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围城》中的女性形象

作者简介：王倩，西安外事学院，本科，汉语言文学。

摘 要：《围城》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它集中中而深刻的刻画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女性形象，从而反映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文化内容，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涵。作者以婚姻态度为出发点，对他所塑造的每个女性做了不同的阐释，这些女性看似是“新”的，但本质上还是摆脱不了传统的观念，做了时代的附庸。

关键词：《围城》;女性形象;社会文化

《围城》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学者型作家钱钟书的小说代表作。《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他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三十五岁生日诗里有一联：“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式写这种兼顾不来的心境。尽管他觉得如此，但很多人包括我也觉得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推崇小说无处不在的幽默和讽刺，称“《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

杨绛所言《围城》的主要内涵是：“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已广为流传。自《围城》1947年在《文艺复兴》期刊上连载面世之后，就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然而对于《围城》高超的讽刺幽默手法、大量的奇语妙喻、深刻的心理刻划等等，前人之述倍矣。所以，我斗胆避开那些对文本题材、主题与艺术表现手法的传统分，以己之疏浅才学来观之一角，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稍作分析。

一、《围城》中女性名字暗含宿命

《围城》中的晓芙、文纵、柔嘉等女性知识分子的起名皆引经据典，钱钟书先生一方面“网罗理董，律求全征献”，另一方面又达至“意解圆足而免于偏枯”，煞费苦心地隐含了她们的吉凶祸福，点判她们追求的理想生活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颇似《红楼梦》中的“十二钗正册判词”。

首先，书中唐晓芙的名字，似乎来自《楚辞・九歌》。歌中“湘君”一节唱道：“采薛荔兮水中，攀芙蓉兮木末。”唐晓芙纯真天然，恰似“初日芙蓉”，她与方鸿渐同属理想青年，是方鸿渐的最爱。但她偏执于女性彻底解放，竟要求“占领爱人整个生命”，方鸿渐也窥破她“不化妆便是心中没有男人”的私心偏见，于是两人误会不断、喜悲流变，方鸿渐终不能爬树去摘那水生芙蓉。可怜一对进步恋人，双双为理想所耽。

小说意指女孩修成了博士才俊，其烂漫稚气便不免流于幻想。因20世纪30、40年代女性知识分子虽已走出家门甚至国门，仍如高空的风筝，一头牢牢拴在“男女不平等”的线上。唐晓芙纵是满腹诗书也枉然，到头来连婚姻都虚无缥渺。

苏文纵之名可引谢惠连的《雪赋》：“凭云升降，从风飘零，素因遇立，污随染成，纵心皓然，何虑何营。”此诗正注释苏文纵在小说中的际遇，空有苏小妹才名及法国博士帽，却沦落到先与方鸿渐诸人玩爱情与智力的双重游戏，待失落理想、丈夫后又不避污俗急急下嫁，及至成为汪娴氏又诱惑赵辛嵋发生私情，演绎了一出人生闹剧。她工于心计，喜欢男人簇拥在自己周围，男人之间越是嫉妒吃酷，她越能欣赏玩味并从中得到所谓爱情方面的满足。伪洁与易染使她追求的女性新生活注定是媚俗的。

孙柔嘉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女性角色。钱钟书为之取名不惜搬用重典。《诗・大雅・抑》篇有卫武公讥刺暴政名句：“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大雅・垂民》：“中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赋。”两次提及的柔嘉均是讽颂统治驾驭之道。柔嘉初次在船上亮相，显着女学生的胆怯幼稚。到达三间大学，鸿渐看柔嘉仍是个“事事要请教自己”的黄毛丫头，因惧怕“黑夜孤行”，他萌生靠拢之意，却发现她“不但有主见，而且很牢固”。后来订婚，鸿渐便“仿佛有了个女主人”，开始佩服她的驯服技巧。待到辛嵋唤醒他朦胧的警觉时，他已身陷“围城”，再不能“称心傻干”任何事了。孙柔嘉虽教过英文，却并不妨碍她在日常生活领域守护传统钳制异议，成为囚禁丈夫精神的樊笼。她那种从“羞缩缄默”外表下渐露的“专横与善妒”个性，正是“中国妇女为应付一辈子陷身家庭纠纷与苦难所培养出来的”。孙柔嘉企图以控制丈夫来求得女性生存保障，方鸿渐又希冀得到自由与安宁，传统与现代这对矛盾，早就暗藏着孙柔嘉苦心经营的婚姻终将走向破裂的必然逻辑。文本揭示披着洋袍而骨子里却一味地守旧的20世纪30、40年代的女性解放只能是一句口号。

鲍小姐呢？“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在法国邮船上，鲍小姐黑甜似半融朱古力，秀色可餐，却如勾引浮士德卖身求知的魔鬼，使方鸿渐船上吃亏，自叹“女人是最可怕的”。鲍小姐留学西洋，洋墨水喝了多少尚且不知，带回来自由放荡、不守妇道德性。小说想要说的是若女性解放堕落为“性解放”，20世纪30、40年代女性解放则必然走向无底的深渊。

二、女情心理的刻画

《围城》中有许多绝妙的女情心理多角度描写，刻画出当时女性知识分子无法超脱的父权主义心理。

文本开篇有一段关于鲍小姐上岸前的侧面心理描写：“鲍小姐睡了一天才起床，虽和方鸿渐在一起玩，不像以前那样的脱略形骸，也许因为不日到香港，先得把身心收拾整洁，作为见未婚夫的准备。”

任是鲍小姐如何放浪不羁，她也无法做到像西蒙・波伏娃那样只同居不结婚，像西苏那样与男性抗争，像卫慧、棉棉那样用身体写作。她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只能说明她对男权社会战战兢兢，唯恐引起以“未婚夫”象征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半点不满。

对于苏文纵形象的刻画，《围城》中有一段“打电话”的戏，是这样写的：

鸿渐拿起听筒，觉得整个周家都在屏息旁听，轻声道：“苏小姐吗？我是鸿渐。”

“鸿渐，我想这时候你还不会出门，打个电话给你，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晚上峨眉春不能去了，抱歉的很！你不要骂我。”

“唐小姐去不去呢！”鸿渐话出口就后悔。

斩截地：“那可不知道。”又幽远地：“她自然去呀！”

“你害的什么病，严重不严重？”鸿渐知道自己问得迟了。

“没有什么，就觉得累，懒出门。”这含意是显然了。

明着是苏文纵在追方鸿渐，可她却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就在暗处使劲儿。知道方鸿渐喜欢唐晓芙，除了嫉妒与促狭别无他法。苏文纵自始至终不敢说一句“我爱你”，总是半推半就，只敢躲在洋文里叫方鸿渐吻她。“打电话”是两人关系的分水岭，苏文纵风格依旧，不敢去与晓芙平等竞争，一场爱情游戏就此堰旗息鼓。说到底，文纵虽洋派，亦难摆脱“窈窕淑女，君子好述”的传统恋爱模式，她宁愿费尽心机玩那“猫捉老鼠”的游戏，也不肯扯掉遮羞布表达自己的渴望。难怪方鸿渐从一开始就不认可苏文纵，因为“他知道苏小姐的效劳是不好随便领情的;她每钉一个钮扣或补一洞，自己良心上就增一分向她求婚的责任”。

还有孙柔嘉，《围城》后半部的开始部分，大段大段地写她的柔弱与胆怯。她在船上亮相时，不是睁大惊异的眼睛，就是卖小：“方先生在哄我，赵叔叔，是不是？”后来在三间大学面临人事复杂的局面，她与方鸿渐越走越近，文中写她的表现是：

孙小姐感激道：“我照方先生的话去做，不会错的。我真要谢谢你。我什么事都不懂，也没有一外人可以商量，只怕做错了事。我太不知道怎样做人，做人麻烦死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么？”孙柔嘉那样一副柔弱、天真、温顺的外表，实则是驯服男人的手腕之一。封建伦理道德要求女性“笑不露齿”，称赞“女子无才便是德”，主张女子“守夫为业”。孙柔嘉深谙男子对女性的癖好，把自己扮演得楚楚可怜。她以退为进掩盖专横、善妒、自私、刻薄的真面孔，其成为男性附属品的过程这样用心良苦，可以看出孙柔嘉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式女子，可也还是摆不脱传统文化束缚，有许多旧式女子的弱点。

孙柔嘉结婚以后为什么对待方鸿渐像一位暴虐的君主呢？她说方鸿渐：“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本领没有，脾气倒很大”。她本以为嫁给方鸿渐，就可以安享幸福生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守着丈夫吃丈夫”。可惜方鸿渐没有勾心斗角、纵横裨阖的手段，尽漂浮在虚幻的空想里，结果参加了失业大军。孙柔嘉的泼闹就是为方鸿渐的不争气，她是“限铁不成钢”。方鸿渐不缥不赌，正直为人，孙柔嘉却仍把女性的弱点发挥到极致。《围城》中有一幅著名的西洋对联，上联是“丈夫是女人的职业”，可为孙柔嘉的行为作点评。对孙柔嘉而言，爱情无足轻重，生活才是最实在可靠的。

三、女性的社会定位剖析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思想启蒙的精神成果是人的发现和女性的发现。钱钟书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受到“五四”精神的影响。他1935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又受西风吹拂。钱钟书非常明了传统伦理道德以及它的基础宗族制度对女性的残害，女性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围城》中这嘲弄道：“丈夫是女人的职业，没有丈夫就等于失业，所以该牢牢捧住这饭碗。”中国古代曾有“三从四德”之说;《圣经》中上帝曾出谕惩罚女人道：“吾必使汝受孕娩之苦，更教你世代傍夫，奉其为主。”中西夹攻，女性怎能逃脱这张中西父权宗法制度的大网？方鸿渐对唐晓芙一段聪明的女人论，道出了男权社会的心声：

“女人有女人特别的聪明，轻盈活泼得跟她的举动一样。比了这种聪明，才学不过是沉淀渣滓。说女人有才学，就仿佛赞美一朵花，说它在天平上称起来有白菜番薯的斤两。真聪明的女人决不用功要做成才女，她只巧妙的偷懒。”

钱钟书明知封建流毒贻害女性及女性知识分子，但他又从文本中流露出对当时女性解放的讥讽和消解。

为何文本中会弥漫着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女性知识分子无力也无从解放自己的怅惘情绪？《围城》是钱钟书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的。钱钟书羁居上海沦陷区，“搓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卜自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雨晴”，在这种忧世伤生情绪支配下，他就必然从文本中流露出对当时女性解放不可得的宿命观点。此外，当时女性解放思想虽有沈太太之流挟裹回国，但时世动荡，方鸿渐所遇诸多女性知识分子无一不是颠沛流离，从印度洋到香港，从香港至上海，又从闽赣路入湘，最后又经港返沪。她们无法把握国事，就只好因袭传统围困男人，以进入婚姻“金丝笼”为人生归宿，求得暂时的安宁与解脱。基于这种时代背景，钱钟书在《围城》中对20世纪30、40年代女性解放持批判与消极态度实属自然。

综上所述，从《围城》中几位女性主角取名用典的隐含意义入手，对这些女性知识分子的爱情心理和社会定位作出分析，都可以看出《围城》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所蕴含的深刻内涵――揭示了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女性知识分子的一种尴尬处境：她们兼修中西文化，有些许现代意识，为追求人格价值体现与理想生活境界，挤入男性社会，率先尝到了女性解放过程中的辛酸苦辣;同时，她们融通古今，深知天经地义的男女不平等观念之根深蒂固，因而迫于现实又无力摆脱沦为父权宗法制度牺牲品的命运。这种尴尬矛盾的处境，使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女性解放只能是暗流涌动而无法实现，最终消失于无声处。

（作者单位：西安外事学院）

参考文献：

[1] 钱钟书著《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2] 杨绛著《杨绛作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