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中的艰难爱情

摘 要：《韦护》和《红豆》两篇小说都是女性作家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照。在革命为爱情而牺牲的共同主题下，二者仍旧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从这两篇小说的差异入手，分析时代因素和作家因素对小说创作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韦护》 《红豆》 对比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但是在中国“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之下，爱情不得不与“道”相互纠缠。在革命时代，“道”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阶级特性、意识形态以及时代潮流，因而催生出了一种“革命+恋爱”模式的文学。

丁玲的《韦护》和宗璞的《红豆》都是从女性视角对这种模式的关照。在她们笔下，无论是韦护还是江玫，无不体现出面对理想与爱情的矛盾时，知识分子内心的焦虑和挣扎。爱情为革命而牺牲，这样的主题设置，反映出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特殊的文学诉求。作家的入世情怀以及文学的功利性质在这两篇作品里，都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但是这两篇作品与同时期大多数作品相比，还是有其特殊性的，即文学的工具性以及不是特别突出的平民化，既没有高歌猛进的时代呐喊，也没有深入工农兵的底层描摹，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真实的心理体验，体现出五四以来一些小资产阶级罗曼蒂克的感伤情调，这一点也常常受到当时语境下文学批评的诟病。

单就这两篇作品而言，相同的主题，一样的模式，也有着不少的差异。

一、“我”的流露与消解

由于时代的差异，“我”在两篇作品中的地位大为不同。丁玲的《韦护》是她从以莎菲为代表的五四话语向“左”转变的过渡性作品。在某种层面上是作者在一个仍旧比较宽松自由的社会语境下自觉地探索和抉择。通过塑造韦护这一形象，反映出作者向革命文学过渡时自我的“扬弃”。韦护学习俄罗斯的理论而有了革命的信仰，丽嘉也走出痛苦，决心做点事业出来。个人的追求，女性的解放虽被冠在社会的解放之下，却始终是“有我之境”，即都是自我痛苦抉择的结果。

而《红豆》诞生的时代，是个人话语消融在宏大历史题材和政治集体话语的时代。文学被政治的枷锁禁锢，任何的挣脱都被视为背叛。个体的失落，让作家把“自我”泛化成了“我们”。这一“我们”反映在作品中最突出的就是以萧素为代表的青年学生们。萧素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她的思想不断浸润着主人公江玫。所以，与其说是江玫自己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倒不如说是对强势的大环境的皈依来得贴切。小说中作者虽有意遮盖“自我”，却无法消却“本我”的流露。不论是这篇作品发表后所遭到的批斗，还是后来的，文学批评者们似乎都在围绕着其阶级立场展开。但是今天，我们抛开过于浓烈的阶级色彩，不难看出这篇小说最本真的主旨并不是所谓阶级立场的宣扬，而是指向特定历史时期的爱情悲剧。不论是江玫还是齐虹，他们的爱情观超越了政治，尽管早已察觉彼此在意识立场上的分歧，却还是深陷其中，这是一种本性的真切。而通过这种对人性的关怀，作者不自觉地反抗了主流文学模式。所以说宗璞的《红豆》虽然在有意地“隐我”，却又不自觉地“显我”，当然她隐的是自我，显的却是本我，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二、“出走”的突兀与自然

《韦护》和《红豆》都为读者展现了一场令人唏嘘的爱情，而且爱情最终都被革命事业的洪流吞没。但就文本的艺术性而言，这两次“出走”却有所不同。

在《韦护》中，丁玲没有创制一个宏大的历史场景，所有的故事都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私人空间内，作者了大量的笔墨来展示男女主人公热烈的恋爱，却没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去推动故事的发展，韦护出走爱情、投身革命完全是凭着一种意识，也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信仰和自我约束。但是，仅仅停留在主观意识的类似“顿悟”是缺乏说服力的。这会让读者觉得革命不是时代的潮流，而只是这些知识分子的臆断。因此，韦护的转变显得比较突兀，这恰恰也是早期普罗小说简单化、程式化的表现。作家是为了转变而写转变，游于云端，缺乏现实的基础。

实际上，韦护的“突变”是作家创作环境和创作心理的反映。《韦护》所处的是一个转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知识分子该何去何从不得而之。作为普罗小说早期探索的先驱，丁玲本身就是带着矛盾的心理在自己的意识中为知识分子进行恋爱和革命的抉择，她较为敏感地捕捉到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方向，但是却比较模糊。所以她一面用绝对的篇幅保持着五四时期张扬个性和自由的启蒙话语，另一面，转型的早期缺乏现实基础，只能用一种类似“顿悟”的突变将自己向“左”转，因而显得比较生涩。我们再将丁玲的创作纬度拉长来看，从后来的左翼文学一直到新中国文学，丁玲一直都饱含着入世情怀不断地调整自我，去顺应文学为政治歌唱的主流。而因为处于转型初期，这种功利目的演绎在文学作品中就显得生硬了。

《红豆》一文始终寓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萧素和齐虹的爱情已然不能摆脱悲剧的结局。作者宗璞对以萧素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阵营热情正义的渲染，以及对齐虹自私的侧面揭露，都是在为最终的结局铺垫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艺术表现技巧上，宗璞还特意设置了红豆这一充满浪漫色彩的中国古典意象贯穿其中，两颗红豆在二人冲突中掉落就预示了最终的分离。作者一方面利用了“红豆寄相思”的美学意蕴契合回忆，另一方面将其穿插在故事中，形成了巧妙的构思。通过设置比较多的矛盾冲突形成一根隐线，始终潜伏在爱情发展的过程中，所以江玫出走爱情的选择顺理成章，最终将故事推向了高潮。

“五四”的个性思潮并没有撼动“文以载道”的传统，自普罗开始，文学很快便回归了以集体话语为主流的形态。《红豆》就是处于一个集体话语高度集中的十七年文学语境下。尽管如此，其艺术性和文学性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宗璞出身书香门第，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和家庭庇护，在大时代的印记之上，宗璞还是在不经意间透出其高雅的风格气质和审美趣味。除却作家个人因素，从文学的发展来看，这个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学经历了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的发展阶段而日臻成熟。所以《红豆》虽然表面上延续了革命恋爱的主题，却没有落入模式化的俗套，在枯燥的文学大环境下别有一番风韵。

三、结局的展望与回归

《韦护》的结局指向了革命的未来，故事的主人公似乎都走向了光明。而《红豆》的结局却是将回忆拉回了现实。这两个结局很有意思，也恰恰反映出同样的革命与恋爱的双线模式中，二者创作倾向的不同。

作为丁玲话语转变的标志，《韦护》的转折性意义似乎比文学性更大，即作者是在有意地试图探索和引领文艺“左”的方向。通过展望未来，预见革命的曙光。而十七年文学中，早就充斥着歌功颂德的主流文学，尽管有“宣扬资产阶级人情味和恋爱观”这样的批评，宗璞还是“有意要描写江玫的感情的深厚，觉得愈是这样从难以自拔的境地中，也就愈能说明拯救她的党的力量的伟大。”[1]但笔者认为不然。在历史语境下，如果连文本中都难见真话，又怎能让作家在自我评说时道出真实的想法。从《红豆》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读出在“双百”政策的春风下，作者潜意识里的悸动和本能的诉求。宗璞以一个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致和柔情去回归人性，在缱绻和回忆中，使爱情这条线更加明晰和突出。结尾“江玫刚流过泪的眼睛早已充满了笑意。她把红豆和盒子放在一旁，从床边站了起来”，从回忆走向现实，这又是在几多无奈后才理性地站回革命事业一边。在作品中，类似于这样的阶级立场的描绘，比起大量浓厚的爱情描绘和渲染，显得黯淡。这并不说明宗璞的立场不坚定，宣扬资产阶级观念，而是说作家对人性的关怀。这也并非是作家刻意设计追求的，而是“双百”春风下作家创作本能的复苏。

所以说《韦护》的展望是自觉的，而《红豆》的回归却带着些许无奈。它们虽然都意于干预爱情的发展，以此表现对革命的忠诚，却在细微之处显现出不同时代不同作家的创作倾向。

注释：

[1]赵晓芳：《爱是不能忘记的——试析宗璞的叙述“裂缝”》，名作欣赏，2007年，第4期。

（汤洁 江苏省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21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