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台湾意识”对台湾选举的影响

“台湾意识”反映在台湾政治层面乃为一种政治意识，属于政治学中政治文化的范畴。介于选举的领域，亦可概括为一种选举文化。选举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选举体系文化，即选民对选举制度的基本倾向；选举过程文化，选举中个人或集团对于自己在选举过程中影响力的看法以及个人或集团对于自己同其他活动者之间关系的看法；以及选举政策文化，即选民对于选举公共政策的倾向模式。由于政治文化对于政治结构的一般性影响效应，“台湾意识”介于选举文化层面势必会对台湾的选举政治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于“台湾意识”对于战后台湾选举制度的发展、选民投票行为以及政党的选举策略运用等方面的影响。

一、“台湾意识”影响下的台湾选举制度的发展

“台湾意识”作为一种选举文化，主要内容之一乃为选举体系文化，即台湾选民对于台湾所行之选举制度的基本倾向。其对于战后台湾选举结构体系层面的变迁影响深远。简言之，所谓选民对于选举制度的基本倾向，亦可概括为台湾选民或台湾民众对于台湾所行之选举是否合法的态度性认同。正是“台湾意识”作用下，选民认同与台湾选举现状有所不符，也就是一种要求与满足要求程度之间的落差，最终导致了台湾选举制度不得不相对于台湾选民的选举体系文化而有所调整，也就促成了台湾选举制度的不断发展。

1、地方自治初期选举制度的初步发展。

战后台湾选举制度的建立应为1945年12月26日政府公布的“台湾省民意代表成立方案”。自此之后，1946年台湾逐步进行各级“民代”的选举。在此阶段，除了最基层的村、里长及乡、镇“民代”采取选民直选的方式之外，其余均为间接选举。由于对台籍人士的歧视政策，选举最终成为一面只具象征意义的民主招幌。由此，一种以全体台籍人行为为依托的不满情绪开始在台湾社会蔓延开来，加之本省人日据时期早已凝聚的“台湾意识”的思维趋向，选举制度的合法性遭到质疑。此种质疑夹杂着对来、官腐朽统治的厌恶，一并促成了本省人集体反对腐败统治的“二二八”事件。由此形成了对台湾早期选举制度发展的无形推力，突出地反映在事件后本省人日益彰显的“台湾意识”对于选举制度民主化、本土化的强烈要求。政治文化改变了，台湾政治结构也就相应的有所改变。

1949年，政权迁台，为了安身立命，更出于对两年前那场“二二八”事件当湾民众所展现出来的“台湾意识”影响下的巨大摧毁力的担忧，任命台湾省“省政府主席”陈诚筹组“台湾省地方自治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的“地方制度”专章，先后拟定了“台湾省调整行政区域草案”、“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草案”、“台湾省县市议员选举罢免规程草案”和“台湾省县市长选举罢免规程草案”等四个方案，一并交台湾“省政府”参考。据此，1950年，公布“台湾省各县市长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开启了台湾地方自治的历史。

2、“中央民代”增、补选时期选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除原大陆籍“中央民代”大量老死之外，“作为最后‘复兴基地’的台湾省籍的‘中央民代’数额却显得极少。因此，处心积虑维护的‘法统’已很难再支撑下去，增选、补选‘中央民代’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了稳固摇摇欲坠的“合法性”地位，更为了安抚“台湾意识”引导下的选民选举体系文化对于选举制度不合理性的反感，缓和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日渐复现的省籍矛盾。1969年3月27日，由对外公布了“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办法”，“中央民代”举行增、补选；1972年3月29日再次公布“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办法”和“侨选增额立法委员及监察委员选举办法”，“中央民代”由“公民”直接选举，“补选”停办，只设“增选”。部分增、改选“中央民代”的办法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法统”危机带来的政治压力，然而由于选举后本省籍“中央民代”依旧过少，不能完全代表民意，致使台湾民众选举体系文化对于选举制度继续改革仍有要求。

80年代末，“第一届‘国代’仅剩三分之一，‘立委’剩下不到一半……‘法统’危机日趋严重。”加之台湾经济本土化中中产阶级不断崛起，具有强烈“台湾意识”的本土精英对于台湾选举制度的不公平性更加厌恶，希望全面改革。为此，“1980年5月14日，当局颁布了由‘立法院’通过的‘动员戡乱时期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这是战后台当局颁布的第一项选举法律。之后，为了全面改选“中央民代”，更为了将街头运动进一步纳入“议会”机制，台“立法院”于1988年3月9日废止“第一届国大代表出缺增补选条例”。11月18日再由“行政院”通过“第一届资深中央民意代表自愿退职条例”，至此“资深中央民代”开始退出台湾政坛。

3、“中央民代”全面改选，“省市长”、“总统”直选时期选举制度的全面发展。

进入90年代，本省人李登辉成为新一届台湾“总统”，台湾选举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李登辉出身台湾省本土，其强烈的“台湾本土意识”反映在台湾选举体系文化上，突出表现为其对于台湾选举制度“本土化”的强烈要求。“1991年4月8日至24日，李登辉召集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通过了提出的‘宪法修订条文’10条，赋予第二届‘国大代表’产生的‘法源’”；二届“国大”选举产生后，“1992年3月至5月30日，李登辉召集第二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过了提出的新‘宪法增修条文’共8条，赋予第二届‘立法委员’产生的‘法源’”。截至当年12月9日二届“立委”选举产生，台湾“中央民意机构”全面改选，完成了最终的“本土化”。1994年7月，在李登辉的推动下，“立法院”相继通过“省县自治法”和“直辖市自治法”，开放“省、市长”直选。1994年，第二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上，通过了“宪法增修条文”共10条，确定了“总统、副总统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全体人民直接选举，自中华民国八十五年（1996年）第九任总统、副总统选举时实施。”台湾选举制度全面发展。

至此，在李登辉的积极推动下，台湾的选举制度基本实现了“本土化”，亦可称之为台湾选举制度的民主化。其过程是介于“台湾意识”影响下的选民选举体系文化层面，选民对台湾选举制度“合法性”与否的认识需求所引发的外省籍政治人物的消极反应与本省籍主政者和反对者的一致积极推动下完成的。它的实现，提升了台湾民众通过参与选举影响台湾政治的“当家作主意识”。但是，令人担心的是，这种善良的台湾人“自主意识”在台湾选举制度全面发展，特别是在部分“”分子对选举的情绪化操纵下，其有被引向“法理”的危险性可能。

二、“台湾意识”影响下的台湾选民的选举行为

高度的社会动员，特别是其原有的“台湾意识”当中催发出来的民主参政意识，使得有了选举权的台湾民众对参与政治表现出了相当浓厚的兴趣。吊诡的是，由于台湾各派政治势力对其恶意操纵，最终却导致选民选举中的非理性选择。突出表现为台湾选民在对待与不同候选者的关系时的强烈的身份认同取向。也就是“本省选民选本省候选人，外省选民选外省候选人”，并且由此带来了选民选举行为中严重的“省籍――族群――统独”的对立。

1、 候选人认同的身份归属性取向。

“二二八”事件发生以后，在“台湾意识”的间接影响和促使下，台湾民众形成了“本省人”与“外省人”相互对立与隔阂的局面，这样的局面使二者在政治态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即，“的选民显著集中于本省籍。”而外省籍选民则以很高的比例支持。进入20世纪90年代，台湾选举逐渐意识形态化，身份考量在选民投票抉择时成为一个基本且稳定的因素。1994 年台北市长选举时，有69 %的外省选民投票给新党的赵少康，在市议员的选举中，外省选民支持新党的有62%。2000年“总统”选举，支持的选民多为本省籍、主张“独立”者以及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者；而宋楚瑜和连战的支持者则多为外省籍、少数民族和客家籍、赞成统一或维持现状者、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者。由此，台湾选民对于不同候选人认同的身份归属性取向可见一斑。

2、选民行为的“省籍――族群”对立。

台湾民主化的实现，本省籍政治精英逐渐掌权，台湾民众的“本土意识”不断高涨，外省人在不断的政治“本土化”中失去了政治的主导地位，边缘化危机意识逐步加强。加之不同政治人物极力的建构族群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挑动省籍对立情绪，以至于“省籍情结平时还不容易发现，有趣的是，在选战期间却特别容易发酵”。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 “省籍情结”作用下的选民选举行为的确出现了严重的“省籍――族群”的对立趋势。 1996 年在“总统”选举中失败后，秘书长邱义仁指出，“台湾潜在的族群问题非常严重”。1998 年台北市长选举，公然提出“年底市长选举是台湾的对抗中国的”，并且以“新卖台主义”挑起了族群对立。然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亦萧何，选举最终仍以的失败而告终，学者在讨论“为何败选”时，皆认为“省籍因素是胜负关键”。

3、选民行为的“统独”对立。

“台湾意识”介于战后台湾社会的异化，除了带来“省籍――族群”矛盾外，更导致了台湾民众“国家认同”意识的异化，从而造成了不同社会人群选举文化上关于“统、独”的对抗与敌视。认同中国与认同台湾成了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主要二元选择，反映在台湾选举过程文化中，更多的表现为持有不同“国家认同”的选民对于不同候选者“统、独”化区分的认同标准。出于此种考量，不论所属政党的异同，候选人也更乐于绕过经济民生炒作“统独”以期引发部分民众共鸣，捞取选举资本。在政治人物的刻意操纵下，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异化现象更趋严重，持不同认同的台湾选民对敌对的一组政治领袖必然怀着不信任感，台湾社会被撕裂成对峙的两部分。“李登辉上台以后，首先就利用台湾本省人强烈的台湾认同意识和历史上形成的‘省籍矛盾’，积极促使台湾认同走向异化，为巩固自己的权力服务。”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以“公投绑大选”，激化了族群矛盾、扩大了社会裂隙。在2004年底的“立委”选举前夕，更是抛出了一系列“急独”主张，如提出“公投制宪”、更改“国徽”、推动“正名”等主张，甚至抛出了“孙中山是外国人”的论调，从而激起了泛蓝支持者的愤慨，至此，执政的短短4年期间，社会对立、分裂已经深化到台湾社会的最底层。

三、“台湾意识”影响下的选举策略的运用

作为台湾社会主要政党之一的，从诞生之初的在野抗争到2000年的执政转变，却始终没能承担起维护台湾政治稳定的责任。相反，其常常恶意曲解“台湾意识”的真正内涵，极力挑拨“省籍――族群”矛盾和所谓的“统独”之争，甚至为竞选提出的公共政策主张也更多出于对“省籍――族群”动员的考量。这是对选举政策文化的一种异化性理解和运用。在其看来，在选举政策主张上越是制造“省籍――族群”对立，也就越能激发台湾多数选民的闽南人的最大联合，并将其视为能否当选的最有效途径。不可否认，介于此种过程之中，“台湾意识”的某些负面影响时常发酵，台湾选民对于台湾政党竞选策略确有理解上的盲从性。这也成为了台湾各政党特别是对于这种竞选策略无所不用其极的主要缘由。

1、“省籍――族群”矛盾的煽动。

1979年《美丽岛》杂志社发起的街头游行中，尽管以民主、人权为主要诉求，但游行中喊出的“台湾人要站起来”、“台湾是咱的土地”、“台湾人万岁”等口号所含有的“省籍――族群”方面的渲染煽动也是非常明显的，人在讲到这一点时并不忌讳。之后，随着台湾选举制度的不断完善，为了赢得选举，加大了对煽动族群矛盾言语的叫喊。一时间，“反对外来政权”，“台湾人选台湾人”、“外省人父债子还”、“，滚回去”等等口号犹如墨汁倾洒，四处飞溅。1994年台湾“省长”选举时，“就针对宋楚瑜的外省籍出身，极力地攻击，大力的煽动本省民众的‘省籍――族群’意识，‘台湾人选台湾人’、‘变天’、‘番薯对芋仔’成为了他们最经常的口号。”1996年的台湾首届“总统”直选中，提名本省人彭明敏为候选人，再次提出“终结外来政权”的竞选口号，矛头直指“外省人”的政党。2000年“总统”选举，面对同样为台湾本省籍的候选人连战，为了继续煽动“省籍――族群”矛盾赢得选票，再次提出了所谓的“正港”台湾人与“非正港”台湾人。对此，吕秀莲声称，连战、宋楚瑜都不是“正港”台湾人，台湾民众要让“水莲配”这等“正港”台湾人“正港出头天”。

2、“统、独”议题的操纵。

除了“省籍――族群”上的动员，“统独”议题同样是自建立以来逢选必提的重要策略。由于具体选举环境所限，其在操作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均无外乎是借挑动“统独”之争，为其政党赢得选举开山铺路。早在刚刚通过“党纲”的1991年底二届“国代”选举中，候选人便将竞选政见设定为“公民投票建立”、“制宪建国”、“总统直选”、“反对统一”等“”口号。然而，由于口号的过于激进性色彩，在岛内引起了相当大的震撼，也引起多数选民的恐惧，最终导致了在此次选举中惨遭重创。从而使满怀信心的领导人开始意识到自身在台湾社会中的实际力量，也开始认识到，过于明显的“”口号对于其在选举中胜选不利。为此，开始有所检讨，并在下次选举中将“”主张包装为“”、“住民自决”。

1992年举行的二届“立委”选举，可谓是调整选举路线后的第二战，也是去台后“立委”的首次全面改选，对于台湾各政党在“立法院”的权利分配至关重要。二届“国代”选举的失败使得在此次选举中明显淡化了“”主张，进而以“”、“反对国共对谈”为其竞选的主要政见主张。“所谓‘’，实际上就是‘’主张的变种，只不过是比裸的‘’主张多了一层包装纸而已。当然，它比公开的‘’主张更具欺骗性。”这种强烈的欺骗性，使得在这次选举中获得161席“立委”中的51席，从而走出了“国代”选举失利的阴影。

又如，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为了排除台北市人口众多的务实选民对于“”的顾虑，以为首的阵营对于“”进行了淡化与包装，并将“”的主张转化为对“住民自决”意涵的合理性诉求。“以‘台湾人民有权决定自己国家的前途和生活方式’等似是而非的论述来掩盖‘’的实质，还表示‘是否落实主张，将由住民自决’。”通过上述的选举策略的运用，在不放弃“”诉求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务实选民对于台湾前途安定的担忧，使候选人最终当选为台北市市长。此次当选对其政治声望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台湾意识”作为台湾社会的一种特殊的选举文化，对台湾社会的选举发展无疑是影响深远的。这种深远的影响加之“台湾意识”内涵的复杂特性，可谓是积极、消极方面兼有。即，其内涵中的民主意识有利于台湾选举制度的民主化实现；相反，其内涵中过度的自主性要求夹杂着“省籍――族群――统独”差别意识反而易被“”势力所利用为一种“独立化”要求，从而失去了选民对于选举文化真正意涵的理解和把握，最终成为了“法理”的棋子。研究“台湾意识”对于台湾选举生态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台湾意识”的真正涵义及其与台湾选举之间的深层关系，更有助于我们借此了解台湾民意的显著特点，从而为更好地推动两岸民众的互解奠定良好的基础，也是作者撰写此文的主要初衷。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台湾研究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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