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从《求贤令》看曹操用人的德才标准

古往今来，凡有识之士无不对选才、用才高度重视。曹操正是这些有识之士的佼佼者。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了三篇曹操为举才而颁发的诏令，这三篇求贤的诏令体现出曹操在人才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即“唯才是举”。今天，对于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这三篇诏令为《求贤令》、《敕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

《求贤令》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即公元210年，在历史著名的赤壁大战发生后两年。赤壁之战，曹操被孙刘联军击败，暂时无力南下，形成了三国鼎力的局面。这种局面并不是曹操所希望的，他统一天下的志向仍是坚定不移的。为完成统一大业，曹操在失败之后，痛定思通，更充分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以及急需人才的迫切性。他在《求贤令》中谈到：“今天下尚未定，特此求贤之急时也。”反映出渴求人才的急迫心情。接下来，他以历史人物借古证今，举管仲、陈平这些有明显缺点和毛病的人才为例，认为用人不能求全责备，“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是难得的辅国之才，但管仲却又是一个缺点和毛病非常明显的人，管仲自己也谈到他有贪财、怕死等弱点，但由于鲍叔的慧眼识才荐才，使其充分展现了治国平天下的大才。陈平被人荐于刘邦时，也有人认为他有“盗嫂受金”的劣迹，但魏无知力荐之，向刘邦说：“楚汉相争，我推荐奇谋之士，主要是看他是否对国家有利，至于盗嫂、受金又算得了什么呢？”刘邦从大局出发用陈平，其后果然成辅国大才。荐于此，曹操怀着急切的心情发出“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的询问，企盼这样的人才出现。最后，他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观点。

《敕司取士毋废偏短令》颁布于建安十九年，即公元214年。在这篇诏令中，曹操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唯才是举”的观点，以“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为例，说明人才都有缺点和短处，但不能因此而不用，并且提出了“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的著名观点，一反东汉社会用人注重所谓“忠孝仁义”的道德标准，使人耳目一新。

《举贤勿拘品行令》于建安二十二年，即公元217年。此时，曹操年已六十二岁，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仍念念不忘统一大业。壮志未酬，其求贤若渴之情更甚于前。这篇诏令在前两篇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阐释“唯才是举”的观点，他以历史上诸多贤能之士为例证，再次强调“举贤勿拘品行”。“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的韩信、陈平，“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管仲、吴起，都颇受曹操所推崇，都是他所看重的“高才异质”。这篇诏令还打破世族门第观念，主张选才用人不计出身贫贱，不计地位高下。曹操的“唯才是举”确实只看重“才”，而不论其出身和品行，只要有“才”便要求下属“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以上三篇诏令总的思想观点是积极地、进步的。曹操一反东汉末年腐败的用人制度，主张不计门第出身，不拘一般品行，看重真才实学，从大处着眼看人才，从大局出发用人才是值得肯定的，也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有利于解放人才

士族门阀制度将许多出身寒门之士拒之门外，使得他们壮志未酬，才华难施。曹操的做法无疑给这些人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华的机会，使人才更充分得以发挥作用。广开选才之路既是曹操的远见卓识，也符合历史潮流。

二、有利于竞争人才

三国鼎立，各存争雄天下之心，为此，无不竭力贤纳士。孙权、刘备皆一时之豪杰，尤其是得诸葛亮辅佐的刘备，更是思贤若渴，广揽人才以图进取。面对如此强劲之对手，如何在人才竞争中取胜，仅凭“礼贤下士”显然已远远不够，必须在选才标准与选才方式上有所创新，有所改革。曹操打破旧观念，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思想正是一种创新、一种改革。正是这种创新和改革，才使曹操身边聚集着更多的人才。

三篇求贤令所反映出的曹操的用人思想，可资借鉴之处甚多，而引起的争议之处也不少，尤其是“举贤勿拘品行”，后人颇有异议。有人据此认为曹操用人重才不重德，与我们今天“德才兼备”的选才标准是相悖的，因此而认为曹操的人才观没有可取之处，甚至认为不仅毫无可取，而且使落后的、错误的。

这种看法，笔者认为有很大的片面性。要正确理解曹操的用人思想，就必须弄清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曹操是否完全不重德，而是曹操重什么样的德，即他对“德”的看法。曹操并非不重德。建安八年，他颁布《修学令》称：“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为此，他兴学教化，倡导修“德”。可见曹操也重德，但他重德却不拘泥于传统，在选才用人问题上，并不受其束缚，敢于打破传统观念，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曹操重德却不因循守旧，而且能因时因事变通处理。他认为乱世创业与治世理国对人才的德行有不同要求，他在建安八年的《论吏士行能令》中对此进行过阐述，指出“治平上德行、有事赏功能”，表明非常时期与太平之世对德、才要求各有侧重。曹操生逢乱世，他的求贤也是针对乱世取才的标准而言，不能据此以偏概全认为曹操不重德。应该说，他只是将德暂时放到了次要地位，这是形势使然，不这样便无法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曹操所重的“德”也与当时一般所看重的德有所区别，他看重的是大德，而不是一般品德。今天我们对德的理解也仍然有“大德”和“细行之分，有主流和枝节之分”，曹操重大德不据细行的原则是正确的

我们今天用人也要分清大德与细行，我们强调德才兼备并非要求十全十美，也应要看大德，即政治观与政治立场，也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至于一般缺点和毛病，只要不是大问题，不必抓住不放，俗话说：“人无完人，金无足金。”若过分求全责备则不利于选拔真正的人才。当然，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外，其余品行也并非都是细行，相对而言，其中也有大德和细行，如何区分，这就需要领导者、管理者因时因事来考虑，来分辨了。

结合当前的反腐倡廉来看，贪财受金之类品行就绝不能看作是细行了，这应当是当前用人标准中的大德。

总之，对于曹操的人才观，我们应该正确理解。作为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地主阶级政治家，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曹操的人才观自然不免存在诸多缺陷与不足，同时也免不了带着阶级的烙印。如果能摒弃其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偏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对我们今天的人才工作会有所启迪，有所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