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台湾知识产权战略

所谓知识产权战略是一种现代观念，即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包括国家或某一地区），其政府部门通过逐步提高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实施及保护能力，加快建设和不断完善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加快造就庞大的高素质知识产权人才队伍，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实现的一种总体谋划。

作为企业的知识产权战略则是在进行技术创新活动时，从自身条件、技术环境和竞争态势出发，运用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制度的特性和功能，从法律、经济和科技的角度，对有关技术创新知识产权的获得、保护、实施和管理等所做的总体安排和总体部署，以及为实现创新目标而采取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根本对策。

实事求是地说，台湾很晚才接受保护知识产权（台湾称“智慧财产权”）的观念，真正有意识地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则不过是近20年的事，而且迄今仍未“出师”。

逐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自1949年当局撤至台湾后，沿袭了原南京国民政府1928年颁布的《著作权法》、1930年颁布的《商标法》和《出版法》（1999年废止），以及1944年颁布的《专利法》，可以说起步较早。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经济发展一直处在以技术引进和出口导向为主的阶段，自然不会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由于台湾自主研发成果较少，知识产权贸易逆差严重，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往往更注重保护岛内产业，对知识产权人特别是对外国知识产权人的保护不充分。这一状况虽然给台湾经济带来了某种利益，但是也产生了相当的副作用。对商标尤其是对国外商标的低水平保护导致了台湾商品仿冒现象盛行，严重影响企业自主品牌的创新；而对专利尤其是外国专利的低水平保护、限制专利授权费用等政策，虽然降低了企业成本，但是也同时诱导企业偏好基于技术引进的技术改造策略，而忽视了领先的技术创新战略。这也是一直以来台湾企业研发投入过低、企业附加值低、经济产业升级乏力的一个重要根源。

1978年12月年台美贸易谈判后，台湾当局意识到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和贸易发展的重要性，在双方签订的贸易协定中，台方对保护商标权上做了6项重大承诺，由此开始了台湾知识产权保护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的台湾知识产权保护重点主要放在商标权的保护和防止仿冒上。

上世纪70年后期，为了谋求台湾经济转型，改变以轻工业为主的结构，鼓励半导体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吸引海外学者回岛内创业，疏通技术转移管道，时任台湾“国科会”主任的徐贤修提出向美国硅谷和日本筑波科学城学习，建立科学园区，得到台当局赞同。

1979年7月，台当局颁布《科学工业园设置管理条例》；1980年成立了“国科院科学工业园区管理局”，采取工研院研究所、大学和私人高技术公司“三角合作”的发展模式。台当局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园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颁布一系列优惠政策，如低价出租土地及厂房，可免税进口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投资回报的200%均免税，设立研发奖励等，并为新成立企业提供创业投资基金，后来又建立了风险基金，吸引民间企业来园区投资设立高科技公司。

园区自设立之初，就确立了“高科技化”、“学院化”、“社区化”与“国际化”的建设方针。“高科技化”就是精选高科技产业，鼓励创建高科技企业，对企业进行合理布局并组建高科技企业群。园区管理者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选取了集成电路、计算机及设备、通讯、光电、精密仪器及生物技术六大高科技产业，形成了以集成电路和电脑为支柱的产业格局；“学院化”就是以园区附近的大学和研究院所为依托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社区化”就是科技园区的建设要始终体现优雅、洁净、美观、实用的原则，保证园区内的工作生活舒适、清洁、便利；“国际化”就是园区的规划建设始终遵循国际标准与国际惯例，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在人才政策方面，园区允许科技人员以高于一般比例的专利权或专利技术作为股份投资，其作价最高达总投资额的25%。同时，园区也十分注重对本地科技人员的培养，如规定园区内企业雇佣台湾本地科技人员的总数必须占企业科技人员总数的50%以上，否则撤消当年免征营利事业税的奖励。台当局还出资在园区办理企业员工培训，并邀请专家定期讲座，推动园区厂商与当地学术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联系，奖励园区的科技人员在职进修。

此后，以新竹科学园区为代表的各类科学园区逐渐成为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镇，吸引了大批海外科技人才回台，不论他们是投资设厂还是从事生产或开发研究，均对台湾相关科技水准提升有非常显著的作用。

知识产权保护“立法”

1983年，台湾当局就《商标法》进行了重大修订，走上了知识产权保护“立法”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第一步。1984年3月，台湾“工业总会”联合“商业总会”发表了《联合自律宣言》，并设置了“工商反仿冒委员会”。1990年，该组织扩大为“保护知识产权委员会”。同时，新竹科学园区的工业同业公会成立“智慧财产权委员会”，试图以民间组织结合行政系统，共同推动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改造。

但由于立法滞后，加之基于经济利益的现实考量，这种方式的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未能收到实质和显著的效果。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台湾的仿冒之风依然盛行，台湾企业频频遭遇涉外知识产权诉讼，除了造成产品禁止进出口、销售受阻或直接没收扣押外，相关衍生的巨大损害赔偿，或是要求支付高额授权的权利金等，日益成为国外大厂用以打击台湾厂商产品与商誉的重要利器。国外厂商除了要求专利权利金外，甚至同时要求授权专利所制造产品上市与销售后的衍生利益金，该衍生利益金的收取比例有时会高达该产品单一售价额的15%至40%以上，从而大大稀释台湾厂商的获利空间。

进入90年代，以对美、日进出口贸易为导向的台湾经济也在经受严峻的考验。台湾制造业的技术和上游原材料基本上都来自美日，进出口贸易也受美日控制，这对参与今后以高新技术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竞争十分不利。台湾的主要经济对手韩国，采取以政府为主导、大财团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制定了庞大投资的科技发展五年计划，这对台湾以民间中小企业为主的外向性经济构成很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