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民族主义

在铁托时代，南斯拉夫仍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家。丹尼洛・契斯（Danilo Kis）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小说、散文和诗歌都很有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称其作品“在字义上近乎永恒，对人物所做的描写几乎是所有已知的信条渴望对人类灵魂所做的事”。若不是因为英年早逝，他或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丹尼洛・契斯于1935年出生在南斯拉夫的苏博蒂察市，邻近匈牙利。父亲是匈牙利犹太人，母亲是黑山塞尔维亚人。“二战”期间，他父亲在纳粹集中营遇害，母亲带着他和姐姐逃难到匈牙利，直到战争结束才回到南斯拉夫。契斯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完成了他的比较文学学业，此后开始文学创作，小说《沙漏》曾获得国内文学大奖，但几年后由于作品引起政治争议，他把奖归还了。契斯一生大部分时间在贝尔格莱德度过，最后十年则生活在法国巴黎。

独特的经历使契斯一直关注民族问题。南斯拉夫地处巴尔干半岛，历史上曾先后被奥托曼帝国、奥匈帝国统治，此后又成为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的争夺之地，这块土地上的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文化差异十分尖锐。

民族矛盾又和宗教冲突相互交织，“二战”后建立的南斯拉夫联邦内，斯洛文尼亚族、克罗地亚族信奉天主教，塞尔维亚族、马其顿族、黑山族信奉东正教，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信奉伊斯兰教，而波黑的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族都讲塞尔维亚语，区别只是不同。尽管由于铁托的铁腕统治，南斯拉夫联邦维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但这种稳定是建立在对外提倡民族主义以对抗苏联、对内反对民族主义以加强集权的基础上，一旦中央集权削弱，民族冲突就会立即爆发。

契斯很早就预感到民族主义的危害。在一篇散文中，他回顾自己的童年：各个民族居住在各自社区，就像孩子们在街区玩耍时划分疆界一样，“社区的边界根据街道或村庄的意识形态来划分，这些意识形态是由代代相传的传说统治的”。为了躲避歧视，契斯一家不断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总是“预感到我无处可去，我们无处可去，预感到我们在这儿只是暂时的，我们是战争难民、外国人，生活在死亡阴影下的被流放者”。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契斯的基本信念是普世的人道主义，这就必然会与民族主义发生矛盾。他认为，民族文化只是一种代代相传的传说，人们热爱自己的文化，是因为在这种文化中长大，并不能证明其他文化就不如自身文化。“因此，所有民族神话的相对性的意识，像果实一样在我头脑中自然成熟。”而一些东欧知识分子则与铁托一样，在反对苏联霸权时，喜欢强调文化的差异性，面对国内民族矛盾时，又喜欢强调文化的统一性。

但是，只要是强调某个自我界定的文化群体，这种对外的民族主义往往也容易转为对内的民族主义。在契斯看来，民族主义只是一种否定，一种媚俗，它只有通过拒绝才能兴盛。它没有普世价值，没有美学或伦理价值 “民族主义是最大的偏执狂，个人和集体的偏执狂。集体偏执狂是妒忌、恐惧的产物，尤其是丧失个人意识的结果”。假如一个人发现不能实现自我，他就会献身于民族的问题：保卫民族的名誉，维护它的传统。他成为一个没有个人性的人，除了本民族的强大，他没有更高的目标。

契斯把民族主义称为“华而不实的内心”。对这种没有更高价值的人来说，“民族主义是阻力最少、最不费劲的进路。民族主义者没有任何问题；他知道――或认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基本价值，他自己人民的价值，他所属的民族的伦理和政治价值。”在契斯晚年，他看到对内的民族主义成为主流，种族血缘成为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报纸专栏上充满仇恨的主题，许多曾经反抗苏联霸权的著名作家都在为塞尔维亚后来的种族屠杀提供思想依据。他对此予以尖锐批评，因而遭到民族主义者的攻击，却也获得了更多南斯拉夫人的敬仰。

契斯病逝于1989年10月，他亲眼目睹柏林墙倒塌，却有幸未看到米洛舍维奇政权煸动民族主义情绪，南斯拉夫联邦各民族大打出手，分裂成六个国家。这场持续近十年的多方战争导致了种族屠杀，20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契斯即使健在，也不可能阻止这场战争，但正如苏姗・桑塔格所说：“他的作品维护了文学的荣誉。”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