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郑振铎北京故居天吝留年与补过 九原料应恨悠悠

2014年对于全球的航空业来说，都是不太平的一年。纵观历史，叶挺、徐志摩等等中国很多名人都殒命于空难，郑振铎也是其中不幸的一位。他虽然没能让自己生命的长度延续，却无限拓展了生命的宽度。不论在诗歌、戏曲、散文、美术、考古、历史方面，还是在翻译方面，或是在整理民族文学遗产、对外文化交流方面，他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国家和人民积累了大量的精神财富。

网络上很容易就能检索到郑振铎在上海、福建的故居，而寻找他在北京的故居可真不容易。在查阅了很多资料之后，终于在郑振铎的儿子郑尔康所著述的《我的父亲郑振铎》一书中，发现了他们一家在北京生活的线索，不过那时的郑振铎已步入知天命之年，而他第一次来北京则要追溯到他19岁的时候。

家境窘迫发奋苦读

1917年夏，郑振铎第一次来到北京，在亲戚的资助下，考进了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现北京交通大学）。当时可能是寄宿在亲戚家，如今地址何在，已无从考证。他每天上学、放学要步行三四个小时。为了省钱买书，他从来不吃早饭，中午也常是以大饼或烤白薯充饥。特别难过的是冬天，北风刺骨，他只有一件薄薄的棉袍，里面贴身仍穿着夏天的单衫，手上、脚上都生满了冻疮。

1898年，郑振铎生于浙江永嘉（温州）一个穷苦的家庭。因为是长孙，他的祖父非常高兴，办“三朝”那天，祖父请了算命先生来，算命先生说其孙子“五行缺木”，于是祖父就给他起了个“木官”的小名，大名为“振铎”，有摇铃发出号召，一呼百应的意思，希望他将来能干一番大事业。

郑振铎童年时，他的祖父和父亲相继亡故，依靠母亲做针线女红活计维持生活，勉强读完了高小。

他很小的时候就爱听人家讲故事，也爱摆弄一些小玩意儿。他有一位表舅好讲《三国》和《聊斋》，而母亲讲的“蛇龙哥”等许多美丽的民间故事更让他心驰神往。他那时无钱买任何玩具，不知怎的，却养成了一种收藏癖，什么破铜烂铁常常摆满了他床边的角落。他最爱收藏的是大人们抽烟后丢弃的烟纸画片。

高小毕业后，郑振铎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昂贵的学费是他母亲很难承担的，有几次因缴不起学费，郑振铎竟被校方勒令停止参加考试。可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发愤读书，成绩居然很不错，尤其是他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他自己买不起书就向人家借，有时是整部整部地抄。一次，向别人借了一部《文心雕龙》，利用整整一个暑假，把它抄了下来。

集陶俑献故宫

新中国成立后，总理提名，郑振铎被任命为第一任文物局长和考古研究所长。其实当初郑振铎并没有留下“做官”的打算，只想等全国解放后，回到上海去照样教他的书，进行学术研究和写书。但他还是接受了任命，很认真负责地当他的“局长”和“所长”，并且把全家都接到了北京，在西四牌楼颁赏胡同安了家；他收集的那些陶俑用火车运到北京后，直接拉进了故宫博物院。

这处西四牌楼南边的颁赏胡同13号，与清朝“铁帽子王”之一的礼亲王比邻。当时是座小小的四合院，黑漆门扇上写有“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联。院内有回廊，画栋雕梁，靠西一月亮门内还套有一小院，显得十分幽静雅致。如今的13号院早已连门牌都不知所踪，问了住在附近热心的老大爷，才找到13号院的位置。和现在很多北京的名人故居一样，这里早已被分割成了很多户，成了个大杂院。

说起收藏陶俑，要从郑振铎1921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说起。一天，他偶然发现几件精美的陶俑，要价不高便买了下来。在编辑《中国历史参考图谱》时，他时常查看有关古器物书籍，发现书中多载有古陶俑，对研究古代文化生活很有用处，便萌生了收藏陶俑的念头。

郑振铎收藏陶俑从来不惜花钱。有一次他独自去苏州，在一家古董店被一尊童俑吸引住了，店家要价很高，经几番讨价，最后倾囊买下，可却发现回上海的路费都没有了。

抗战胜利后，郑振铎看到市场上流散着大量从古墓中出土的各类陶俑，成为外国人抢购的目标。为了减少并防止这些文物流落海外，他不惜举债与实力雄厚的国外公私收藏机构相比争，为此他不得不在夜阑人静时拼命撰写和翻译文稿，以偿还债务。1947年春到1948年冬近两年时间，郑振铎共集得从汉魏六朝至隋唐的陶俑近500件。冰心曾回忆，她去拜访郑振铎，看见他的书斋里，书架上下乃至地上，摆满了千姿百态的陶人、陶马、陶屋以及兽头人身的十二生肖陶，怒目圆睁、浑身肌肉的武士，深目鹰鼻、满脸络腮胡、手牵骆驼的西域商人……栩栩如生，呼之欲舞。

1952年，郑振铎将珍藏的陶俑全部捐献给故宫，一来弥补博物馆藏品之不足，二来裨益科学研究。

嗜书成“癖”

郑振铎位于黄化门街17号的住所，大约是1950年底搬过去的，曾经是文化部宿舍大院内的一座独立小院。当时由于郑振铎要把上海家中的藏书都运来北京，之前的那座小院已难以适应新的“形势”，于是只得另择了这处“新居”。

郑振铎藏书，几乎与搜集陶俑同时开始的。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四马路中段的旧书铺，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战乱，除涂炭生灵外，书籍也必遭其灾。“八・一三”的战火，将他寄存在上海虹口开明书店里的100多箱古今书刊全部化为灰烬，20年心血付之一炬，使他痛惜万分。然而，当他几经周折，历尽磨难从书商手中买到比英国莎士比亚的剧本还早300多年的《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的“国宝”时，高兴地把自己的大衣和帽子都丢了。战后，也是存世书籍散失之时，为了减少珍贵书籍流向海外，郑振铎拼尽全力抢救，倾其家资借债进行收购，甚至把自己的剩余藏书卖掉一部分，换得钱来收购词曲、戏剧方面的珍稀版本，与各路商人进行竞争，得千百种书。

郑振铎在《永在的温情――纪念鲁迅先生》一文中写道：“我所藏的书都是很辛苦地设法购得的；购书的钱，都是中夜下疾书的所得或减衣缩食的所余。一部书都可以看到自己夏日的汗，冬夜的凄栗，有红丝的睡眼，右手执笔处的指端的硬茧和酸痛的右臂。”对此郑振铎先生则欣慰地说：“为民族效微劳，则亦无悔！”

在黄化门街17号住了六七年，随着郑振铎继续不断地买书，原有不算少的房屋又大有“爆满”之势，于是全家只得又一次另择新居。

未能入住的“新居”

这一次乔迁的新居，是靠近新街口的宝禅寺胡同内。这里的院子很大，假山、池塘、亭、榭、楼、阁一应俱全，简直是个“大观园”。房屋也足够容纳下郑振铎那10万册藏书，他对新居十分满意。在搬迁过程中，他曾多次带了朋友来参观。不过大家有些奇怪的是，这座中式旧宅院，何以有些地方改成日本式的呢？ 譬如门，都是日式的拉门，而有的房间里铺设着“榻榻米”，后来他听人说，这里在日伪时，曾是川岛芳子的私宅。

因为搬书很费时日，而郑振铎当时即将率领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便跟朋友们说，要等他回国后，才能住进这新居。1958年10月17日，他率团出访阿联酋和阿富汗，而这一去，却再也没能回来，他喜欢的新居，竟一天也未能住过。

郑振铎去世后，他的夫人高君箴遵其遗志，捐献给国家的珍贵图书有一万七千多部、九万四千多册，其中有许多珍本和“孤本”，留给了后人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