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询《化度寺》的印本

《化度寺》不是碑铭，它的全称是《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

舍利塔铭形制上分为摩崖（浮雕线刻）和石版（镶嵌于舍利塔中）两类，文字格式上和碑铭差不太多，但没有碑的首和座。

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高颎舍住宅为寺，称为真寂寺。三阶教始祖信行禅师自山东来，高颎在寺内为他建院，成为三阶教中心。唐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改称化度寺。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灭佛，寺被废，次年恢复，改称崇福寺。现存的化度寺位于陕西乾县阳洪锁境内，是近年重建。

僧邕禅师是信行之后化度寺的住持。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年八十九岁圆寂也没有葬在寺内，而是效仿信行，在终南山举行林葬。弟子收拾遗骨建舍利塔，塔上嵌石刻塔铭，李百药撰文，欧阳询正书，三十五行，行32字，接近方形（见图1，吴湖帆复原本）。《化度寺》字径比较小，不到2cm，只有《九成宫》的80％，最多算是中楷。

北宋庆历初年，陕西都转运使范雍游览终南山某佛寺时，看见断石砌在地下，仔细看竟然是《化度寺》，于是叹为“至宝”。结果寺中僧人以为石中有宝，砸破一看，什么也没有。等到范雍再来，发现石头不见，问明情况，找到被丢弃在寺后的原石，已经碎成几段，于是用几十匹缣交换（真是廉洁啊），把原石带回了家。靖康之乱，范雍后人把石头藏在井中。战争结束，有人把它取出，做了数十本拓片，然后就把原碑彻底毁掉了。

后面的故事主要围绕传世的拓本展开：

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成亲王永瑆以白银一百两买下了明王孟阳旧藏本《化度寺》，过了六年，永瑆以白银四百两购入南海吴荣光筠清馆藏本。又过了三年，永瑆将王孟阳本转赠他的侄子侄荣郡王绵亿，因为他认同翁方纲的观点：吴氏本是原石宋拓，王氏本是宋拓翻刻本。

翁方纲（公元1733—1818年）是欧体权威，谁也不可能像他这样，见过几乎所有《化度寺》的宋拓本，花四五十年时间研究，一笔一画的比对，动辄写个上万字的题跋，根据拓本做出了第一个原碑的复原图（图1吴湖帆的碑式，就是根据翁的复原校订），还把各种拓本系统地分类为原石拓本、翻刻本和摹刻本，他的判断谁会怀疑呢？

保存到现在的《化度寺》拓本，被翁氏定为“原石宋拓”的大约有五本：

第一就是南海吴荣光本，存608字，吴荣光在上面钤盖了无数个圆形朱文“吴”字印，以示拥有。翁方纲考定为时间最早的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拓本。现收藏于日本著名的三井文库。民国期间日本博文堂和上海艺苑真赏社都有珂罗版影印，日版又名《宋拓化度寺碑来去原委各札》，收集翁方纲论碑手札十几通。1990年二玄社《原色法帖选》彩色版精印，称为“詒晋斋”本，国内尚无翻印。（见图2）

然后是吴县陆恭松下清斋藏本，存227字，装裱次序有点混乱，入清经陆恭、李宗瀚递藏，题首有李宗瀚钩摹的李东阳篆书，后面还附有翁方纲致陆恭手札。翁氏考定为北宋熙宁间（公元1068-1077年）范雍的拓本。民国有正书局有大开本珂罗版影印。2011年瀚海春拍，这个拓本出现在“少帅墨缘——张氏家族藏珍”专场上，估价三到五百万，流拍，但拍卖图录作为彩色印本流传了开来（见图3）。

还有一个临川李宗翰静娱室藏本，存438字，比松下清斋本多，但墨色灰淡一些，装裱时有剪配移补，翁方纲认为也是范雍的拓本。民国文明书局珂罗版影印（见图4），建国后无印本。

然后是南海伍崇曜粤雅堂藏本，存600余字，也称为端方藏本，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翁方纲考定为原石北宋宣和年间（公元1119—1125年）的拓本。这是翁氏所谓五种北宋拓本中存字最多的，名人题跋也最多，每页都有翁方纲校记。装帧时亦将原碑泐损空缺处都留出来，比较可贵。民国上海文明书局珂罗版影印，建国后无单行印本。（见图5）

最值得翁方纲骄傲的是他的自藏本，存498字。翁氏考定为原石北宋熙宁年间拓本，在上面反复题跋，认为是海内第一。今藏日本京都大谷大学。光绪间有石印本，大谷大学1967年《宋拓墨宝二种》中所印彩色珂罗版极精彩，（见图6）国内暂无翻印本。

宣统元年（公元1908年），罗振玉在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那里，看到了伯氏从一个叫敦煌的地方弄来的一开两页《化度寺》拓本，感觉“焕若神明”，与曾见过的南海吴氏、临川李氏等所谓宋拓本“判若霄壤”。伯希和还告诉他，还有五开十页为英国人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所得，可以搞到照片。1916年罗振玉取敦煌所出碑帖合印《墨林星凤》，第一次在中国发表了伯氏的这二页。（见图7）又过了七年，终于盼来了伯希和寄来的另外十页的照片。1928年，罗振玉增印小本，国人始见唐拓《化度寺》全貌。

敦煌本前两页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后十页藏于大英图书馆。由于篇幅小，在国内很少作为单行本印刷出版。

而在之前的1926年，罗振玉在上海，第一次见到最前面所说的，被成亲王当做人情处理掉的王孟阳本《化度寺》，这时的王本，已经和宋拓《九成宫》、《皇甫诞》一起被潘祖荫作为女儿的嫁妆，嫁到了吴湖帆家里，可以称为“四欧堂本”了。罗振玉觉得这个本子也是“神采焕发”，确定为唐石宋拓，同时觉得翁方纲在题跋中宋翻宋拓的论断是颠倒黑白。

至此，翁方纲对《化度寺》的鉴定已经全部翻案。

全本的四欧堂《化度寺》装成册页，极为精美雅致，（见图8）前有荣亲王、沈树镛、吴让之、王同愈等人题签，又有吴湖帆手绘《勘碑图》、复原的《化度寺碑式》；后有翁方纲、成亲王等一大批学者名流的题跋考证和观款，这些还不够，又专门请了伯希和用法文写了题跋（见图9，后附陆翔翻译），册尾更装入罗振玉影印的敦煌本，都是装裱史的创举。

吴氏再托罗振玉交给中华书局珂罗版精印，在拍摄时使用了滤色片，使印出的效果原拓还要清晰些。题签、图式、碑拓、考证一个都不能少，成为中华书局的珂罗版经典。后来的上海艺苑真赏社、日本二玄社《书迹名品丛刊》、《中国法书选》等选印《化度寺》，都是据此翻印。不过二玄社加印了敦煌本，再和《温彦博碑》合在一起出版，（见图10）现在在书店里能看到的大陆印本《化度寺》和《温彦博》合印，一定是翻印二玄社。

1949年后的大陆的四欧堂印本，基本也是翻印中华书局。1984年第六期《书法》杂志、1985年第五期《书谱》杂志，上海书店1992年、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的印本，因为是16开，只取帖心，周边的题跋就减掉了。只有成都古籍出版社1987的12开本基本保持了原貌。

四欧堂本1960年代归上海博物馆，然后转藏上海图书馆。

2005年为了配合展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8开巨册《上海图书馆藏善本碑帖》，选印了几页四欧堂本，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彩印本，但清晰度还不如珂罗版。据说今年年底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二期“翰墨瑰宝”系列会出彩印本，翘首以盼。

不过比较前后印本，会发现一个小插曲：当年吴氏在拿四欧堂本和敦煌本细校时，发现有些不吻合的地方，不免有些心虚。比如第一个“化”字。于是一狠心，将“化”字涂描一番，使之与敦煌本丝毫无异，毫无痕迹，1928年还煞有介事在旁题记：“化度二字经前人描过，校唐拓残字有失”，可惜之前的珂罗版出卖了他。（见图11）

故事还没完：1960年，30岁的王壮弘陪张彦生在吴湖帆家里看了四欧堂本，后来经过仔细比对，下定了翻案的决心。他在后来的名著《增补校碑随笔》中认为敦煌本讹误很多，实际也是翻刻本，只有四欧堂本是从原石拓出。他在1984年《书法》杂志欧阳询专题中发表《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详细地用图版阐明了这一观点，激起不小的波澜。翁闿运在1985年《书谱》杂志发表《化度寺碑研究》，也认同敦煌本是翻刻。

其实当年敦煌本一出，其风格和很多人心目中的欧体不相吻合，怀疑者就不在少数，比如1911年杨守敬的《书学迩言》，就直说敦煌本“亦重刻也”。

为敦煌本辩护的是先后见过英法原本的施安昌，他先是在1991年第八期《文物》发表《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敦煌本王孟扬本校碑纪事》，后来在1996年的《故宫博物院院刊》又发表《观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敦煌本补记》等文章，指出王壮弘等人依据的罗振玉印敦煌本照片质量不高，导致误判。敦煌本有些字呆板僵滞，是因为字口经过了当时人的勾描、涂抹。

近年由于国际敦煌项目（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IDP）丝绸之路网站的建立，大量敦煌文献的清晰图片在网络被共享，这里面就包括《化度寺》的彩图，（见图12）于是在网络中对《化度寺》的研讨增加了更多新手段和全新角度，大家可以上网搜索，这里不赘述。

还要提几个印本：

天津杨柳青1979年的12开本《欧阳询化度寺》，用的是一个日本传本。

天津古籍1988年的16开本《欧阳询书化度寺》，用的是一个称之为“直石本”的翻刻本。（见图13）

文物出版社1986年“历代碑帖法书选”中的《欧阳询书化度寺碑》，是一个谜。看帖心，与四欧堂本绝非一石；后面有赵孟頫等人的跋，奇怪的是有一些注与跋移自松下清斋等其它拓本，改头换面，疑窦重重。或许是用一个不常见的印本翻印，留存代考吧。话说回来，这个拓本的神采倒真的不在四欧堂本之下。（见图14）罗振玉说一些所谓宋拓本“拳缩如猬”，说得难听点，四欧堂模糊的点画，学习价值真的不太高，即使要学，也要和敦煌本、文物本参考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