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物、恋物与格物

摘 要：跨国资本主义雷厉风行的商品拜物教、都市人的恋物癖与格物精神在董启章的小说里混杂成一体，洋洋成大观。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被他的写作转化成一种恋物癖的叙事。作者背向进化呈线性的“唯物史”，放弃了唯物史观那种把一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关系归结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总规律的宏观做法，取而代之是作者自我命名为“自然史”的格物演化叙述，一种以跨学科的思维逻辑替换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叙事意识，那是作者“梦想中的包罗天地万物的书”。这是前现代中国人“格物致知”认识论的再现。董启章穷索“人—物”本源的百科全书式写作，正是他把各学科知识和文学进行跨学科整合的格物成果。

关键词：董启章；拜物；恋物；格物；《天工开物·栩栩如真》

一、前言

董启章是书写当代香港都市物质文化史的旗手。1998年至1999年期间，他自称每周翻阅潮流杂志，以最为当时得令的消费品做主题，以“梦华体”写了99篇短小故事，{1}陆续发表在时尚报刊上，后来结集出版为《The Catalog》（近年重版易名为《梦华录》）。对这些旋生旋灭的消费品念兹在兹的书写，董启章辩说是为了“颠覆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既定逻辑，重新把消费品还原为‘物’，并赋予它情感和经验的意义”{2}。

可见董启章多年以来标榜纯文学的书写行为经验，与香港物欲洪流的消费文化，即维持紧张又互动且充满张力的关系，也实在可以为90年代后中国当代文学与消费主义的关系，提供借鉴。中国大陆学界普遍的观点认为，90年代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致命伤在于它和消费主义的串谋和勾结。其理论立点不外源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甚至于法兰克福学派长期以来对大众消费文化的批判和鞭挞。但这些传统社会理论对消费的消极评价，是否是中国当代作家和评论家应该要力图超越的视野？

由于90年代以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已被纳入大众的消费主义视野，消费品的不断复制特征和“原创性”的丧失，直接成了众多中国传统评论家对当代文学发难的理由之一。事实上，我们不能简单把消费品的问题置换成当代文学的问题，而无视于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的相互抵抗和协商所形成的张力。换言之，我们不能把文学的消费仅仅看作是商业生产过程中的消极成果。人类有许多欲望需要和，其实是无法全部纳入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划定的经济范畴内被解释。董启章对消费品的书写和思考，正好为我们提供一个反思的入口。

尽管董启章小说的叙事技巧和内容主题变化多端，但有些意象主题以及一些人物形象，一直都是从前期贯穿到晚近的创作，例如，对拜物与恋物的癖好、对香港历史叙述的念兹在兹、{1}成长议题，③以及“去阳补阴”的创作倾向所力图经营的“女同志国度”，{2}这均构成他写作潜在的核心要旨。这四个要旨在我看来，是相互生成的。后三个要旨，学界时下论述的人最多，但有关于作者书写里的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展示，似乎在学界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关注。{4}

二、拜物，或曰恋物癖的叙事

19世纪的马克思从拜物概念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将商品拜物化（fetishizes），经济虽然由人类活动所构成，但事物都受到整套商品逻辑生产所控制。从这里马克思发展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就是商品拜物教，资产阶级生产必须把财富在一种唯一的物的形式上作为“物神”（笔者按：即“商品拜物教”）结晶起来，金银就成了这种财富的相应的化身。{5}马克思指出商品拜物教导致社会的“异化”，其本质是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人类创造出来的物品，反过来成为奴役人类的敌对力量。卢卡契在马克思“异化”的概念意义上思考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物的人格化和人的物化。这些过去一代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仰者都预言人类对物质与金钱的崇拜势必会导致人类自身精神的失守，并进一步把资本主义社会带向灭亡。

可是这些预言在今天没有实现，至少在董启章的小说里，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被他的文本转化成都市人的恋物癖。乍看之下，跨国资本主义雷厉风行的商品拜物教在董启章的小说里洋洋成大观，集大成之作就是《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纵观董启章所有小说文本，一则拜物和恋物的清单列举如下：

作者对物件的迷恋和狂写，其实很早就已在作者的早期作品《纪念册》和《物语》里作了展露，最初多半涉及的对象物件，只是校园的文具和家里的家俱，算是呈现给少年儿童看的彩色物件图画册。《梦华录》则是写给年轻人参考的商品拜物教兼城市时尚经典，作者以都市的流行商品目录形式，为每一种物件品牌设计了都市年轻人的风流韵事。而《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则为三代人的日常物件作出了巨细靡遗的书写和追溯，可谓写给三代人集体进行物件怀旧的新（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或曰之为拜物教经典。我们好奇的不是作者的拜物癖越演越烈的倾向，而是这个癖好不但在他早期的作品里完全参与了他小说里的男性建构，{1}也在近期的小说里积极干预了作者的历史叙事架构——一部由物质组成的三代人历史，它似乎全盘肯定了人类社会的物质性。整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预设了每一代人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方式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交往方式，是整个历史的基础。这种预设似乎和马克思那句历史唯物主义的名言遥相呼应。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当代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正站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呼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衡量历史的标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成熟——有能力为一个制度（系统）的存在作辩护。③无论如何，董启章志不在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正如王德威指出，董认为“在人与物之交汇点上，总有灵光闪烁的契机，甚至带来生命启悟。”{4}中国现代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被他的写作转化成一种个人的恋物癖。

有关个人的恋物癖论述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1887年，fetishism一词首次被性学家贝纳（Alfred Binet）以现代的心理学层面含义采用在他的一篇文章里，他觉得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具有恋物癖的倾向，并认为一场爱情的进行，当生活琐事和细节成为绝对主导性的那一刻，恋物癖的症状在恋人身上就会发作起来，他因此宣称所谓“正常的爱”（Normal love）其实都是由复杂的恋物机制所构成。{5}跟着他19世纪的同行理查·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循着这条恋物癖的论述脉络前进，把fetishism定义为“一组对女性特定部位或衣物的强烈欲望”。{6}当女人的手、脚和头发主导了男性的恋物对象，女性气质和女性身上存有的其他性价值均会被恋物者化整为零，最后恋物行为本身的怪异操演，替代了交媾，形成一种不能公开的望和欲望对象。{7}弗洛伊德后来也在贝纳“正常的爱”的基点上开展他精神分析学的恋物癖论述，他认为一个男孩的恋物癖可以让他完全赋予女孩身体一些指标和特征，让女性的身体部位能忍受被男孩作为欲望的对象。{8}弗洛伊德此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恋物癖论述，受到福柯与女权主义者的剧烈围攻，后来不断受到他们的和重建至今。

弗洛伊德曾经以恋物癖来分析《格拉迪沃》一书中男主人公只对大理石女像发生兴趣的心理。{1}董启章的小说也可作如此观。恋物对象经常在董的小说里作为认识对象，确立了男主人公的恋爱对象。所谓的“恋物”与“恋人”在董的小说里是同义反复。这在早期小说《皮箱女孩》里表达得很彻底。皮箱和女孩已形同一体，女孩还希望自己是一张椅子、桌子、书柜、草席、被子，甚至是一张床，每晚打开，让男主人公进入。最初几个晚上男主人公显然犹豫不决：“我每晚也睡在她旁边想抚摸那青春诱人的身体但我竟然有一种渴望与床的荒谬感觉。于是我们各自睡去得不到满足的有时候会在梦中获得发泄。”{2}最后一夜，男主人公和皮箱女孩了，隔天醒来，皮箱女孩离去，但留下衣服和一个皮箱。早有论者称这篇短篇小说“写恋人/恋物的传奇，烘托都会爱情的物质性底蕴”。③

这种物质性底藴在董启章的小说里积极参与了男性叙述主体的自我幻想。物质与自我在早期的《纪念册》和《物语》里，它们是连成一体的，那是作者的前俄狄浦斯时期，自我感到与世界是同为一体。那些被作者罗列的各种物具：粉刷、书包、镜子、木门、抽屉等等，都以第一人称“我”，洋洋得意自述各自的经历。但从《小冬校园》开始，一股神秘的离心力量开始把自我与物质分离开来，父亲的角色出现了，小冬开始步入俄狄浦斯时期，这本书不仅仅揭示了一个孤独少年的成长与他的困惑，它也微妙展现了作者最初的自我器官与外部物质的阵痛性断裂，这也是自我意识诞生的开始。作者承认《小冬校园》是和自己最亲密的书，那个小冬就是自己。{4}《小冬校园》里的小冬内向寡言，离群索居，具备了一双“阴阳眼”，能见人所不见，但看到的不是鬼影，而是往往在特定的空间看到一些不可能会在该空间出现的动植物，例如在洗手间看到草莓在生长，在教员室看到一只企鹅在老师的脚下走动。小冬兴味盎然把他的奇遇告诉旁人，结果师生们视他的奇遇为一种怪异的行为。老师向他的父亲投诉，最后父亲决定把小冬转校，在新的校园里，小冬再也看不到那些动植物了。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的小冬和“我”在师生眼里，都在不同程度上是个非常“阴性化”的男孩。他们均一直在校园或生活中形影孤单，被周围世界奚落和嘲弄。这一切与“我”在努力挣扎改变自己的娘娘腔形象的背后，其实隐藏了一则俄狄浦斯期的少童寓言：少童面临着一个巨大被的焦虑。在弗洛伊德看来，男性恋物归因于童年时期由焦虑造成的创伤。男孩为了缓解焦虑，便会在母亲和其他女性身上寻找的替代物，以证明母亲并未被，则自己也有可能保全。{5}因此，男童会在无意识里把女孩身体的其他部位或身边的用具作为“替代”，其中女人的头发和脚会普遍成了恋物癖者的欲望对象之一。董启章正是对女人的头发有说不尽的迷恋，这在他的《关于两个长头发的女孩子的故事》和其他作品里常有展露。小冬或“我”那种男身女心的“阴阳合德——文弱书生”形象，其实和香港七八十年代或之前香港主流的阳刚男性意识形态格格不入。{6}在现代成人眼中，小冬只能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小男孩，他的成长被主流那些嘲弄的眼光“延置”了。作者也有意把它处理成一副永远天真无邪的样子，所谓的小冬校园或许一如叙述者所谓，那是一个超越时间的空间，在这里小冬免除了成长的痛苦，{1}透过恋物，永远留存于作者的想象界。

小冬要成长起来，在作者看来，他似乎必定要经过一个自我分裂的过程，而那就不再是小冬的故事了，它只能被转换成“独裁者”超我的叙述——“我”的成长了。因此，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里，当“我”被小铃姐姐紧紧抱在怀里，听到她说“为什么你这么像女孩子？……你要做个男子汉呀你知道吗？你长大后变成男子汉，我就一定会喜欢你”。{2}“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身份。跟着当“我”戴上Walkman（“我”承认“Walkman对于我的男性青春期成长的影响，可能比任何别的东西巨大”），③开始沉醉在于聆听林子祥的歌，极力模仿他那充满阳刚的雄厚唱腔。那也是“我”要把身处于现实界的阴柔小冬驱逐到想象界的时候，小冬只能作为“一个鬼影般的非实质的存在”，{4}以阴性符号封存在想象界里，不被允许以“我”自称。因此作为“独裁者”的超我会故意借栩栩的眼睛去嘲弄小冬“冇胆鬼！没用的家伙！娘娘腔！”，{5}似乎无异于现实中所谓的“男子汉”对阴柔男生的一贯标签。来到这个时候，如果果真小冬一如作者夫子自道，那还是作家的自我，那问题变得更为棘手：作家怎么可能容许自己这样粗暴对待自己的自我？我们发现来到这个关节点，作者以“独裁者”所谓的“自我的崩解”来撇清自己的超我其实已无足可观？{6}

真相恐怕非作者的夫子自道所能揭示。“自我”偏偏是董启章小说叙述里，最频杂出现的词汇之一。或许很少成名的当代香港作家愿意像董启章那样，公然把自我的琢磨当作一生持续不断的事业来经营，一面不断声称自己的作品是一本自我的书，在另一方面却又宣称要让自我瓦解。{7}我以为在这种不断分裂和重整的自我形象中，“自我”倒没有被摧毁，反而彰显出那些藏在本我底层支撑整个象征与语言结构的恋物机制。

恋物癖的起因，众说纷纭。其中弗洛伊德的分析研究出现“重男轻女”的现象早已为人所垢病，这可能也关系到弗洛伊德当年所能接触到的临床恋物癖个案几乎都是男性。{8}弗洛伊德还认为正因为男童找到了“替代”，他渐渐接受了女性阴道存在的事实而不再为之感到厌恶，这促使他避免滑向变成一个同性恋者。{9}至今心理学家的临床个案研究，已弗洛伊德有关恋物癖可以避免男童滑向变成同性恋者的说法。{10}弗洛伊德的这种说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只适合用在某一些男异性恋者例如董启章身上，{11}因为它没法解释为何恋物癖倾向整体上同样存在于同性恋者身上，更无法解释一个以同性的男根为欲望对象的男同性恋者，他恋物癖的促成过程实际上并不存在“被”的“匮缺”恐惧。女权主义者也批评佛洛伊德的恋物论述并没有把女性普遍的恋物现象置放在研究视野里。在瓦莱·斯蒂尔（Valerie Steele）看来，恋物主要是能为女性带来和认同，甚至参与的想象。随着全球商品拜物教的合法化和普及化，作为时髦产品的最大消费性别群体，女性的恋物倾向在消费意识形态的服装领域里最能体现开来，{1}它已经是一种城市时尚的个人生活常态选择。而福柯则指出恋物癖论述不外是性知识的建构产物：“恋物癖在十九世纪便开始作为性学家分析所有其他性偏差的引线，那种典型的‘性反常’论述因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示与分析。恋物癖和、歇斯底里、一样，作为十九世纪的性分析材料，构成了一套有关性知识的权利机制，人们利用这一虚构的整体作为一种因果原则、一种无所不在的意义、一种随地可发现的秘密：性于是既可以发挥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能指，也可以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所指。”{2}

在我看来，董的恋物癖书写对省思弗洛伊德和上述的恋物癖论述具有补充和对话的意味。董的小说里，不同于弗洛伊德“重男轻女”的论述。无论是男抑或女，均散放着一种属于日常生活情态的恋物倾向，这在《皮箱女孩》里已经明显，后来在《The catalog》里，这个恋物癖的展现更是显得家常便饭了。恋物癖成为城市日常男女系统的发动机，青年男女无不通过时尚品牌先注意到对方，一个手提袋、数码相机、军裤、太阳眼镜，都能激发旷世男女的身体想象和需求。整部书由99个物件，串成99篇笔记小说，以恋物女性为轴，恋物男性为线，编制出当下年轻男女的身体和爱情记忆。恋物癖的产生不再像过去是以男性为中心把女性客体化和物化，而是女性主体自觉地把自己投身在恋物的行列大军里，在商品文化无孔不入的都市空间里，被物化的女性客体可不再如以往坐以待毙，她们纷纷反客为主，通过消费和日常生活扮演，主动创造个人的指数。她们与异性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也在反客为主的过程里凸显出来。

《IXUS》里的女孩小尾，喜欢把IXUS小相机挂在胸前，出其不意拿来只拍男孩，男孩们非常不安，要爆粗拆菲林，但看着小相机垂挂在小尾的双乳之间，纷纷裹足不前了。只有男孩兆安能忍受小尾的怪癖，兆安私下已和小尾达成协定：“拍我也可以，不过公平一点，我也要拍你。”③他们于是相约去长洲。在沙滩上，兆安动用全副拍摄器材，把小尾拍个够。晚上，小尾一面摇摇晃晃地把IXUS小相机挂在胸前，一面跟兆安。完事后，赤身的小尾突然按下快门，拍下的兆安。兆安：“不知怎的，就从她身上一手把它扯下来，掷到地上去。”{4}相机爆破，兆安才发现相机里，小尾原来没有装上底片筒。

《IXUS》里的女孩小尾的恋物癖，纯粹在为自己的身体制造，这接近瓦莱·斯蒂尔的女性恋物论述；而男孩兆安的恋物就包含其他更多的目的性：把对方占有和进行权力控制的主客确立，这其实也和弗洛伊德的男孩恋物解释吻合。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解释，兆安身为一个男孩，他的恋物导因是认识不到女性没有这个事实——一个使他极度厌恶的事实，因为这个事实证明他自己有被的危险。但兆安把对方的小相机掷烂，显然对自己的行为也不明所以，他注意到是女孩的上半身，而不是下半身，小说这样写道：“兆安迷惑地望望小尾，她却只是低低地垂着眼和散掉的长发，橙色发圈松松的缠着一绺发尾，挂在那空荡荡的胸口上。”{5}因此与其说IXUS小相机是小尾的“替代”，不如说是小尾的“替代”，他让男孩为之厌恶或者倾倒。

弗洛伊德有关于恋物的论述在这里暂时失效，如果是兆安把IXUS小相机错认为是小尾的替代，照理他应该更疼惜IXUS小相机才符合常理，但他却以暴力把小相机摔破了。作者模拟了弗洛伊德对恋物的分析逻辑，最后又以掷物的一个动作，使得整个恋物架构在小说里呈现失序的状态。作者对相机的书写情有独钟，在《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也辟有《相机》的专章。叙事男性主体“我”同样处于兆安对待相机的矛盾状态：一方面禁不住偷窥的欲望喜欢拍摄异性，另一方面却觉得自己无法通过相机掌握欲望的客体。“我”总觉得“我失去圣洁女孩，自我拍下她的照片开始”。{1}“我”最终认为相机的拍摄欲望会玷污女性圣洁的身体，自此以后“我”对自己从来没有拿相机拍摄自己喜欢的女孩如栩栩，而感觉到庆幸，并觉得这是最好处理自己欲望对象的方式。我认为作者这个安排无异于兆安在《IXUS》里做出那个掷相机的大动作：超我主体“独裁者”把自我投射的欲望以及欲望对象一起驱赶到想象界，昭示了作为恋物癖的小冬在象征界的终结。

三、格物，或曰自然史的机械演化叙述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有几段记述父亲董铣对用了多年的50年代大陆国产上海制车床的质素赞不绝口。父亲当年以港币一万二千元购入该车床，安装车床的晚上，小说生动描写了父亲兴奋的心情：

“独自留在工厂里……把全新的车床身上的每一个细部用指头检视了一遍。别说他截至当时年已二十出头还没有试过如此细腻地探索过一个女人的身体，就算是往后和何亚芝结婚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场面。我记得，自我有记忆开始，我从爸妈那永远是半开的睡房门缝看进去，总是窥见里面床上的两个人像倒贴的门神一样相背而卧。”{2}

作者把父亲对车床的狂热与冷淡的排列在一起，形成一个强烈的对照。跟著作者的叙述里又发挥他一贯对理论的敏感和撇清，断然否认父亲有什么恋物癖：“人对物件的感情。我在说的不是别人界定为恋物癖的怪异心理，也不是那种收集狂的占有欲。不，董铣既没有怪癖也并不痴狂。”③

因此，与其说父亲是恋物，不如说是格物。所谓格物即是《大学》所谓的“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却其极度无不到也”。{4}而“致知”定位在于通过考究物理，使认识的知识得到进一步扩充。朱熹在《近思录》延续程颐之论推进此道：“格物须物物格之”{5}，因为“凡一物有一物之理，须是穷致其理”{6}。在朱熹看来，格物致知包括要格自然界事物，实际上包含对于自然界事物的研究。{7}朱熹与其后学，以及其他中国有志之士，以格物致知的框架开展中国自然科学的研究，推进从天文到博物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明中叶徐光启与西方传教士合译西方科学著作，提出“格物穷理之学”{8}，而且认为“科学始于格物致知”{9}。从明中叶到清代的西学东渐，越来越多中国学者把西方科学冠称“格致学”。发展到清末民初，最终西方科学的概念全盘取代前现代中国的“格致学”至今。

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十七世纪中国的技术百科全书”，{10}即是董启章此小说命名的源头，也是小说里阿爷董富爱不释手的藏书。两个文本的互文性主要建立在人与物、自然与人为之间的思考，可以从叙事者阿爷和父亲作为前代人，与叙事者同代人对格物的不同体验。

父亲董铣在叙事者笔下是一个几乎没有什么朋友的人，也绕开了那个年代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他日常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车床的工作上。他跟车床所建立起来的“人——物”的亲密关系，正延续了董富“热切追求新科技”{1}的格物精神。这种“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2}的全面专注的格物心态，虽然让董铣像董富那样从来无暇对时局事物表态，然而董铣却通过工作，呼应同时代风起云涌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潮。车床作为一个工具，既是董铣身体的有机延伸，也是他创造物品的平台。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说，只有在通过实践创造“物的对象世界”时，人才能真正地证明自身是一个合于其类种的存在。他的生产，便是他合于其类种存在的创造性生命。对此一生命而言，自然便像是它的作品和它的现实。这是为何工作所产生的物品，便是人的物种生命的客观化，因为人不是在意识中唯心地自我复现，而是以创造者的身份，实在地复现自身。他便是如此地在他所创造的“物的对象世界”中，谛观其自身。人们正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③

在当初中共建国所草拟的工业大蓝图中，国产“车床”不下于五星红旗之于中共建国后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意义，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代表50年代国家工业化成果的象征物品之一，作为一代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胜利果实。新中国建立后，1953年，中共开始它第一个五年计划，积极推动大陆工业的发展，这些大量流入香港的国产车床，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业成果之一。根据1958年4月一份中共的内参资料，自从1957年香港工厂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国产机来进行生产，隔年至少有三千五百多种国产机器大量流入香港，其中就有车床和无线电讯器材等。{4}显然不满足于这些只局限于内地与香港的小规模格物工业的生产和散播，为了赶英超美，他终止了由刘少奇等领导人要持续下去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在1958年5月中共二次会议，发起生产运动，全民大炼钢铁。这是格物精神从个人发展到国家，然后又从国家扭曲回归到个人的“以钢为纲”的极端性展现。这一系列动员全民的运动以及化的措施，导致田耕荒废，粮食产量大减，随后引发了举世皆知持续三年的。

1962年大量大陆难民涌入香港。目睹这一段历史的60年代香港人，首次发现自身必须跟中国的政治现实疏离开来，香港人的本土自我主体意识开始全面在这段时候发展起来。虽然也有一批左翼知识份子坚持在香港捍卫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理想，并借此作为抵抗殖民地政府剥削香港人的符号资本，但随着1967年学运暴动的彻底失败，殖民地政府全面出动媒体机器进行宣传的立竿见影，香港市民已开始抗拒那些与中国大陆有关的身份论述。根据《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的描述，电视机在这里扮演着一个绝对关键性的角色，殖民地政府不费一炮一枪，单以电视机每日播放的节目所夹带的意识形态，轻而易举粉碎了六七十年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崇高理想：“一切社会动荡不安，也给电视像超级海绵一样吸收掉。是电视而不是催泪弹、警棍和盾牌，击败了无产阶级的斗争运动。”{5}

自从1957年香港第一个电视台，“丽的映声”开播以来，发展到1967年香港无线电视台以彩色启播，全港拥有电视的家庭数目逐年出现惊人的增长，从1968年以占了人口的12.3%的97000架电视机，飙升到1971年的60%的504000架，再高升到1976年的90%的860000架电视机。{6}由此可见，70年代中旬，百分之九十的香港居民已经可以通过无线电视台，日夜观赏那些宣扬中产阶级文化价值观的娱乐节目。《天工开物·栩栩如真》里的“我”和无线电视在同一年诞生，作者这样写道：

“年幼的我曾经和千万人一起以虔诚的心情定时沐浴在电视机的声光潮涌里……它（笔者按：指无线电视）在V城民众的生活里扮演着比政府或学校或任何公共机构更主导性的角色。它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神长，我们的挚友，我们的伴侣，我们的老闾。没有它，V城的整个历史就要改写。有了它，V城的历史就改写得更厉害。”{1}

这不啻说明了电视机作为一个驱魔的资本主义工具，以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幻象，成功全面覆盖了在六七十年代在全球各地爆发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也昭示了香港大众的自我想象能力和本土的身份认同，一开始就与公营电视台发生了千丝万缕的恋物关系。电视机的连续剧所打造出来的香港形象：追求财富、优雅生活和商品拜物教。这些本来在公营电视台虚拟出来的自我形象，但已经全盘被香港市民吸纳到自我概念和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去了。

当全球贫富之间的鸿沟不断逐年扩大，无产阶级文化理想在香港已经变得天方夜谭的时候，董启章在小说里重温了六七十年代香港左翼运动的暴动，借助劳动人民的物件：父亲的车床、母亲的衣车，追述那个年代社会生产中的经济关系，并力图把他们的青春记忆同这种经济关系联系起来，并对意识形态后面被遮蔽的社会权力和利益分配的不均等作出批判，这无疑是模拟了历史唯物主义那种追根溯源的考察方式。作者显然有意是要借着书写回到历史中——人与物的根本关系，以便更能明确地了解和掌握过去的一代。但这种面向历史线性发展的逆向书写，终究把我们带向一个支离破碎的家族“小史”。这三代人的所谓“小史”也只能借着过去物件的存在才得以叙述下去，换言之，作者的历史意识不尽然是自我内部投射的结果，还需要通过一种恋物癖的仲介刺激才得以逐渐形成下来。当下这种文化恋物现象，被后现代消费社会的怀旧思潮推波助澜，董启章显然得益其中，并且乐此不疲模拟了一种逝去的历史唯物主义景观——以个人的恋物癖转化之，所有劳动先辈用过的东西，都对叙述者散放着一种难言的魔力，这是这一代商品拜物族跟历史建立关系的不二法门。

父亲董铣那一代人的格物形态，固然表现在人与物朝夕相对的感情上，讲究物质的实用性和持久性，跟当下叙事着同代人追求物质的包装和崭新就回然不同。但这种对特定地区出产的物品所表现出来的“忠诚”和怀旧态度，未尝不能看作是上一代人在格物精神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潮的双重观照下：人与物所形成的一种直接的、剧烈的附属关系——一种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的格物现象。作者曾在一个座谈会里说：“以前的人用物件会用一段很长的时间，物件可以和人生融合；但今天我们对物件的看法却有很大变化。物件不再有其持久性，要尽快去更换它；我们都不想物件和人生经验有太大连系……我们已经不打算和它产生关系，从实在变得虚拟。”{2}无论作者的作品或个人的夫子自道，其实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当下拜物教徒的无奈：过去一代对物品怀有的历史感和象征性的临在感，在当下的消费新生代群里已一去不复返，物品变成只是一种排列布置和身份展示的关系。过去人们多少愿意对自己极爱的东西赋予某种“灵魂”形体的修辞——本雅明所谓机械时代的灵光（aura），在当下全球的消费时代里只剩下围绕着它的论述或是累积的观看，最后造就出来的也不过是一种人为的“灵光”，物品不再存在于它们的目的性之中，它们只是在彼此的差异关系之中存在，导致一切消费的东西，仅止于一个布希亚所谓的“记号体系”。③

董启章背向进化呈线性的“唯物史”，放弃了唯物史观那种把一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关系归结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总规律的宏观做法，取而代之是作者自我命名为“自然史”的格物演化叙述，一种以跨学科的思维逻辑替换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叙事意识，那是作者“梦想中的包罗天地万物的书”{1}。这正是前现代中国人“格物致知”认识论的再现。

四、结语

《大学》所谓的“致知在格物”，在宋儒朱熹的解读下，包含三个重点，即“即物”、“穷理”、“至极”。在朱熹看来，先于天地而存在的是理，理是天地万物产生和存在的本源和根据。所以穷理，就是要探求、穷索一切本源，格物的核心在穷理，穷理离不了居奇的事物。董启章穷索“人—物”本源的百科全书式写作，正是他把各学科知识和文学进行跨学科整合的格物成果，例如，《安卓珍尼》之于生物学、《地图集》之于地图学、《时间繁史·哑瓷之光》之于物理学、《物种源始·贝贝重生之学习年代》之于进化论。而且他像诸多自然科学学者一样，经常在小说关注的是“本源叙述”的问题：{2}寻找“雌雄同体”的本源、寻找香港历史的本源等等。来到《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无疑更是明显了，作者这一次要寻找的是人与物的本源。作者不但没有仅止于模拟宋应星《天工开物》“穷至事物”的格物精神，还铺以小说“人—物”之理的咏物，通过父辈的车床创造小说的人物栩栩，借着恋物﹑拜物和格物的机械时代演化精神，以后现代史学的叙述方式：仿拟、后设、拼贴与解构，把历史唯物主义转化成恋物癖。在重构对父亲和祖父的男性想象的同时，也拆解了三代（香港）男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景观。

在商品拜物教成为人类最后一个信仰的时代，董启章笔下的人物是在通过不断的格物、恋物和拜物，为资本主义的万世开太平吗？他笔下的人物是多么的乐在其中，一个彻底“物化”的社会：“个人的活动变得跟自身相疏离，变成为服从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非人的客观性的商品”③并没有在董启章的小说里发生。反之，作者恨不得通过自然史的拜物书写叙述，消解和分裂作为个人“超我”主体的“独栽者”，最后把他融入客体的格物演化世界之中，一座以恋物为道德实践的大同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