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配额”与教育公平

日前出台的高考跨省生源计划调控方案决定，将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升学压力相对较小的上海、江苏、湖北、福建等12省市的16万生源计划调剂到中西部10个省区，其中仅湖北、江苏两省，今年就将分别减少4万和3.8万生源计划。此规定一出，在考生家长中引起轩然大波，湖北、江苏等地的大量家长聚集陈情，表达他们的意见诉求。当地教育部门则回应称，生源调剂后高考录取率并未降低，家长不必过分担心。

制定生源调控方案的初衷是为了体现教育公平的理念。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之初，除1977年和1978年各省自行命题外，我国主要实行全国统一高考，使用统一命制的试题，采用大致统一的录取标准。这里所遵循的就是所谓“程序性公正原则”，是教育公平的基本理念之一。2000年以来，我国在北京和上海试行分省市单独命题改革，2004年扩大到14个省市，2006年为16个省市， “统一考试、分省命题”的格局基本形成。高考分省命题有利于减少因地域差异带来的考试偏向。由于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文化的差异，带来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分省命题对于打破全国一张卷子、单一的考试方式是一种改进，体现了多样化和选择性的新课程改革思路，也适合我国幅员广阔，经济、文化、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国情。从教育公平的角度，这种做法体现了所谓的“补偿性公正原则”，是教育公平的另一基本理念。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论述了“无知之幕”的概念，他指出，在制定公正的规则和制度之前，要摆脱现时现刻的各种感觉和知识，在现实社会面前拉上一道大幕，纯粹从零点开始思考正义的原则。无人知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阶级出身、天生资质、自然能力、理智和力量，也无人知晓他关于善的观念，他的合理生活计划和心理特征，不知道社会的经济或政治状况。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条件或个人气质均会影响其对正义原则的判断，必须用无知之幕将它们全部隔开。在此基础上罗尔斯提出了两个公正性原则，即前述的程序性公正原则和补偿性公正原则。

可以看出，我国高考从全国统一考试，强调程序性公正原则，到“统一考试，分省命题”，努力兼顾各地的不同状况，逐渐运用补偿性公正原则。总的来看，是一种进步，值得肯定。但正如罗尔斯所说，这两个原则制定和使用的前提是将人们用“无知之幕”隔开，回到原点去思考问题。令人遗憾的是，高考配额政策被人广为诟病的原因，就是在使用“补偿性公正原则”时出了问题。将高考资源相对丰富的东部沿海地区的生源计划调剂出一部分，照顾和补偿中西部经济和教育欠发达的地区，本来是很好的举措，但由于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人没有“回到原点”思考问题，致使其结果大为走样，甚至适得其反。高考资源最为丰富，升学率最高的北京等地继续维持了特权地位；湖北、江苏等高考升学率不高，压力较大的地区反而减少了配额；至于甘肃这样地处西北、经济落后、资源贫乏的省份，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配额。对于甘肃的学生来说，要考入普通本科院校，比相邻青海省的学生至少要多70多分，与北京市的学生相比，则至少要多考100多分。要考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名校，所要花费的力气就更大了。

对“补偿性公正原则”的滥用，在实践中是极其有害的，它会引发和激化一系列社会矛盾，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此外，每年高招中都要花大力气严厉打击的“高考移民”现象，从根本上说，也是由于这种高考政策中的失误和不公平现象所导致的恶果之一。最后，高考作弊行为和围绕各种考试所产生的一系列违法乱纪行为，背后隐藏的一个重要原因，也不能不说与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不公正因素有关。

其实，在我国历史上，科举制度也是从全国一张考卷开始，起初只考虑了程序性公正原则，长期实施过程中造成舞弊。后来朱元璋首开南北榜制，兼顾了补偿性公正原则，为后世所效法。当前形势下，高考制度为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实现社会阶层的有序流动提供了有效渠道，几十年的实践积累了经验，取得了成就，但仍有不足之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社会、个人层面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其中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就充分体现了教育公平和社会正义。实际工作中，只有更加努力地学习、调查、研究，提高理论政策水平，才能有效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才能更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更好促进中国梦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