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行业中的迷失与追寻

当今社会生产力全面发展，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改善，人们自我感觉幸福指数也不断提升。但些许清醒的人们会隐约认识到，单纯的物质文明带来的只是一种虚假短视的。可悲的是，生活在发达商业文明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不能意识到作为“人”本来具有的那些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已被物质化、同一化。

在为当下出版物所直面和书写的对象世界中，人与艺术世界或诗意栖居在大地上的人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不管从事什么行业，不管是庙堂大吏还是乡野小民，我们都逐渐丧失了自身独具的主体性、想象性、创造性和主体地位，也在被工具理性或至上科技理性的肢解和分裂中，走向矮化、自闭和枯萎，日益成为“单向度的人”。在改造世界抑或完善人自身的重大抉择中、在人的对象化和人化的自然的较量中，工具理性，越俎代庖，为我们挑拣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正如马尔库塞指出的那样：“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其标志不是强制性服从，也不是工作制度，而是人已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

由此，在地球逐渐变为一个所谓的“村落”的同时，原本丰富多彩的世界显得越来越单一化、模式化、平面化、碎片化，在这个大众消费崛起的时代，个体意识的独立性悄声湮没，大众审美与需求的多样性最终成为“众多一样性”。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版从业者在努力地探寻和苦苦地挣扎着，企图在一页页白纸上给读者重新描绘出一个斑斓的多维世界。

文化传承功能的褪化

北宋大儒张载所倡导的文人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阐明了古代士人之最高理想，一定意义上也包含着中国古代出版人的自觉使命。

出版为传承文化而诞生，因文化而存在，其所创造的文化价值、所发挥的启智功用应远大于其经济价值。图书等产品除了满足人们的阅读消费以外，还承担着文化传承的责任。如果出版活动不能肩负起文化责任，那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文化产业化和出版产业化概念的盛行，精神产品的商品特性日益得到推崇。在追逐经济效益的合理借口下，出版的文化属性明显褪化。在大众日益追逐快餐消费和以快餐消费为荣的文化语境中，资本话语和市场逻辑大行其道，统摄一切，审美思考和诗意想象被弃置一旁，风格与原创、精品佳作越来越少。一些文化工业在商业利润法则的驱使和控制下，媚俗媚雅媚金钱，迎合大众消费欲望，利用现代科学的声像技术，对人类历史上的文化经典进行无节制的戏仿、模拟、拼贴、复制、改写、混杂或格式化。在这种方式操纵下，传统或现存的文化经典、经典话语秩序以及这种话语秩序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文化秩序、出版秩序等被无情地颠覆。于是，《红楼梦》不断被戏说，《西游记》“大话”流行，《人口原理》被攻击得体无完肤，“百科全书”错误百出，“少儿必读”混乱无章……出版已经逐渐丧失了文化传承的功能，而沦为牟利的手段。

作者主体品格的沦落

在这个疯狂逐利的时代，作者平静的心不再平静，狭小的书斋难以容纳他们那灵动腾跃的身躯，狂躁不安的灵魂急需金钱物质和市场的无穷慰藉。乱花早已迷人眼，作者在急速变转的万花筒般的生活面前失却了恬淡独立的品格，也不再以自省质疑的眼光反思眼中和心中的世界。他们迟钝麻木的创作感知只能在极具商业气息的区间游移逡巡，却无法谛听来自读者的声音。庙堂、江湖和广场，难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声音，少见“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的情怀；追“新”逐“后”，“潮”涌“浪”起，多的是某些作家对真实的漠视、严谨的轻视、科学的无知。如果说，浮士德在上帝和靡菲斯特的赌博中走出书斋以望探求人生、人类命运的话，那么，我们的某些作者也有自己的无尽探求――金钱、名誉、掌声和鲜花。创作，对于某些作者而言，已不再是什么艰苦的原创性精神活动；出版物，对于他们来说，早已变成了昂贵的精神奢侈品。他们不会为了吟安一个字而“捻断数茎须”，更谈不上为了追求艺术精品而甘心沦落到“举家食粥酒常赊”的贫困之境。对于他们而言，文字艺术转化成一种套利技术，未出名前，焚膏继晷，孤灯寒窗，皓首穷经；既出名后，百般钻营，八方招摇，工夫尽在诗外；电台报刊、影视传媒，原本尚一无所知，眨眼间，竟已是门门精通、行行在行。主体性意识的弱化，意味着作者不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思考与判断，放弃了自己的职业责任和义务，逐渐沦为物质的奴隶。

作品社会价值的丧失

作品是作者思想、情感、智慧和心血的结晶；作品是写给万千读者的，从读者反应论角度看，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也正在于它不断被读者阅读、理解、诠释的历史过程中。在出版的实践活动链条中，读者自始至终都是不可或缺且占据中心显要地位的，自然就应该“以读者为本”，但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今，真正着眼于“读者”、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具的出版物日益少见，而一些无聊琐碎、虚妄肤浅、简单省事的出版物却大行其道。有意无意中，作者自身也成为不折不扣、彻头彻尾的工匠手或码字工。于是，在当下的一些作品中，世俗眼光遮蔽了读者关怀，主观随意战胜了严谨慎重。于是乎，我们每年几十万种出版物中真正能体现出版价值，能实现积累人类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先进的思想，并加以扩大传播，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实在是屈指可数，少得可怜。

出版产品必须是有内容的，必须符合“出版文化理性”之本质特征，出版活动应当把对文化理性的追求与对商业利益的追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文化理性为体，商业利益为用。与其他行业相比，出版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价值在产业外。一本图书即使再畅销，书籍本身能够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也是十分有限的，社会价值的缺位，只会使出版低俗化的情形会加突出。

回归“读者人”的应有地位

作品是给人看的，是给作为读者的人看的，出版服务对象和目的的明确指向性决定了“读者人”在出版产业链中的中心地位。围绕读者，根据“读者人”的需求去策划选题、开拓市场，从思想上摒弃孤芳自赏的自恋情结，在操作中摆脱闭门造车的编辑思路，真正做到换位思考，时时刻刻把“读者人”放在心中，从“读者人”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样，才有可能使读者爱读我们的书，并能在阅读中受益，这才是我们出版人与整个出版行业相关者的职责和使命。

其实，不管是里法特尔的超级读者、费什的资深读者，还是沃尔夫的意向读者，这些理想读者概念的提出，无疑也是从不同的层次强调了读者的重要性。当代的图书营销，不仅悦纳了这些观念，而且在营销实践中力争将这些读者及隐含读者作为目标读者群展开营销诉求，从而达到将其变为真实读者的目的。在营销中，我们常讲4C战略，即“内容为王”“渠道为王”“便捷为王”“现金为王”， 虽然这些说法各自不一，但都是围绕一句话来讲的，即“读者才是上帝”。编辑，作为作品生产加工者而言，为方便起见，如果允许我们这样简单划分的话，我认为，似乎可分为四个等次。四流编辑仅做案头，只是个文字通；三流编辑除文字外，注重“经营”作者；二流编辑除作品作者外，已在“打理”文学出版理念；一流编辑则创建品牌。还有一种不是编辑的“编辑”，或者暂称他们为超一流编辑吧，他们经营的既不仅仅是理念和品牌，更不仅仅是作者作品和文字，而是“读者人”。因此，作为出版行业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因素，“读者人”的理念不仅应渗透于任何一位从业者工作实践中的每一细枝末节，而且，以人为本，关注人，依靠人，尊重人，鼓舞人，乃至塑造人，发展人，提高人，完善人，也应成为我们所有出版工作者毕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和最高境界。

【作者单位系北教小雨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