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用耕地效益与农民收入问题研究

【摘要】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对象。虽然中国的农耕用地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相当大的福利意味，但仍然无法改变农民收入相对偏低的现状。如何促进农民增收仍然是现实存在的切迫问题。本文通过对山东部分农村与农耕用地关联的土地效益与农民收入的分析，得出了影响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

【关键词】农耕用地 土地效益 农民收入 贫困文化

一、调查方法

本文在实地调查的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山东部分农村农耕土地效益与农民收入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对比分析，从而归纳整理出相关结论和影响因素。

二、调查结论

通过实地考察资料的整理归纳，笔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尽管剩余劳动力存在，但农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仍大于边际产出

在调查中，通过对农户的定性观察，我们发现，所抽取的所有样本均不存在农户边际产出不足以抵偿劳动者个人消费需求的情况(即可推断出农户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为正)。对以农耕地为主要生产对象的农户而言，农户普遍存在剩余劳动力不为负的状况。因而可以得出，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户可开发劳动力一定为正(可开发劳动力=农业投入劳动力+剩余劳动力)。在农村社区中，劳动力闲置时创造的价值为零，为追求价值最大化，农民往往是将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过程中使其转化为价值，这样一来，就意味着边际劳动力是大于边际产出的，也就使得在农业生产中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产出。因此，假设劳动力可以量化，则土地纯效益为负值，农业生产的劳动转化率是低于社会平均转化率的。

(二)排除天灾影响，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土地耕作条件与农业产出弱相关，与农民收入负相关

1.土地耕作条件与农业产出弱相关

历史上山东省境内人均耕地一直较少，形成了精耕细作的传统耕作方式，影响土地实际产出的最大因素是劳动力的投入。但剩余劳动力具有很大的弹性，并且无法简单加以量化。假定农业生产中投入的劳动力相同，则耕地的最大产出取决于土地耕作条件的优劣。由于闲置劳动力价值转化率为零，农民为追求最大利益，在产业限制的条件下，只能将剩余的劳动力尽可能多的转向农业生产中，使土地效益达到土地生产能力的极限，来大大减少耕作条件引起的产出差异。因此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土地耕作条件跟农业产出弱相关(参考图表1所示)。

2.土地耕作条件与农民收入负相关

在耕作条件(土地质量，灌溉条件等)较好的地区，土地的最大产出量无疑是较高的。长期传统的农业生产中早已形成了稳定的边际成本与边际产出的均衡状态，并且在这一状态中，边际劳动力是大于边际产出的。因此，农业产出增加的边际成本是非常高的。耕作条件好的地区最高产量是高于条件较差的地区的，出于对最高价值量的追求，闲置劳动力使用量也高于条件较差的地区。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可自愿参与行业多元化。通过行业比较，农村人口意识到农业是劳动力转化率非常低的行业。因而市场导向和现有利益格局就使得大部分闲置劳动力转化为产品，以谋取较高的劳动――价值转换率。由上述可知：在外部交流等条件一定的情况下，耕作条件较差的地区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数量是高于耕作条件较好地区的。因此，剩余劳动力乘以劳动转化率，耕作条件较差的地区，农民的价值转换量较高，也就是收入较高(参考图表1所示)

(三)在单位时间内，农民劳动力的年龄与土地收入呈正相关，与总收入呈负相关

在调查中发现一个较为有趣的现象：在社会基本条件一定的条件下，年龄大的农民阶层的平均年收入要低于年龄较小的阶层的平均年收入，年龄大的农民耕作经验比较丰富，花较多的时间在农业耕作上获得较多的土地收益。对于年轻的农村人口来说，他们更愿意花费较多的时间在其他行业生产而不是农业生产上，后者的离土倾向明显高于前者。这就使得，后者相同甚至较少的劳动转换为更高的收入。反过来，根据强化理论，这一积极成果会大大正强化他们以及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行从事非农业生产的这一行为。这一点结论，对解释现阶段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以及在农民阶级内部进行社会分层研究有所帮助。

(四)粮食生产在农民日常生产活动中所占比重越大，农民的相对贫困就越严重

我国的粮食生产与营销过程中，存在很强的国家宏观调控色彩。土地是粮食生产的载体，而我国的土地又具有很强的福利色彩：农业税减免与粮食补贴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措施使得农民在行使土地使用权的过程中存在外部性成本；而在粮食营销流通的过程中，粮食显然又带有很强的国家统一规划成分。这使得粮食具有部分社会效益，同时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公共物品的性质；而正是公共物品的非营利性，决定了粮食在销售过程中是价格与实际价值是不对称的；这其中的差额就完全由农民来承担。因而，粮食销售过程所存在的外部性效益，也减少了农民应得的经济效益。从本质上来说，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荒谬的现象：农民生产出来的商品，由于政府的宏观调控，致使其中的一部分价值转化为公共物品；而反过来，农民却又不得不为自己生产出来的公共物品支付全部的费用。

中国的现实状况是粮食生产的产出率远远低于社会一般产业产出率的。因此，不难得知，粮食生产的外部性成本不足以抵消粮食销售的外部性效益。因而，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农村就表现为：农业生产在日常生产中所占比重越大，农民所负担的代价也就越大，相对贫困的状况非但不能缓解，反而会拉大收入差距。也就是说，从事粮食生产会加剧农民相对贫困的现状。

(五)农业税与粮价的调整虽带来了短期效益，但根本上不利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1.通过与农民的直接接触了解到，农民对农业税减免与粮价上涨的政策反响很大，离土倾向得到很大削弱。从观念上来讲，北方农民的传统小农观念仍然很强，认为土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因而安于现状、得过且过的心态较为普遍。

但不可忽略的问题是，农业税减免与粮价上涨带来的预期收入增加量要高于实际增长量，其社会效益大于经济效益。农业税减免与粮价上涨后，各地普遍出现秋季耕作时节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价格上涨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业税与粮价调节带来的经济效益。

更严重的是，农业税、粮价与粮食补贴等调整措施激发了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而如前所述，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会使农民贫困现状加剧。因而，这几项措施虽对传统粮农具有短期效益，但是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的。

2.农业税减免、粮价调控与粮食补贴等措施带有很强的计划成分，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农村社会，但是从经济发展上来说却不利于农村地区的长期发展。调整后，尽管固有的平衡状态被破坏，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实践，农村会形成新的平衡状态。这些措施在最大意义上只是改变了粮食经济中的均衡点，以及增加以后地区发展的积淀成本。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业产出率低的状况。

(六)瓜菜种植为农民带来的土地经济效益较高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相对于传统粮食种植收益非常低，瓜菜种植的经济效益却明显较高(参考图表2)。瓜菜进入市场完全由市场定价，菜农并不转嫁外在效益，所以回报率也高，收入也就较高。开发扩大地区的瓜菜种植是本地内化发展的途径之一，可以提高耕地利用率。通过观察，在靠近较大城市的地区搞瓜菜种植是具有市场前景的，在偏远的地区则需要政府协调使之成为较大产业增大竞争力，农民生产中的风险系数对农民的实际影响往往加大。在地区发展规划中，以乡镇为单位的中等规模的大棚生产是一条很好的发展途径。

三、影响因素

通过归纳整理，我们认为影响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因素只要有以下几点：

(一)“贫困文化”

地区贫困的社会文化容易形成贫困文化的劣根。我们认为“贫困文化”是指较落后地区居民安于现状，以消极、排斥甚至破坏态度对待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种心理状态和习惯。

菏泽市牡丹区何楼镇肖家村就是明显的存在贫困文化的自然村，人均收入不到700元，村公共设施建设几乎为零，甚至电线杆子都是十几年前的木头杆子。居民生活文化具有典型的贫困文化特征。贫困文化与特定的经济发展状况相互依存，是社会文化与经济互动的一种特殊状态。

经过初步概括，“贫困文化”从特征上加以简单描述：

1.信任度极低，村落内部交流非常少。由于生活水平低，除自给自足的生活条件外，农民掌握的可供交流的媒介少，这样以来就大大限制了村民之间的交流。另外在村民看来，诚信远不如物质实惠。丧失了诚信就丧失了交流的基础。交流的过程中难免要有物质付出，而村民却不想付出，只想获得，这种心态一旦普遍存在，村内交流自然就无法进行。举例，邻居之间借用农耕用具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由于信任度比较低，被借者怕别人借去不还，借的人也确实有可能不想还，这样往往就拒绝借出。当下次对方借用时也亦然。根据强化理论，这种情况会普遍存在。长期在这种环境中，村民的交流就会变的极少，互相不信任，归属感极差。

2.村民性格极化。单个村民则存在性格极化特征，在不同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性格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农民文化层次一般较低，对事物表现出的反映一般就是真实心理印象。性格极化的原因在于物质条件对贫困地区农民的边际效用太大，物质条件的改变对农民生活的影响太大。在农民看来，物质条件相对于自己是如此重要，为了改善物质条件的可付出成本也就越高，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农民表现出的前后性格反差是如此之大。性格极化也受到农村特定区域文化的影响。性格极化表现形式多样，例如极度自卑与极度自尊；软弱与坚强；甚至于温情与残暴。

3.村民价值观失调。由于物质条件对农民的边际效用大，加之农民的文化水平一般较低，在多变的条件下，农民很难形成稳定统一的价值观。甚至传统的伦理规范在某些条件下变得软弱无力。例如农村因为养老问题而兄弟不睦，父子反目的实例多不胜举。贫困文化存在的条件有：

1.历史上一直是自然村落。自然村落保证农民是生活在自然状态下，不存在政府关于社会结构的强制干预。此区域是具有自然经济特征的，尽量避免外来的社会文化因素干扰的区域。

2.该地区传统上自给自足，基本生活条件保证稳定。满足基本的生活条件，村民不至于因为基本生活需要而脱离此地区。

3.人口对外流动性差。避免外来经济因素的干扰。但是流动性并不等于交通条件。典型的“贫困文化”村落肖家村就是在菏泽市牡丹区，离市区公路不到一公里。人口流动性差主要是基于该地区不存在明显的区域比较优势。

4.该地区内部基本结构单位之间差异小。各单位之间不存在比较差异，这样会避免强烈竞争，维持本地基本平衡状态。

(二)农业粮食生产的投入与产出数量(参考图表3)

土地的基本生产条件决定了耕地的产出，也影响了生产资料的投入。但是单单从数量上来看，表现不出它们之间有什么明显的联系，它们之间联系的关键在于劳动力的投入。劳动力的弹性投入以及劳动力分配结构的不同使粮食产出趋于相近，同时也引起了农民收入的不同。农村地区发展的出路为：(1)进行农业结构优化调整，加大经济作物的生产比重，充分提高本地农民劳动力的价值转换率。(2)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通过行业比较优势，将劳动力解放出来，让农民自觉的调整生产支出结构，优化成本分配(包括劳动力分配)结构来增加收益，提高农民收入，加快本地经济发展。

(三)缺少对外经济交流和比较，从而满足于固有的平衡状态

为了避免这一问题，我们建议衡量地区发展水平可以商品经济水平为标准。因为，通过实地考察，我们发现，经济比较优势是经济发展的动因。商品化可以加快资源流通而改变原先的资源分配使之产生差异，适度的差异可以激发社会的经济发展。在地区经济发展规划中以引入市场为途径，也可以打破原来的平衡，进入发展状态。如博兴县市场流通比较快的地方一般是生活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因此在这里我们提出打破“贫困文化”就要在区域内制造比较优势，并创造比较优势发挥效用的条件，这样才能打破原先的平衡，消除贫困文化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政策的调控作用来打破该地区的收支平衡。如区域性调节粮价。二就是在公平原则下，由区域外部引进市场因素，使区域外与区域内产生比较差异，并打破地区保护，推动市场内化。

参考文献：

[1]李秉龙，薛兴利.农业经济学.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3.

[2] Lenski，G.E.关信平译.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3]姜杰，马全江.公共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作者单位：山东滨州市彭李街道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