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强制学生晨读之合法性浅谈

2012年6月13日，《法制日报》刊发了褚宸舸先生的《强制晨读与指纹签到》一文，文章认为：强制晨读缺乏法律依据，不能达到目的，构成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2012年12月《中国教育法制评论（第10辑）》又发表了褚先生的《普通高校用指纹考勤强制晨读事件的合法性研究》，文章认为：强制晨读侵犯了学生的学习自由权、构成了对学生生活的干涉和人身自由的强制。指纹考勤则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

粗略检索，国内普通高校实行强制晨读的大有所在，如果真的违法，在依法治校的背景下，自应大加挞伐，呼吁废止。但仔细思考之后，却发现褚先生的论述不妥之处甚多，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现将本人对此一问题的想法写出，以就教于褚先生和各位方家。由于本人对指纹与隐私权的关系所知甚少，所以本文只涉及强制晨读的合法性问题。

大学要求学生晨读的权力来源

大学制订校规要求学生晨读的权力从哪里来呢？人们一般认为，大学在颁发学位证书、毕业证书、学籍异动等方面属于授权行政主体，所作出的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学生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那么，大学制订校规要求学生晨读这一权力有没有得到法律的授权？学校在晨读问题上制订校规、要求晨读属不属于授权行政行为？

《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有组织实施教育教学活动的权利。从法律规定看，这一权利不是行政权力，因此，大学基于《教育法》第28条的行为也不属于授权行政行为，而是行使自主管理权利的行为。法谚有云：对公民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既然学校制订校规要求晨读的行为不属于政府行政行为，也没有行使国家权力，只是行使类似于公司、企业的内部治理、内部管理权，因此也就不必然要求具备法律依据、获得法律的明确授权。那么，学校自主管理的权利从何而来？在一般法意义上，来源于《教育法》第28条和《高等教育法》第11条和第34条。从宪法意义上，来源于《宪法》第47条关于公民科研自由的规定。

大学自主管理的权利（自治权）来源于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是实现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为了保障学术自由、实现自我管理，大学有权制订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一系列大学内部管理规则（校规）。2011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在“甘露不服暨南大学开除学籍决定案”中指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时，应当以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参照相关规章，并可参考涉案高等院校正式公布的不违反上位法规定精神的校纪校规。此判决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对下级法院的审判具有指导作用，体现了对大学校规效力的尊重与认可。

因此，大学制订校内规章，要求学生在特定时间、指定地点、以读书的方式学习，是具备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的。

大学生享有学习自由权

人们一般认为，大学生有学习自由权，这一权利从哪里来？它的内容是什么？从宪法的规定看，与大学生学习自由权有关的有两条：一是《宪法》第46条规定的受教育权，一是《宪法》第47条规定的学术自由。

从宪法规定的受教育权与大学生学习自由之间的关系来看。我国现行宪法第46条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这个条文作为一个整体显然是针对尚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儿童的，因为成人并无接受教育的义务，更不是每一位成年公民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因此，《宪法》第46条不能成为大学生受教育权利的来源。公民平等进入大学的权利不过是平等权在教育领域的投射而已。

既然大学生学习自由不属于宪法规定的受教育基本权利的范围，从受教育权角度看，大学生的受教育权只能来源于我国的《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教育法》第42条、第43条和《高等教育法》第53条规定了学生的权利和义务，都没有规定大学生有学习自由，相反有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刻苦学习的义务。也就是说，大学制订校规要求学生晨读甚至晨练都是有上位法依据的。

从我国《宪法》第47条关于公民科研自由的规定看，宪法并没有将学术自由权利的主体限定为大学教师，在理论上大学生也具有学术自由权。只不过，大学生只有在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条件下，才享有学术自由基本权利所派生出来的权利之一：学习自由权。当大学生的学习自由权与学术自由发生冲突时，学习自由权只能退让。

当学习自由遇到大学自治

为什么大学生要天然地服从校规呢？这是因为，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研究性学习、以探究学术为目的的学习只占整个学习活动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学习活动并不是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这些以获取知识为主要目的的活动自然要受大学自治的约束，也就是学校有权制订校规要求学生学习。

首先，大学生的学习自由权不包括不学习的自由。学习自由权来源于学术自由，对尚未达到研究性学习水平、也不是在学术研究活动中的大学生的学习行为不受宪法基本权利意义上的学习自由权的保障。其次，大学有权要求学生在特定的时间到一定的地点补充学习。大学制订校规要求学生晨读并没有取消大学生的学习自由：它对习惯晨读的学生并未造成太大不便，只是要求没有晨读习惯的学生在特定时间补充学习，虽然对学生的学习自由构成了一定限制，却属于大学自治权的范围。为了维持一定的学术质量，大学有权制订学习规则，督促学生学习。最后，大学制订校规要求学生晨读不应超过大学自治权应有的界限。大学自治权具备“准公共权力”的特征，其行使应符合比例原则，不应超过必要限度，如不应仅因为学生不服从晨读的规定而处以开除学籍的处分。当然，如果大学在制订要求学生晨读这样直接涉及学生利益的管理规定时，能够充分征求学生的意见或者由学生团体或准学生团体自己制订相关规则，那就完美了。

管 华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 西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副教授

梁 鹤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