应能力弱、心理健康欠佳的情况下走向犯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