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代神话的幻灭

公元1958年，湖北省光化县（现老河口市）爆出了一件轰动全国的特大新闻：崔营乡幸福社第二生产队的11亩小麦平均亩产小麦3215斤。6月11日，《湖北日报》以“光化县幸福社坐上了幸福的卫星十一亩小麦单产三千二百一十五斤”的通栏标题，用了整整两个版面隆重报道了此事。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热情洋溢赋诗盛赞：“幸福社，真幸福，创造世界新记录，小麦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幸福社，真光荣，光荣榜上占头名，今冬明春再加劲，争取亩产四千斤。”崔营乡的3215，吹响了全国农业“”的号角，此后，全国各地夏粮、秋粮亩产几千、几万甚至上十万斤的增产捷报频传。于是产生了当时最为流行而响亮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接下来的三年自然灾害，国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饥饿时代。其实，与其说是自然灾害，勿宁说是人祸、谎祸。

神话缘起

1958年5月5日，中共二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各级党委为了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年初制定的难以完成的高指标的基础上，又层层加码，成为根本无法完成的计划指标。

是时，小麦已扬花灌浆。去冬今春，可谓风调雨顺，小麦长势喜人，丰收几成定局。各地根据夏粮的长势进行估产，数据统计出来，的确振奋人心：夏粮增产超过往年的一倍多。中共二次会议工作报告据此推断：“有人怀疑农业生产的发展究竟能不能迅速增长。他们引经据典，证明农业的发展只能是慢慢的，并且是不能保证的。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的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由此，他们对于我国农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作出了悲观的结论。这种思想的本质是轻视我国组织起来的革命农民，因此不能不受到事实的反驳。今年我国农业生产建设的，不但彻底了他们的农业发展快不了的论断，而且彻底了他们的人多了妨碍积累的论断。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就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全国范围里那些高产离了谱儿的“卫星”进入倒计时状态，只看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点火发射了。

光化县仙人渡崔营乡有个幸福农业合作社，幸福社二队叫贾洲，该队有200来亩地，其中一部分是汉水淤积而成的沙洲地。去年的汉水秋汛，给当地的沙洲地带来了一层厚厚的淤泥。当时的农业生产条件还很低下，主要还是靠天吃饭。秋汛带来的淤泥为当年播种的小麦施足了底肥。沙洲地的这片小麦因得天独厚的优势，自然比缺肥少水的坡地的小麦长得更好，也更有看相。

过了小满，大田的小麦都已灌浆，县委书记处书记赵富林在县委第二指导组的陪同下，来到了幸福社。果然，贾洲这块小麦吸引了他，他仔细端祥这片小麦，只见麦杆粗壮，麦穗肥大，也没有倒伏的。他问陪同的社主任崔全典：这块地估产多少？崔答：1000多。赵追问：一千几？崔全典想到前不久到邻县谷城参观湖岗乡东升社的双千斤，也未见得比我们这块地长势好，就答道：1500斤。

芒种刚过，小麦已基本抢收。县委的笔杆子陈正泽根据基层的汇报，在6月6日的《光化报》头版发表“典型实打证明夏季丰产千真万确”的报道：“今年的麦季收成，经过几天的抢收抢打的结果表明，空前的增产丰收已不是预计估产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了。特别以小麦的丰收更为突出。据各个指导组试打的情况看，普遍超过了预计估产的产量。崔营乡幸福社二队初打3．5亩单产地，原估产1500斤，实打结果单产达到1521斤……”

这时的光化县委，已远远不满足小麦单产1500斤了，这个数字既和当年2月县委扩大会上订下的“千百万（亩产千斤粮、百斤棉、户产万斤粮）翻一番”的口号有距离，也与周边县频传亩产双千的信息有距离。于是，在县委、县指导组的层层施压下，崔营乡幸福社终于报上了3000斤的增产数字。在决定给省委报喜讯的会上，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李靖彬发表意见：无零不成账。哪有那么巧的事儿，亩产3000斤？不如报3215．2斤。与会的同志闻听，认为言之有理，但又觉得2两未免太琐碎，一致同意报3215斤。

“卫星”频放

稍有农业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当时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下，小麦亩产3000斤是无法实现的神话，即便在生物革命、转基因产品问世的今天，小麦亩产千斤仍是难以实现的。幸福社小麦亩产3000斤，农民难道不会质疑吗？其实，开春社干部估产上千斤时，农民就辛辣地讽刺道：吹牛皮五湖四海，吃瓜皮不要钱买。估得多，见得少，纯是胡搞。

一次在贾洲的地头，老把式徐光银问幸福社二队队长王家林：队长，这块地到底估产多少？

2000斤。

老汉把脚一跺：睁着眼睛说瞎话，硬是胡搞哩！

县指导组也曾请农林水产科的一个农技人员到这块地估产。该技术员在去年的整风反右斗争中，被视为有右倾思想无言论的，而划为不戴帽。经此一劫，整个是一幅灰头土脸的倒霉相。他到了地头不是按常规测麦株、数麦穗、算千粒重，而是问当地干部这块地估产多少？当地干部答道2000斤。他装模作样测了麦株，掐了个麦穗搓了一数说：不差上下。其实，他心里明白，估高了，违背科技人员的良心；估低了，随时有可能扣上分子的帽子。于是，这个农技人员就这样为幸福社的高产卫星作了见证。

丰收在望，开镰之际，县里组织了一台68匹马力的脱粒机，拉到幸福社的王洲稻场。农村劳动力紧张，县里又把狱中的在押犯人运送到幸福社参加麦收。刚交6月，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下起了霏霏细雨，一场紧张的龙口夺食的战斗打响了。割着割着，队长王家林发现情况：眼看这块儿地快割完了，明摆着和原先估产过双千的预想相距甚远。他找到社主任崔全典，说：眼下看来怕是见不到双千哩！崔说，咋办？正好指导组的李富谦秘书下来了解情况，他们俩把问题反映给李。李胸有成竹：把其它地的麦拉过来凑数。崔赶紧叫王家林安排劳力运麦，并叮咛再三――多拉一点以防万一。这边麦刚割完，那边的麦也运来，一切就序。就在这时，地委验收组、县委验收组一行在马守元的带领下也来了。马守元指挥迅速把捆好的麦个运往稻场，同时安排一个土技术员汪三才测查地块的面积。这个土技术员原是修渠、筑坝量土方的，量体积、面积倒是差距不大，也算是专业对口。可是，当地对沙洲地有个说法，说，沙洲地是没有妈的亩子。为啥这样说呢？沙洲地本来就没有个准儿，当水位低时，沙洲露出的面积就大；水位高时，露出的面积就小。是年，水位较低，农民根据自己的经验目测，没有50亩，也有40多亩。汪三才煞有其事，找了根竹竿，从这头比那头，他测查的结果是11．1亩，最后确定为11亩。

那边稻场，麦粒脱出来了，三万斤出头，平均每亩2900多斤。面对这个惊人的数字，地委验收组的马守元吃不准了。社主任崔全典给他讲了个笑话：春上，他与几个社干部到这块地里看庄稼，从芭茅地里窜出一只兔子，兔子见人受惊吓就往麦地里钻，被稠密的麦竿撞了回来。它又往上一跳，被麦竿架住了，他们正要上前去逮，兔子挣扎着又钻入了芭茅丛里。旁边的一个农民赶紧接过话头，可不，营东头的二狗子还在这块地里，逮住了一只被麦竿夹住了的兔子。马守元相信了。

6月11日，《湖北日报》刊载幸福卫星不久，又一个新奇迹诞生了。6月15日的《光化报》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登载了“永胜社高产小麦达到三千六百六十四斤十五两（十六两制），幸福社创造的全县最高记录又被刷新”的最新消息。县委书记郑少波兴高采烈地向省委报喜：

“省委并任重同志：我县崔营乡永胜农业社第一生产队，有五亩小麦，在六月十三日经地、县委验收组和乡党支部详细验收，实打结果共计打出小麦18324斤11两，每亩单产3664斤15两，超过我县历来小麦单产，这是一件大喜事。这是在省、地委直接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奇迹。特向你们报喜。

这五亩小麦验收的情况是这样的。这块地共长92．7公尺，宽36公尺，总面积是3337．2平方公尺。每亩株数是1105950株，每穗平均麦粒38粒。这五亩地共割1925个麦个，每亩有麦个385个，每个9斤半多。在耕作方面，经过三犁三耙，随犁随耙。深耕6寸，匀播密植，每亩用净种30斤，全部经过赛力散拌种，在寒露前播种。前作物是江（豇）豆和苞谷，长得半人深被水淹没，淤在地下变为了充足的底肥。同时并锄过了四次草，年前两次年后两次，由于植株密，全用的小锄锄的。这仅是初步总结，祥情另报。

此致

敬（礼）

郑少波

有了幸福社的“高产”经验，又出来个永胜的“高产”新记录也是顺理成章的。或许是不愿动脑筋走新路子，或许是幸福社的经验只用一次太可惜！两个经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淤积的沙洲地，都用麦种30斤（只有细微的出入），都是因被淹而施足了底肥，并且连麦个都是每个9斤多。

正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人民日报》6月16日以“夏收捷报处处传，一处更比一处高”为题，隆重报道了各地夏粮高产的喜讯，“红光赶过卫星，一亩亩产3650斤；永胜胜过红光，一亩亩产3664斤”。光化县崔营永胜的丰产典型终于登上《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

这里捷报，那里捷报，其实都是向党中央、向报喜。，这个从湘潭韶山冲走出来的农家子弟，难道不知道粮食亩产之类的常识性的农业知识？据的秘书李锐回忆，曾在上海会议期间问过主席，对时下亩产几千、上万斤的产量，怎能轻信？说，钱学森在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是太阳能利用了百分之几，就能亩产几万斤。凭这个，他信了。面对潮水似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增产捷报，甚至担心起来，粮食多了吃不完咋办？提出了耕地、休耕地和种植花草各三分之一的园田化设想。此设想一经提出，不少地区又一窝蜂地抢着搞“园田化”，所幸的是，当时农村劳动力匮乏，“园田化”不了了之，才不至于给后来恶化的农村经济带来更为严重的负面效果。

神话幻灭

1956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了粮食统购统销的工作指示。粮食征购的任务是基于当地的粮食产量的，粮食产量报得高，征购任务也水涨船高。于是，当初的浮夸埋下了往后漫长饥饿的苦果。

1958年夏，光化县委书记处书记赵富林根据县委的统一部署，在莫营管理区召开夏粮统购统销三级干部大会。会上赵富林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粮食工作的指示》、光化县委《关于夏粮征收工作的安排意见》，要求基层干部认真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踊跃交售爱国粮。

基层干部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意义不甚关心，却非常在意落实在自己头上的任务数字。他们听完指导组宣布各社粮食征购任务数字，一片哗然。因为，按分解的任务数上交国家便所剩无几，农民没有口粮了。因此，基层干部三三两两、交头接耳，表示难以完成征购任务，但由于当时高压的政治空气，没有谁敢于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

赵富林内急，外出方便，刚才还窃窃私语的基层干部，顿时提高了嗓音。有人指斥幸福社、永胜社乱放“卫星”，害得其它社跟着受牵累。刘家营一个姓刘的生产队长，刚从部队复员不久，对地方工作尚不太熟，说，“什么3215？连麦秸搭上也没有这个数。”不料，赵方便回来，刚好听到这句话，便疾言厉色地喝问：“刚才谁说的？给我站出来！”会议室里，顿时鸦雀无声，赵又重复一遍，基层干部的目光都投向姓刘的队长身上。赵明白了，手指向刘：“你给我站起来！”刘颤抖地站立起来。

赵问：“你是共产党员吗？”

刘低声答道：“是的。”

“你用党性保证，刚才说了啥？”

“我说幸福社亩产没有3000斤。”

“你既不相信群众，又不相信党，算什么党员？从现在起，开除你的党籍，撤销队长职务。请你现在就出去！”

那位姓刘的队长哭着离开了会场。在当时“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特殊化风）盛行的时期，没有谁能对此提出一点异议。一个讲了一点真话的共产党员，就这样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事实证明，哪个地方的“产量越高”，以后那个地方的“灾害”程度就越重，那个地方的群众遭罪就越大。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时，不无歉疚地说，“教训沉痛，1954年发大水，群众也没低于一天十二两粮，今春群众一天只能吃几两粮，因严重饥饿已死了1500人，15万人患上了浮肿病。盲目主义、主观主义冲昏了头脑。粮食只产200多亿斤，却按450亿斤过日子。今年1月还相信有400亿斤，3月还说有350亿斤，4月再摸，不到300亿斤；上山前由县委书记再摸230亿斤，比1957年的210亿斤增产仅一成。去年追求密植、高产，放卫星成风；领导只抓了公路边看得见的，脑子发热，难于转弯。说真话真不容易，大家都是老老实实在说假话。”

此次会上，仗义执言“为民鼓咙呼”，却被错打成右倾集团的头子。在“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推动下，各地不顾“”运动已造成严重比例失调和农业生产出现的危机，仍盲目坚持持续，致使国民经济日益紧张，造成了日后的严重饥荒。据1959年国民生产总值统计：全国农业产值比上年下降了13．6％，粮食实产3400亿斤，仅完成当年计划下调后的62％；其它几项指标也呈急剧下滑的态势，国人自此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饥饿时代。

抚今追昔，感慨万端。客观地说，当时的浮夸风，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倘若不是瞎指挥和强迫命令成风，浮夸之风也难以刮起来。值得庆幸的是党中央拨乱反正重新扭转了航向，回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使党的事业重新步入一个蓬勃发展、生机盎然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