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丁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上个世纪之初，是整个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也是思想解放之风猛烈刮起的年代。正是在这股强劲的“风”的带动下，沉默了千百年的中国女性终于登上文学殿堂，开始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女性文学”这一独特篇章。其中，丁玲把个人的追求与时代潮流和社会历史使命结合起来，把对妇女的命运的关注与突出表现妇女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尊严结合起来，真实地再现女性解放的艰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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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她不仅是当时中国女性的代言人，更是中国女性解放之路的不倦探求者。在丁玲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始终关注着妇女的命运。从1927年处女作《梦轲》的问世，到1979年《杜晚香》的发表，她的笔下，出现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梦轲、莎菲、美琳、贞贞、杜晚香等，这些女性有不同的性格、命运与遭际，她们的姿态都是随着作家所处的特定的历史时期、社会背景、作家的人生经历、思想观念已经观察点的改变而呈现各自的异彩。

一、黑暗中倔强的灵魂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15岁的丁玲积极参加了游行、讲演、剪辫子等学生运动，她接受了这场新文化运动的充分洗礼。丁玲回顾对她的影响时说：“五四来临了，这是一场真正的民主革命，要科学、要民主、要自由、要解放的奋斗精神哺育着我……”可见，给丁玲造成的巨大影响，并使她确立了人生目标。

丁玲的开篇立作《梦轲》写成于1927年秋天。正是大革命失败后血雨腥风的黑暗年代。黑暗的社会现实与她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个性产生了极大的冲突，情绪消极感伤，精神十分痛苦。于是，她拿起了笔，把自己许多要说的话倾注于笔尖，代替自己来给这社会一个分析，抒写对旧中国封建社会的愤懑与反抗。

《梦轲》一问世，矛头就直指向“纯肉感的社会”。主人公梦轲是一个从乡村到大城市求学的青年女子。她渴望过新的生活，不料一贯被人们认为“最纯洁”的学校，竟出现了流氓教员欺侮女模特这样龌龊的事，梦轲见义勇为，反被他当众污蔑，被逼走出罪恶的学校，却又陷入了另一个困境。她所寄居的姑母家，是一个“不坦白、不真诚”的封建家庭。在这里，她看到了受五四思想熏陶的大表嫂忍受着封建婚姻的摧残，却无力反抗，她觉得很茫然。梦轲过着忐忑不安的寄人篱下的生活。最后，连她平日所“敬爱”、“依恋”的晓淞，原来也只不过是一个玩弄女性的封建纨绔子弟。为了不再见到那些虚伪的人，梦轲不得不伤心地离开。因为她没有办校办厂的财力，又厌倦学校里的周旋，不敢尝试下人的遭遇，所以，她只能把自己弄到更不堪收拾的地方去忍受非常无礼的侮辱。《梦轲》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走出家门，孤苦无依的女性怎样被封建社会所吞噬。

在浪潮的猛烈冲击下，激发了一批批觉醒了的青年冲出家庭樊笼，走向社会，去寻找光明、自由、纯真、平等和理解的爱情。《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女主人公莎菲，便是其中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她孤高自傲，愤世嫉俗，娇纵任性而又蔑视礼教。她虽身患肺病，却毫不眷顾家庭勇敢地走上社会去追求新生活，迈出了反叛的第一步。莎菲最大的苦闷并不是担心自己的病，而是精神上的空虚、无聊与寂寞。她要寻找知己，寻找爱情。莎菲所追求的是双方能互相理解、精神上共通的“真正爱情”，她的爱情观与舒婷《致橡树》中表达的爱情观存在着某种相似之处。但这种爱情最后没能变为现实。

与梦轲、莎菲同为知识女性的伊萨，也正是因为“看清”了周围的一切是那样的“无味”，她决定以死与社会抗争，《自杀日记》是她对不平社会绝望的批判。

无论是梦轲、莎菲还是伊萨，都是生活“在黑暗中”的女性。丁玲通过这些女性的灰色生活命运，向黑暗的社会发出强烈的抗议和血泪的控诉。这些作品也反映了作者本身的困惑，女性争取独立自主的个性主义行不通，那么女性解放的真正道路在哪里？

二、由恋爱走向革命的女性

“在黑暗中”的女性身上的悲剧色彩是丁玲当时消极感伤情绪的一种反映。而小说《韦护》与《一九三零年春上海》则一扫消极感伤的情调，由“叛逆”走向“革命”，标志着丁玲的创作进入了转折性的新阶段。

《韦护》中的丽嘉，是一个带有莎菲气质的女性形象，她同莎菲一样热情、倔强并带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消极，感伤等弱点。她热切地追求幸福的爱情，然而当韦护离她而去时，她虽痛苦，但却能振作并醒悟过来：只有走上革命的道路，才能干点事业出来。很明显，丽嘉在女性追求光明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为“黑暗中”的女性指明道路。《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中的美琳，她认为只要有爱情，便什么都可以摒弃。但是，当她得到爱情后，却失去了在社会上的地位。终于，她悟出只有到人群中去了解社会，才能夺回一切地位。在革命形势的感召下，美琳加入了革命的激流中。显然，她已经勇敢地冲出了资产阶级自由恋爱筑成的新的樊笼，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获得新的生活。

三、解放区苦闷的女性

上世纪30年代后期，丁玲来到了陕北解放区。在解放区这片明朗的天空里，她看到了光明与希望，然而，她也敏感地洞察到美玉中的瑕疵，她苦闷着，彷徨着。她想在这里开始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于是，新的人物、新的生活、新的经历，使丁玲的创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是一个生活在根据地的农村姑娘。她无法获得恋爱、婚姻的自由，因而以当尼姑来抗婚，不料却落入了日寇的魔掌，沦为军妓，受尽。然而她却在革命的环境中寻找新生，倔强地挺立起来。她给游击队送情报，为抗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她不幸染病还遭到许多人的嫌弃、鄙视。贞贞的精神与肉体本已饱受摧残，加上父母重提婚事，犹如在她巨大的精神创伤上再撒一把盐。她倔强地拒绝任何人，决定去延安学习，“重新做人”。贞贞成为一个反抗封建意识、封建道德的女性典型。

四、翻身后的新型妇女

全国解放后不久，丁玲被错误打成“分子”、“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后来又经历了“”，直到1979年她才得到，重返阔别三十余年的文坛，她满怀欣喜地写出了《杜晚香》这个作品。塑造了杜晚香这个新时代的妇女形象。她笔下的杜晚香，完全没有农民的小生产意识，而是具有无产阶级意识的新农民、新女性。杜晚香的形象表达了她对农民文化的基本理解。

综上所述，丁玲的作品都贯穿了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爱——对人民的爱，尤其是对我国不幸女性的爱。基于这种“爱”，丁玲关心女性的苦闷与追求、自尊与自强，不倦地探索女性的命运。在她笔下的女性，都是觉醒了的女性、叛逆的女性、倔强的女性……这些女性从反叛封建家庭、封建社会，到一步步走向革命，走向解放。

参考文献：

［1］丁玲.我的创作生活.

［2］矛盾.女作家丁玲.

［3］冯雪峰.丁玲文集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