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古代寺院藏书的贡献

时间:2022-08-30 11:42:23

苏州古代寺院藏书的贡献

[提要] 苏州古代寺院藏书是苏州古代图书事业的主体之一。苏州古代寺院藏书一方面使苏州古代佛教事业得到发展,藏书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苏州写经、刻经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苏州;寺院;藏书;贡献

中图分类号:G250 文献标识码:A

苏州,北依长江,西滨太湖,风物清嘉,人文荟萃,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在恢弘博大的吴文化宝库中,苏州佛教文化以其超凡脱俗的韵味和庄严古雅的风姿为世人所瞩目。早在三国吴赤乌年间,大乘佛教传入苏州,苏州古代寺院藏书也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兴起。

千年斗转星移,古城沧桑几度,苏州古代寺院经各个时期的求经、赠经和购经,使藏书在吸收文化经籍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寺院藏书特色、体系,与苏州官署藏书、学校藏书、私家藏书共同形成了苏州古代图书事业的主体。苏州古代寺院藏书的历史与特色在苏州藏书史上独树一帜。

一、苏州西园戒幢律寺藏书的历史与特色

西园戒幢律寺简称西园寺,坐落于苏州城西阊门外,东靠以古典园林闻名的留园,西邻幽寂的寒山古寺,北倚美丽的虎丘风景区,南临阊门运河,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寺内古木幽深,梵宇重重,绿茵曲水,鸟语花香,经声梵乐中怡然使人步入了一个清净庄严的伽蓝圣地。

西园寺创建于元代至元年间(1264~1294)始名归元寺,距今已有700年的历史。明嘉靖(1522~1566)之末,太仆寺卿徐泰时构筑东园(今留园)时,把已经衰落的归元寺改建为宅园,名西园。徐泰时故世后,其子徐溶舍园为寺,取名复古归元寺,并于崇祯八年(1635),延请报国禅寺茂林律师任住持,改名戒幢律寺,该名反映出寺院高树戒律之幢,以戒为本、以律为宗的立寺原则。经茂林律师及尔后数代住持的努力,西园寺成为律宗道场,法会盛极一时,列为江南名刹。惜于清咸丰十年(1860),毁于兵燹,只剩下残垣颓壁、荒草萋萋。光绪年间,浙江按察使盛康与吴郡士绅共同倡议修复西园寺,请紫竹林寺方丈荣通及其徒广慧来主持此项工作任务。广慧法师自承担大任之后,任劳任怨,全力以赴。他托钵四方,化缘重建戒幢律寺。从43岁到73岁,在30年中先后修建了大雄宝殿、观音殿、罗汉堂、天王殿、放生池及安僧的配套设施,待基本形成了全寺的建筑规模,及完成了内部塑像,已是民国十五年(1926)。广慧法师重振寺宇,劳苦功高,西园寺再度成为吴门首刹。

西园戒幢律寺历来重视对法宝经书的收集保存工作。早在清代咸丰年间,在经历了洪杨兵燹后,广慧法师一方面不辞辛劳,进行着伽蓝的重建;另一方面酝酿着迎请《龙藏》的计划。终于在光绪二十九年,因缘成熟,他亲自晋京,迎请到这部属于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官府刊刻的汉文大藏经。整部藏经为梵箧本,共七百二十四函,一千六百六十九部,连同旧有的藏经,一起珍藏在藏经楼中。其后几经沧桑,至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明开法师主持西园寺工作,他更加关注这些藏经,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这些难得的法宝。当“”浩劫来临之际,眼看着这些法宝将毁于一旦,他冒着生命危险,用自己的智慧、勇气,找到当时相关管理部门的负责人,说明经书的重要,在他的苦口婆心和情理互动之下,管理部门最后同意将经书封存。在1970年以后的那段艰难的岁月中,他又会同安上法师陆续整理藏经,一共整理出(含编目、分类)经书合计六万余册。

“”结束后,寺院作为全国重点开放寺庙,在向外开放之初,他就与安上法师一起确立了三个基本原则,其中第一个就是“重视文化建设”。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又陆续购买了大量经书,至今,部分书的扉页和封三上仍钤盖有明开法师和安上法师的印鉴。当我们摩挲这些藏经时,不能不佩服二位法师的眼光,是他们使这些经籍得以保存,使西园寺成为全国保存经书资料最丰富的寺庙之一。

当普仁大和尚接任西园寺方丈后,更是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在原来藏经楼藏书的基础上,开设了“戒幢佛学研究所图书馆”,设址于丈室法云堂对面楼中,整个图书馆加上旧有的藏经楼,占地面积达600多平方米。并陆续从海内外请购了《大正藏》、《嘉兴藏》、《卍字续藏经》等十余部藏经及近代金陵刻经处刊刻木板经书多种,并收藏了泰文、巴利文经典等大型丛书多种,还请湛如法师等在日本购买了好几批日文佛学典籍。

在收集佛学经典的同时,并收藏有《二十五史》、《四部备要》、《册府元龟》、《全唐文》、《中国通史》、《道藏》及《中国西北地方文献丛书》等传统文史哲典籍。随着近年来敦煌学的兴起,为了满足大家研究的需要,特迎请了《敦煌宝藏》全部,计140册,还收集了《俄藏黑水城文献》、《俄藏敦煌文献》、《英藏敦煌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浙江藏敦煌文献》等大型书籍多部。目前,图书馆藏书达8万余册(包括藏经楼古籍6万余册),同时又征订学术期刊、大学学报及其他报刊百余种,为借阅者拓宽眼界起到良好的作用。

丰富的藏书引起了教内外人士的极大关注,台湾学者林光明看到如此众多版本的《大藏经》后,极为震惊,连声说:“想不到大陆会有藏书这么多的大寺院!这些图书资料的充分利用,将会给中国佛学带来新的希望。”上海复旦大学王雷泉教授在参观后也惊喜地说:“西园戒幢律寺的藏书堪称全国第一!”

二、灵岩山寺藏书的历史与特色

灵岩山寺位于江苏省吴县木渎镇灵岩山,是江南著名的佛教圣地,也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净土宗道场之一。

该山本是春秋时代吴王夫差馆娃宫的旧址,也是越国献西施的地方。相传东晋司空陆玩曾居此山,因闻佛法,舍宅为寺,从此,便成为灵岩道场之开端。于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将之扩充为秀峰寺。据传为大哀经(竺法护译)中所述之智积菩萨应化之道场。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5),天台宗中兴之祖道遵曾在此地修法华三昧。宋初,一度为律宗寺院,元丰年间(1078~1085)改为禅院。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因赐抗金英雄韩世忠荐先福名,敕改寺名为“显亲崇报禅寺”。明洪武初年,又改名“报国永祚禅寺”。永乐十年(1412)重修,弘治年间毁于火。清顺治六年(1649)重修,咸丰十年(1860),由于太平天国之兵火,寺内建筑,除九层塔外,大半焚毁。宣统三年(1911),真达法师住持本寺,与妙真法师协力大举复兴堂舍,殿宇渐全,越为江南名刹。

“”中,灵岩山寺遭到破坏。从1979年起,陆续得到修复。1980年末创办了“中国佛学院灵岩山分院”。1983年,该寺被定为汉族地区全国重点寺院。

藏经楼内藏有佛经47,000余卷,其中有元代《普宁藏》之孤本;此孤本原系康有为珍藏,几经辗转始入寺。

《碛砂大藏经》:40册,该藏刊刻于南宋时期,近代于陕西开元、卧龙两寺发现。《频伽大藏经》:100册,民国初年以日本《弘教藏》为底本所刊行。《洪武南藏》:四川省佛教协会,1999年开始出版。《宋藏遗珍》:收集了《金藏》中的珍本佛典。《中华大藏经》(大陆版):106册,以《金藏》为主要底本而成。《普慧藏》(《民国增修大藏经》):线装一套,21函100册。《敦煌大藏经》:63册,是一部以北京所藏敦煌写本为主的佛教丛书,台北前景出版社。《敦煌宝藏》:140册,黄永武主编,台湾新文丰出版社。《佛光大藏经》:新式标点本,本馆藏有《阿含藏》、《禅藏》、《般若藏》、《净土藏》四种。《百衲藏》:(金陵刻经处本刻版)《永乐北藏》:奉明成祖敕命编纂的一部大藏经,计收佛教典籍1,662部、6,930卷、693函,据故宫博物院珍藏明初版为底版影印。

三、苏州寒山寺藏书的历史与特色

寒山寺,坐落在苏州古城西阊门外七里古运河畔,毗邻枫桥,曾称枫桥寺。坐东朝西,门对古运河,旧临官道,今属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枫桥镇。其创建年代已不可详考,相传始于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初名“妙利普明塔院”。(首见《吴郡图经》,后《吴郡志》、《姑苏志》、《百城烟水》、《苏州府志》等地方史志均沿其说以至于今)

寒山寺历史上曾有藏经,明万历四十年建藏经阁(即龙函阁)。当时藏经版本,已无文献记载,按时代推定,当系永乐南藏。咸丰十年战火,经籍与寺舍几归于尽。“”浩劫中,为保护藏经,性空书写语录封在经橱上,使藏经免遭“破四旧”的毁坏。后重建藏经阁及新建佛教图书馆陆续入藏了一些珍贵经籍。

《清版藏经》保存在寒山寺藏经阁,通称为《龙藏》。该藏刻印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全藏以千字文排编,从天字至机字凡724字,每字一函,每函十册(卷),计7,240册(卷)。雍正时命撤出73册,如《楞严蒙钞》,钱谦益著,60本,因此色字至勉字六函无书。这样全藏只有7,167册,外加目录5册,序文1册,共计7,173册,保存完整。现龙藏是乾隆三年(1738)在北京以北藏为底本(略有增减)刻印而成,属梵筴式,现为镇寺之宝。

《龙藏》在藏经楼上设8橱存放,每橱9层,每层10函,每函10册。各橱题名依次为:贝叶灵文;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三乘圣教;钦赐龙藏;钦赐龙藏;昙花现瑞;佛日增辉,常转;大龙全经。在“龙”函中有“御制”、“大清雍正十三年四月初八日”字样。右下方并有一方圆章“隆庆常住”,系隆庆寺请来。

《房山石经》即《房山云居寺石经》,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石刻佛经,存于北京市房山县大房山中。隋末唐初幽州沙门静琬(?-639)首先在此刻藏石经,以后历代继续增刻,至清康熙三十年(1691)止;以盛唐、辽、金时期所刻数量最多,分别藏于石经山上九个石洞及云居寺西南地穴中。1956~1958年中国佛教协会对石经进行调查、发掘和整理,共有大小经版15,000余块,刻有佛经1,000余部、3,400余卷。有些刻经题记中,还保留唐天宝(742~756)至贞元(785~805)年间北方某些州郡行会名称,对研究当时工商业,亦有参考价值。

四、结束语

苏州古代寺院藏书作为寺庙文化的一部分,它是宗教文化和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寺院藏书多是汉文经籍,一些佛经传入苏州,同时苏州的一些佛经也流向内地,在不断的佛经流通中,一方面使苏州古代佛教事业得到发展,藏书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苏州写经、刻经事业得到发展。特别是在明清时期,寺院起到学校的作用,僧侣也是老师,既教儒学也教佛典,对社会起到了普及教育的作用,这对推进苏州古代文化发展的意义是深远的。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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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学军.简论我国古代书院藏书[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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