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29 17:39:27
2、原文：
欧阳公四岁而孤，家源贫无资。太夫人以荻画地，教以书字。多诵古人篇章。及其稍长，而家无书读，就闾里士人家借而读之，或因而抄录。以至昼夜忘寝食，惟读书是务。自幼所作诗赋文字，下笔已如成人。
3、译文：
欧阳修先生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贫寒，没有钱供他读书。太夫人用芦苇秆在沙地上写画，教给他写字。还教给他诵读许多古人的篇章。到他年龄大些了，家里没有书可读，便就近到读书人家去借书来读，有时接着进行抄写。就这样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只是致力读书。从小写的诗、赋文字，下笔就有成人的水平那样高了。
庐陵人、中国人，甚至外国人一提起欧阳修，崇敬之情油然顿生，心中闪现人类最美好的字眼：
伟大、崇高、正直、磊落、伟岸、大爱、至善、乐观、豁达、博学、多才……
如果说，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是璀璨的星空，那么，欧公无疑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如果说，政治是风云多变的舞台，那么，欧公演绎的无疑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如果说，中国文学是郁郁葱葱的森林，那么，欧公无疑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他历经沧桑的一生，他的传世之作，他的人品，他的文品，则是我们毕其一生也读不尽的课本。
走进课本，品读他、认识他。在欧公身上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一个文化人，竟那么全面地展示他的才华：政治的、文学的、史学的、经学的、目录学的、金石学的等等，他编辑的人生“课本”，竟然和谐地汇合了那么多元素。品读课本，除了对美的动容，内心总有一股不可言传的温馨，并凝固成如玉之润、如石之坚、如水之柔、如海之深的印象。这独特的感受刻骨铭心，伴随着我们——永远。
走进课本，我们品出欧公政治生涯中的精彩瞬间。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光明磊落，疾恶如仇。但历史烟尘浩渺诡谲，每场都透视着它的复杂、险恶、残酷、无奈甚至荒唐。欧阳修坚定地站在大宋王朝的险峰，坚持正义，对是非不辨的小人，予以痛斥：“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欧公把一个“人”字，写得认认真真，写得堂堂正正，写得气壮山河。
走进课本，我们品出欧公的淡泊与豁达。他仕途坎坷，宦海沉浮，面对惨烈的现实，淡定从容，吟诗：
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欧公是“菊”是“笋”的化身。他的言行闪烁着智慧之光，令我们后人于迷蒙中清晰，于混沌中了然。
有一位诗人说：“我将穿越，但永远无法抵达。”欧公一生追求的境界没能抵达，但他是一个失败的成功者：政治上失败，文学上却获得成功，在中国文学史上欧阳修有着永远不可动摇的地位。
走进课本，我们品出欧公的诗文，文简意深，清丽自然，笔随兴至，炉火纯青，彰显妙笔生花的生命力。且看名篇《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历代学子争相诵读，那是养耳的音乐，养眼的清流，养心的绿竹。难怪与欧公同代的著名诗人曾巩对他热情洋溢地评价：“四海文章伯，三朝社稷臣。”难怪前几年一个高鼻子、蓝眼睛名叫劳格文的哈佛博士，到吉安考察庐陵文化，发出由衷的赞叹：“宋朝庐陵出了个欧阳修，太伟大了，我们美国学者都敬佩他!”
欧公用手中的笔，耕耘中国的方块字，直到晚年，依然不衰、不减。他留给后世丰硕的经典：散文500多篇，诗850多首，词170多首……今天，我们捧着这沉甸甸的雄文巨著，情不自禁地欢呼：“古今文雄谁敌手?欧阳修!”
走进课本，我们品出欧公的大度与大爱。他奖引后进，不厌其烦，用心良苦。一拨一拨品学兼优的后辈，经其指点，受其濡染，从而芳名远播，登峰造极。他对挚友关怀备至，尽管自己身处逆境，举步维艰，但仍心系零落远方的知交，去信致候：“别后安否?”“旧疾平否?”“秋寒矣，千万保重。”言辞切切，爱意绵绵，柔情似湖水荡漾。
走进课本，品读欧公，品出人格的亮光，品出人性的清香，品出催人奋进的天籁之音。
永远的欧阳修，永远的课本。品读这课本，生命与生命对接，思想与思想碰撞，精神与精神传承。跨越千年时空，我们与欧公心相印，情相通，使命相连。我们不负欧公，找准自己的人生坐标，撰写自己的“课文”，编辑自己的“课本”。
欧公的课本，代代有人读；时代的课本，代代有人写。中华则大兴，欧公则大慰!
欧阳平凯是我国生物化工学科知名的带头人，具有优秀的项目组织、协调能力，主持建设了国家生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创造性地提出运用组合合成的方法构建与优化生物化工过程，在复杂的酶系中将反应与反应组合、反应与生物膜组合，使我国多种生物化工产品的生产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由其主持的项目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三等奖，美国杜邦科技创新奖，联合国发明创新科技之星奖。
不凡的成就后面，是一位大学校长看似普通却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一位科学家知难而进、厚德尚学和不断创新求索的可贵精神。
挑战磨难，潜心向学终有成
湖南湘潭的欧阳家族，是唐宋家之一欧阳修的后裔，素有尊儒崇学的传统。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被迫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第二天，欧阳家族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似乎是特意赶来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于是取名平凯。
伴随着战乱和随处可见的战火硝烟出生的欧阳平凯，在家庭的荫庇和父母、哥姐的教育和呵护下，得以健康成长。父亲从小教育他要学好本领，一则方便以后谋生，二则长大后好报效祖国。受家学熏陶的欧阳平凯自幼聪慧过人，4岁便入学读书，成绩一直名列班级前茅。年幼的他从小就暗暗立志为家为国学好知识。新中国成立后，欧阳平凯带着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与母亲及5个兄弟姐妹，随在省财政厅工作的父亲来到了长沙。由于母亲是家庭主妇，全家人依靠父亲的工资过日子。经济虽然拮据，但父亲有工作，姊妹们有学上，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然而，这种平静安宁的日子仅仅伴随欧阳平凯到12岁，便遽然远去。
1957年，厄运突然降临到欧阳平凯一家，父亲一夜之间被打成“”，受到管制，各种歧视和磨难随之而来。家庭失去了父亲这根顶梁柱，体弱的母亲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艰难地拉扯着6个孩子。由于家庭变故，欧阳平凯再也感受不到家庭的阳光与温暖，整天面对的是母亲的愁苦、哥哥姐姐失学的压力、弟弟妹妹的焦虑。为了全家人的生计，刚刚读到初中二年级的欧阳平凯和大弟弟无奈地选择了辍学，到社会上打短工挣钱，以稚嫩之肩干起了挑沙子的营生。尽管辍学了，但欧阳平凯并没有中断对知识的渴求，他一边打短工一边自学，期盼有机会重返校园继续学习。这一时期的磨难，让欧阳平凯从懵懂无知走向了自强自立，走向了坚韧不拔。
风雨和坎坷是短暂的。不久，欧阳平凯又获得了跨进学校大门学习的机会。由于他的聪颖和对知识的渴求，由于他辍学期间一直坚持自学，进入长沙市一中初41班后，他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初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长郡中学，进入高中阶段的学习。在“朴实沉毅”校训的熏陶下，欧阳平凯对知识渴求的激情进一步迸发，并在数学、物理、化学等3门学科表现出较高的天分。1963年，欧阳平凯从长郡中学高中部77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就读于化工系化学工程专业。在清华大学，欧阳平凯如鱼得水，他全身心投入学习，尽情畅游于知识的海洋，成绩始终名列全系全年级前茅；他继续发扬克勤克俭的作风，不给无力资助他分文的家庭增添任何负担，始终以学校微薄的助学金维持基本生活；他不为未摘帽的“”父亲所累，积极追求进步，成为团组织在班上发展的第一个团员；他组织才能初显，曾任班学习委员、班长等职。
正当欧阳平凯踌躇满志，准备在祖国的化工领域大展身手之际，命运又开始了对他的磨砺和考验。1968年，欧阳平凯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在科学、文明惨遭践踏的“”期间，他这位化工系的高材生，被分配到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一家工厂里。专业不对口、用非所学，对一名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痛苦的。这一时期之初，欧阳平凯内心充满了困惑和痛苦。经过短时间的调整和思考，欧阳平凯从痛苦和彷徨中走了出来，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了长达10年的工厂工作中，并进一步坚定了在学术领域不断求索，以期在未来日子里报效祖国的信念。
在工厂里，欧阳平凯一边工作，一边在化工领域继续摸索。由于当时工厂里技术人才较少，机器出了什么故障，工人都愿意向他这位清华大学的高材生请教。这一时期的磨砺，锻炼了他的组织协调能力，也锻炼了他在艰苦环境中潜心向学、矢志理想追求的信念。
1978年，带着从未中断的学术探索，带着他的理想信念，欧阳平凯以喜悦的心情第二次走进清华大学，成为化工系“”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两年后，欧阳平凯的硕士毕业论文《换热网络的择优组合》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因此他获准提前毕业，成为当时化工系提前毕业的首位硕士研究生。
严谨务实，为人处世“德”为先
在欧阳平凯的身上，普通人、党员和科学家品质三者兼具。作为一个普通人，他爱家爱亲人，追求天伦之乐；作为一个党员，他的组织原则性强，把党和国家的需要当成自己的追求；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大胆探索，知难而进，在我国生物化工领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三种品质，集中体现了一个“德”字。
1981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欧阳平凯告别了培养他、竭力挽留他的母校――清华大学，来到了南京，在南京化工学院（南京工业大学的前身）工作。从而结束了与妻子的两地分居，实现了与家人的团聚。
1983年，欧阳平凯顺利通过了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英语考试。正当他为出国积极准备时，南京化工学院的时钧院士找到他，说：“学院要成立生物化工专业，这方面的人才极为缺乏，学院准备送你出国进修生物技术。”了解详细情况后，欧阳平凯明白了，学院是让他放弃出国攻读化工专业的博士，送他出国做高级访问学者，进修生物化工专业。欧阳平凯犯难了：一则自己从本科到硕士研究生，学的都是化工，现在突然调整研究方向，无疑具有一定的难度；二则当时国内尚无生物化工专业，更无这方面的导师和人才，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三则在经济待遇方面，出国做访问学者远不如读博好。但是，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欧阳平凯很快从个人得失的考虑中调整过来，“我是在党和国家的关心、教育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追求，学校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知难而退不是我的个性，敢于创新才能获得成功，教育科技工作者就是要去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我应该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安排。”
欧阳平凯很快开始了生物化工专业方面知识的收集和整理，从1985年至1987年的3年时间里，他先后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和美国普渡大学进修生物化工专业。进修期间，他以锲而不舍的求索精神和一名公派学者的良知，积极求知于生物化工这一前沿交叉学科，基本摸清了其发展脉络，掌握了其最新的发展态势。进修期结束后，欧阳平凯义无反顾地回到南京化工学院，开始创建全国第一个生物化工专业、第一家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那是一段令欧阳平凯及其同事毕生难忘的创业经历。当时，南京化工学院生物化工专业建设困难重重：资金严重短缺，实验室陈旧，仪器设施简陋，师资不足。面对困难，欧阳平凯没有气馁，他以“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句话，作为激励自己和同事的动力。创建过程中，他依靠团队力量，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咬紧牙关奋力拼搏，其中的苦乐酸甜，只有他和与他一起创业的同事才能体会。为了筹钱，他找科研单位合作；为了专业的立足和发展，作为带头人，他不仅要亲自讲课，带几十名学生，还坚持每天在实验室工作12小时以上。终于，一个像模像样的生物化工专业在南京化工学院建立起来了。与此同时，欧阳平凯还在对国内外生物化工发展现状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工程化、产业化为主攻方向的“工业生物技术”概念，并成立了全国第一家集产、学、研为一体的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欧阳平凯是成功的，其德业双馨的事迹，在南京工业大学已被传为佳话。他十分看重“德”，在自己的言行中，常常饱含以德治校、以德育人的苦心。“我始终认为，做好学问，首先是要学会做人。一个教育工作者，不仅需要渊博的学识和科学精神，更要具备优秀的品质和人格魅力。”他给实验室提出的为人治学格言“忠诚精实”如今已成为南京工业大学精神。他告诫同事：为人师表，是操守更是天职。
几十年来，欧阳平凯的一言一行，一点一滴，无不体现他的德行和操守。
广行春风，以创新精神求发展
用3年时间跻身江苏省一流大学，用20年左右时间建成国内一流的工业大学，用50年左右时间争取成为国际上有影响的大学，跻身全国工科大学前列。这是欧阳平凯在《南京工业大学“十五”发展规划纲要》中为南京工业大学勾勒出的发展蓝图。这位治学严谨的校长充满自信地说：“只要大胆创新，锐意改革，抓住机遇，实现学校的超常规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
欧阳平凯的自信，源于他的成功；他的成功，源于他的大胆改革与创新。欧阳平凯进修回国后，因陋就简建设而成的生物化工教研室，如今摆脱了捉襟见肘的窘境，发展成为拥有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人均科研经费达每年10万元的制药与生命科学学院。这离不开欧阳平凯的大胆改革与创新。1994年担任副校长后，欧阳平凯提出了学校发展要抓两“前”（学科“前”沿和学校“钱”财）和两“才”（师资人“才”和办学“财”力）。在上级基本没有投入，学校经费较为紧张的情况下，应“有所为有所不为”，不争一两篇文章之优劣，而争科研成果产业化之短长，争取成为若干领域的单打冠军，有重点地向优势学科和具有发展前景的学科倾斜。经过几年的扶持，化学工程、生物化工、无机非金属材料、机械工程、土木工程、高分子材料、应用化学等学科已成长为省部级重点学科。这同样离不开欧阳平凯的大胆改革与创新。1996年就任校长后，欧阳平凯在学校发展思路上，迸发出一个个智慧的火花，首先是学校摒弃“等靠要”的旧观念，通过盘活资产等途径，建设了占地200万平方米，生态型、园林式、数字化的江浦新校区；其次是靠学校科研和科技产业的资金积累，在校内兴建了7万平方米的科技园，成立了高技术研究院和工业技术研究院，通过招商引资盘活资源，把高校的“借资”与企业的“借脑”有机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新路子。这同样离不开欧阳平凯的大胆改革与创新。欧阳平凯在南京化工大学生化教研室的基础上，建成了国家生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经国家科委验收后，争取到国家生化工程研究中心总部落户南京工业大学……
正是欧阳平凯这些大胆的改革与创新，这些闪烁着智慧火花的办学思路，使南京工业大学校区规模由16万平方米发展到250多万平方米；年均科研经费到款额由1995年的1500万元发展到现在的1.1亿元以上，2003年科研经费到款总数居全国高校第50名；其办学方式由原来的纯公办发展到现在的公、民结合，在校各类学生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3000余人发展到现在的30000人左右。随着南京工业大学江浦校区的拔地而起，其生态型、园林式、数字化的建校理念，正在各地新校区建设中产生广泛影响。
“这几年，我们抓住了发展的机遇，赢得了生存空间，现在我们学校的大环境越来越好，办学的路子越来越顺。关键是我们学校的定位比较明确，就是争取学校在人才市场、经济市场、科技市场上的优势，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品牌效应，让社会认同学校的价值。”欧阳平凯如是说。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南京工业大学终于成为了江苏省省属高校的佼佼者。成为第一个拥有3位院士的省属高校；成为第一个拥有3位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和两位“863”领域专家的省属高校；成为第一个拥有部级工程中心的省属高校；获得国家奖励等级最高、数量最多的省属高校；人均科研经费到款最高的省属高校。
摘要“尚健”诗歌美学观是欧阳修对北宋中期诗坛贡献的核心价值观。对“尚健”诗风的追求和倡导，使欧阳修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并引领一代诗风的转变。本文从宗儒思想与“尚健”诗歌美学的内在关联、“尚健”诗歌美学的现实针对性、“尚健”诗歌美学的师从关系等三个方面，剖析了欧阳修“尚健”诗歌美学观的特点及成因。
关键词：欧阳修 尚健 诗歌美学 宋诗 诗文改革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欧阳修作为宋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诗人，其贡献在于为当时低迷不振的诗坛引入了“尚健”的美学观并开启了宋诗发展的新阶段。欧阳修“尚健”的诗歌美学观有何特点？他何以会形成尚健的诗歌美学观？这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一 欧阳修尚健的诗歌美学追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健”体现了一种节奏适当、持之有度的正面力量。为了强调“健”的不同表现形式，于是形成了劲健、爽健、雅健、豪健、雄健等内涵相似的一系列词汇。所谓“尚健”的诗歌美学观，就是主张诗歌内容和形式都要有气雄力健、劲爽流畅的阳刚之气。
欧阳修的诗歌创作具有明显的“尚健”特征，体现出一种格高志远、情感充沛、跌宕起伏、雄豪健爽的风格，如《戏答元珍》、《晚泊岳阳》、《别滁》等。以《晚泊岳阳》为例：
“卧闻岳阳城里钟，系舟岳阳城下树。正见空江明月来，云水苍茫失江路。夜深江月弄清辉，水上人歌月下归。一阕声长听不尽，轻舟短楫去如飞。”
全诗一气呵成，声高气足，爽健恣肆，诗境雄浑开阔，语言流畅自如。因此，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欧阳公诗专以快意为主”。欧阳修的快意以“健”为核心，讲究张弛有度。正如王安石在《祭欧阳文忠公文》中的评价：
“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其清音幽韵，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其雄词闳辩，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
欧阳修“尚健”的审美追求不仅体现在诗歌创作中，还体现在诗歌评论中。欧阳修曾作《太白戏圣俞》一诗，表达了对李白诗风的无限崇敬之情。此诗极言李白潇洒纵横的超迈风采后，笔锋陡然一转：“空山流水空流花，飘然已去凌青霞。堪笑区区郊与岛，萤飞露湿吟秋草”，批评了孟郊、贾岛力窘气迫的苦吟诗风。这首诗是写给梅尧臣的。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在《读蟠桃诗寄子美》一诗中曾将梅尧臣比为孟郊，梅尧臣也在《依韵和永叔澄心宣纸答刘原甫》、《读蟠桃诗寄子美永叔》等诗中自比孟郊。因此，《太白戏圣俞》一诗表达的正是欧阳修对梅尧臣诗风的否定态度。梅尧臣的诗歌美学主张是“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诗本道性情，不须大厥声。”（《答中道小疾见寄》）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评价梅尧臣“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但他在《与乐秀才第一书》中又说：“夫强为则用力艰，用力艰则有限，有限则易竭。”可见，他对梅尧臣的诗歌美学追求并不认可，所以他才会说：“知圣俞诗者莫如某，然圣俞平生所自负者，皆某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某所称赞。”（刘，《中山诗话》）。当梅尧臣于范希文席上作《赋河豚鱼诗》时，欧阳修则夸赞他说：“此诗作于樽俎之间，笔力雄赡，顷而成，遂为绝唱。”（《六一诗话》）可见，在欧阳修心目中作诗应当快意洒脱，因此他才特别欣赏那些具有健爽诗风的诗人。在《答苏子美离京见寄》中，欧阳修高度评价了苏舜卿“其于诗最豪，奔放何纵横”。又在《六一诗话》中说：“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在《谢氏诗序》中，他又赞美谢景山说：“景山尝学杜甫、杜牧之文，以雄健高逸自喜”。这些评价，都体现出欧阳修诗歌美学观中的“尚健”特征。
二 欧阳修宗儒思想与尚健诗歌美学追求的内在关联
儒家经典《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的养气说也提倡刚健有为的大丈夫浩然之气。这种追求本身就内含了对“健”的要求，其终极目标就是以与天地并立的刚正大气充盈于个体生命，并通过士大夫的人文、政治活动，推进整个社会向符合天道的方向发展。在欧阳修看来，卑弱或凌厉均非正道，因此他在《易童子问》中专门解释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含义，他说：“盖圣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执于象也，则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在欧阳修看来，君子的行为要符合天道，自强不息体现的正是天道运行之规律。
正如周裕铠所说：“尚健的诗学观乃根植于深厚的儒学土壤，在于以自强不息、刚直不挠的精神取代空虚寂灭、感伤沮丧的态度”。欧阳修具有鲜明的儒家个性和以天下正道为己任的士大夫情怀，其“尚健”的诗歌审美追求与他高度强调儒家人格有紧密的内在关联。宋代文人主政，文人的社会责任感远比唐代强烈。晚唐以来，士风颓靡，如何改变这种风气，重塑健康向上的社会人文秩序，是北宋文人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宋初文人已经逐渐认识到“尚健”的儒家精神对改造社会风气、促进政治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因此石介才感慨道：“不有大贤奋袂于其间，崛然而起，将无革之者乎！”（石介，《上赵先生书》）欧阳修提倡士风、文风改革，希望以刚健有为的儒家精神拯救时弊。以致苏轼在《上梅直讲书》中说自己少小时就曾“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王安石也说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三）朱熹更是说他“外若优游，内实刚健。”（《朱文公文集・跋欧阳文忠公帖》）宋人对欧阳修的评价大多如此。另外，在负责编写《五代史记》时，他还专门设立《死节传》、《一行传》弘扬刚健的士大夫人格精神。在给皇帝的上书中，以及给当时名士、名臣写的序跋或墓志中，他也贯穿了“尚健”的评价标准，以孟子、韩愈提倡的儒家道德标准评价时人。
以儒家道德标准推进社会改革的重要一环就是文风改革。因为宋代文人主政，文人与士大夫在身份上合二为一。如不能通过改变文风而改变士风，就无法改变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风气。所以“尚健”的儒家道德标准，通过士风改革的方式，转化为文风改革的内在要求，并经由文风而转变为诗风的审美追求。所以说，追求刚健有为的儒家道德理想，决定了欧阳修必然具有一种“尚健”的美学价值观。
三 欧阳修尚健诗歌美学追求的现实针对性
引领时代风气的文坛领袖，其美学追求必然会体现出一种符合时代审美需要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这是站在历史高度主动剖析现实的结果。如缺乏对时代审美需要的深刻认识，就不可能作出符合历史需要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也就不可能主动将自己放在文学史的长河中，扮演自己应当扮演的角色。欧阳修以“尚健”为核心的诗歌美学追求，对解决当时主流诗坛萎靡不振之弊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欧阳修之前的北宋诗坛先后出现过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太学体。其中白体、西昆体主要是馆阁文学，太学体主要流行于太学生，晚唐体则是民间隐逸文学的代表。白体承袭五代诗风，内容浅切直白，风格故作淡雅，实则内容单调、寡情少味。晚唐体多写山水之思，情韵深婉、幽思静寂，但内容偏狭，情感单薄少味。西昆体虽然有针对性地克服了白体和晚唐体崇尚白描、少用典故、意淡味寡、情志局促的审美缺陷，但依然不能摆脱馆阁文学题材狭窄、情志不张的缺点，且用事过多，过分追求形式的华美，反而限制了诗歌言志抒情的功能。太学体为纠正西昆体，刻意形成枯硬、险怪、艰涩的诗风，缺陷也极为明显。以至于范仲淹认为，当时文坛“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范仲淹，《唐异诗序》）
北宋诗歌发展到这一步，只有走阔大胸怀，提振情志的道路，才能跳出馆阁文学、隐逸文学、举子文学的旧窠臼。欧阳修认为晚唐以来“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六一诗话》），所以“尚健”的审美追求，正是欧阳修在深刻认识时弊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的救弊方案。根据周裕铠的研究，“‘雄深雅健’尤其是‘雅健’或‘健’大规模用于诗歌风格批评，大约出现于北宋中叶。”而这正是欧阳修登上文坛并成为文坛领袖的时期。在欧阳修的影响下，后学苏轼最终将这股“尚健”诗风推向极致，并促成了宋诗的繁荣。由此可见，“尚健”的审美追求，正是欧阳修在深刻认识时弊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的救弊方案。
四 欧阳修尚健诗歌美学追求的师从关系
欧阳修最推崇的诗人是韩愈和李白。他自己的诗歌创作也兼取韩愈的刚劲、李白的飘逸；韩愈的奇崛、李白的晓畅。因此，严羽认为“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沧浪诗话》）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也说他“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
欧阳修学习韩愈是因为韩愈诗风“豪健雄放”（蔡启，《蔡宽夫诗话》）。以韩愈《调张籍》为例：
“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精诚忽交通，百怪入我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
何等雄奇恣肆、奇崛生新，用字险僻拗口但不失于韵。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他：“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另外，韩愈诗歌已有宋诗散文化特征，行文酣畅，抒情不拘，无物不可入诗，无情不可入诗，大大开阔了诗歌的题材。欧阳修对此极为心仪，并在《六一诗话》中说：“退之笔力，无施不可”，又说：“（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不仅自己学习韩愈，还影响了北宋诗坛的走向，以致叶燮认为：“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原诗・内篇》）
除韩愈外，欧阳修还“于李白而甚赏爱，将由李白超踔飞扬为感动也。”（刘，《中山诗话》）他认为，晚唐以来“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六一诗话》），因此学习李白，以致时人对他诗风上承李白有着较为一致的认识。李白、韩愈诗风差异很大，但二人共同之处是以“健”为本，这正是欧阳修能够兼学韩、李的原因。如果说韩愈更多庙堂气和文人气，那么，李白就更多神仙气和诗人气。与韩愈诗歌更有儒家知识分子劲健持重的精神风貌相比，李白诗歌更具有纵横飘逸、飒爽流畅的气质。可见，欧阳修在“尚健”之下学韩、学李是各有所取的。所以，方回评价他说：“一变而为李太白、韩昌黎之诗。”（《送罗寿可诗序》）钱钟书也认为他“深受李白和韩愈的影响”，并因此说他：“一方面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的畅所欲言而不至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萧洒的风格。”
但问题是，欧阳修既然认为李白、杜甫的核心价值均在于豪放，那他为何偏偏学李而不学杜？其实，欧阳修所作《啼鸟》一诗可以回答这一问题。该诗的最后两句是“可笑灵均楚泽畔，离骚憔悴愁独醒”。可见，推崇儒家内实刚健之风的欧阳修对屈原的沉郁婉转不甚欣赏，因此，他在《与谢景山书〈景四年〉》中就不无批评地说：“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则多躁愤佯狂，失其常节，接舆、屈原之辈是也”。尽管他也承认杜甫诗格豪放，但毕竟杜甫的精神气质与屈原相似，诗风过于沉郁顿挫，健爽特征并不突出。在“尚健”的要求下，欧阳修当然要选择李白而放弃杜甫。
五 结论
“尚健”诗歌美学观是欧阳修对北宋中期诗坛贡献的核心价值观。对“尚健”诗风的追求和倡导，使欧阳修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并引领一代诗风的转变。只有看到欧阳修诗歌美学的“尚健”本质，才能理解他劲健有为的儒家政治理想、直言敢行的人格追求与推动诗文革新运动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才能洞悉他师承韩愈、李白而不喜杜甫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周裕铠：《宋代诗学通论》，巴蜀书社，1997年版。
[2] 钱钟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关键词：欧阳修 《醉翁亭记》 醉 乐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2（c）-0050-01
贯穿着一股“酒气”和“乐气”的《醉翁亭记》统一了其中的“醉”和“乐”，作为实质的“乐”与作为表象的“醉”相互融合贯通，以达到酒与灵感，醉与快乐相呼应的经久不衰的文学实质。
1 醉翁之“醉”
《醉翁亭记》被历代所赞誉，不仅仅是因为其清新的格调、凝练的遣词造句、铿锵的音节，它在结构上也是张弛有道、和谐相容。作为自传性的鲜明醉翁形象，并没有与一般文人那样独自黯然伤神，借酒浇愁，而是通过美酒和众人欣赏山水之美来抒发偶尔出现的“颓废”与乐观坚韧的品性。
醉翁的“醉意”偶尔是用来表露内心无奈痛苦之意。父亲在其四岁时病逝，从小，母亲就教其识字、学习，十九年的“铁杵”在他二十三岁的时候磨成“针”，甲科进士及第，文冠天下，刚刚学成的欧阳修在北宋这个舞台上挥洒自己的青春热血，成为北宋的大文学家、政治家，北宋文坛的领军人物。
在北宋庆历五年的八月，新上任的知州欧阳修到任。“四十未为老，醉翁偶题篇。醉中遗万物，岂复记吾年……山花徒能笑，不解与我言。唯有岩风来，吹我还醒然。”（t《题滁州醉翁亭》），欧阳修在给朋友的诗中也曾提过：“我昔被谪居滁山，名虽为翁实少年。”从中可看出，欧阳修不是自愿来滁州做知县，而是被朝廷贬谪而来。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不是欧阳修的真心实意，作为一个朝廷大臣，被调到一个小县城去，对于踌躇满志的欧阳修来说，无疑是一次很大的打击。无论是谁，大概也就只有“颓然”而引起的“醉意”了。
被贬谪的欧阳修不可能没有愤慨之情，但是在《醉翁亭记》中，我们所看到的大部分确是明快、清新的画面；滁州优美的山水风景，当地人民游乐的风景和欧阳修与众人宴饮的风景……欧阳修流连于滁州秀美的山水之中，在醉翁亭酣然宴请，轻松的氛围让人不禁怀疑起欧阳修的性情来，他是太豁达了吗？其实不难看出，虽然文章中传递了很欢快活跃的氛围，但是在这些愉悦的表象之后是欧阳修无处排遣的孤独和寂寞。正当壮年的欧阳修怎么就自称“翁”了呢？轻松愉悦的口气之中还是包含了沉重的心情。他先后经历了两次丧妻三次丧子之痛，本人官职被贬，精神上也连受打击，未老先衰的表象也就凸显出来了。
醉翁之“醉”来自于自己的贬谪，来自于陶醉的山水，来自于政治的清明，百姓的和乐。
2 醉翁之“乐”
在欧阳修心中，滁州之地，本该是舟车商贾不至，偏僻贫苦荒凉之地，然而出现在眼前的却是隐隐青山、迢迢绿水，“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秀美的山水，因“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见我亦如此”而令欧阳修流连感动。
于是乎，欧阳修扑向大自然，走进滁州深山，在琅邪山之中悠游，在西洵岸边泊舟。此时的欧阳修胸襟敞开，为丽日清风而乐，不得不说，滁州贬谪，也许是他人生的另一个起点。
虽然被贬滁州，但是欧阳修却能用自己的政治才干使滁州之地官清民乐，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他的政治抱负得到了实现，所以他“乐”了。作为新到任的知县，国泰民安得到了实现，滁州人民得到了幸福，他也得到了认可，所以欧阳修和滁州百姓融为一体，“山乐水笑”，他也就醉了、乐了。他的醉和乐是由于当地的政治清明、管制的仁政、官民和谐的相处。作为一个性情中人，被群山醉倒、被流水陶醉、被大自然熏陶、被百姓灌醉，自然而然地，欧阳修心境就平和了。
在最开始的《醉翁亭记》中，就可以把握两个关键词，一个是“醉”，一个是“乐”。欧阳修说自己与朋友一起来此宴饮，仅仅喝了一点就醉了，恐怕不止是心里贪杯，却没有贪杯的能力，他还要述说的便是被滁州的美景给陶醉了。“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酒只是为愉悦心情而助兴的道具。
我们应该庆幸欧阳修“醉”了，因为他的“醉”，我们得以知道他乐在其中，并不如一般文人郁郁不得志，他醉了也能与民同乐，醒了还能够述文，他的境界我们无法企及。《醉翁亭记》，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欧阳修自身的醉之美、乐之美，我们还能获取其中有诸多好处的文化修养与精神。今天的和谐社会，无疑不在《醉翁亭记》之中有所显现，其中的和谐思想无不有利于今人的进一步探究。“江山无限好，都聚一亭中”，坡的诗无不在叙说中国的亭文化是和谐的统一在自然风景之中的，更不用说欧阳修的“与民同乐”了，它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不论欧阳修如何醉与乐，《醉翁亭记》都已经名留青史，欧阳修也已经名垂千古。
3 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知，“醉翁”这个在《醉翁亭记》中表现出来的自传性形象，就特指了在挫折面前表现十分豁达，在逆境中仍然坦然，在困顿中仍努力适应的作者形象。也许他也会絮絮叨叨，但绝不是像普通文人那样一遭遇困顿就伤神纠结，而是把自己寄情于山水之间，即使有痛苦悲伤之情，也仍然保持坚韧和乐观愉悦的心态与个性。“与民同乐”的政治追求是欧阳修独有的个性，是他排解政治失意的有效方式。
参考文献
[1] 孙绍振.欧阳修为什么不像范仲淹那样忧愁？――读《醉翁亭记》[J].名作欣赏，2007（13）：90-94.
[2] 孙绍振.《醉翁亭记》用了那么多“也”有什么妙处[J].语文建设，2007（6）：42-44.
论文摘要：欧阳修与梅尧臣一生互为诗友，梅尧臣诗歌创作风格特点得到了欧阳修及时的总结和评价；欧阳修分析了梅尧臣诗歌风格早、中、晚三期的特点及其变化；其晚年《六一诗话》对梅诗“闲远古淡”的概括比较符合梅尧臣诗歌风格的总体特征。
梅尧臣在宋代诗歌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陈师道称之为“开山祖师”。因此，历代学者、诗人对梅尧臣的诗歌多有评论。就其诗歌风格说，大多以“平淡”二字概括。“平淡”之说最早当见于欧阳修对梅诗的评价。后来，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辩》中说：“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后世评诗者便以“平淡”作为梅尧臣诗歌的主体风格。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风格的评价应是最为恰切公允的。因此，对梅诗的主体风格的认识当以欧阳修的评价为准。
一、欧阳修对梅诗风格的评价
欧梅二人一生互为唱和诗友，欧阳修对梅尧臣的人生经历、诗歌主张、审美理想以及诗歌创作情况最为了解，一生中对梅尧臣诗歌的评价也最多。元代至元二年刘性《宛陵先生年谱序》说：“宛陵梅先生以道德文学发而为诗，变晚唐卑陋之习，启盛宋和平之音，有功于斯文甚大。欧阳文忠公知之最深。既题其诗稿，又序其集，又序其所注《孙子》，又铭其墓而哀之以文。盖文忠公知先生，犹子房谓沛公为殆天授者，是岂容赞一辞哉。”葛立方《韵语阳秋》说：“欧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圣俞诗者，十几四五。……圣俞诗佳处固多，然非欧公标榜之重，诗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可以说，梅尧臣诗歌的广泛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得力于欧阳修的大力推介和评价。
欧阳修对梅尧臣诗风的评价，散见于欧梅唱和诗文以及二人往来的书信和序文中，现以时间为序择其要录之：
《七交七首·梅主簿》(天圣九年)：离骚喻香草，诗人识鸟兽。城中争拥鼻，欲学不能就。
《书梅圣俞稿后》(明道元年)：今圣俞亦得之，然其体长于本人情，状风物，英华雅正，变态百出。
《再和圣俞见答》(皇格二年)：嗟哉我岂能知子，论诗赖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岂须调以齑。
《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庆历四年)：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清新，心意虽(一作难)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一作淡)，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
《梅圣俞诗集序》(庆历六年)：其(圣俞)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
《梅圣俞墓志铭并序》(嘉格六年)：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气完力余，益老以劲。其应于人者多，故辞非一体。
《六一诗话》(熙宁四年)：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
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俊，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
从以上列举的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的评论中可知，他对梅诗的认识和评价是有阶段性的。
二、欧阳修评价梅诗的阶段性
欧阳修早期对梅诗的评价主要体现为明道元年的《书梅圣俞稿后》。对梅尧臣早期诗歌，他看到的是“顺物玩情为之诗”(梅尧臣《林和靖先生诗集序》)的特点。一方面认识到梅诗深得古歌诗使“天地人之和气相接”的抒情功能，使人读之可以喜、可以悲，是诗骚传统的延续，因此，说他“英华雅正”。另一方面也看到梅诗在“本人情、状风物”方面的高超能力。“变态百出”是指梅诗能根据表现对象的特征和表达情感的类型而极尽其妙，语言文辞上则清新自然。这是对梅诗早期创作风格的评价。可见，在欧阳修眼中，梅诗早期作品风格主体上是平淡的。
欧阳修的评价也符合梅尧臣的创作实际。明道元年以前，梅尧臣跟随叔父梅询出入于湖州、襄州、洛阳等地，后因门荫补太庙斋郎，出任桐城县、河南县主簿。因其早年顺遂的人生经历以及与达官显贵们诗文唱和交往，其心境相对平和。加之，梅尧臣少时作诗专学韦应物。韦应物山水诗风格“高雅闲淡”，其山水诗在景物选取与描绘上都表现出很强的写实性特征，总是将山川景物作为其仕隐生活的环境与情感活动的背景再现于诗中的，所以，其诗中的景物更接近普通人对自然山川的直观感受，意境创造也更接近客观自然。梅尧臣早期诗歌所表现出的对客观事物高超的表现能力，当与其从小学习韦应物诗歌有一定关系。从天圣、明道年间诗歌看，不论游观抒怀；还是写景状物，其诗歌皆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人情物态，风格平淡自然。如《田家》日：“去锄南山豆，归灌东园瓜。白水照茅屋，清风生稻花。前陂日已晚，聒聒竞鸣蛙。”诗歌以闲适的心境描绘农民劳作的情趣，意境清幽淡远。又如“晓涨林烟重，春归野水平”(《依韵和载阳登广福寺阁》)、“水鸟静相依，芦洲蔼将晚”(《和希深晚泛伊川》)等诗句均传达出清幽淡远的山水之趣与诗人恬适闲雅的心境。为了做到写景状物的细致精微，梅尧臣早期诗歌就有学习韩愈诗歌技巧的倾向。如《黄河》诗，通过不断地视角变换来多角度表现黄河的奔腾气势，诗歌在风格上显得雄浑壮丽，行文也如黄河般流宕挥洒，气韵流转。《希深惠书言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则以诗歌的形式详细记录了谢绛等人游览嵩山的全过程，写景状物生动逼真，人物音容笑貌若在目前。谢绛看后，在其《又答梅圣俞书》中称：“自始及末，谓次游观之美，如指诸掌，而又语重韵险，亡有一字近浮靡而涉缪异，则知足下于雅颂为深。””这些诗歌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跌宕转折、变态百出的特征。可见，梅尧臣早期诗歌主要风格是平淡的，但是在平淡之余也开始表露出古硬的端倪。
欧阳修对梅诗中期的评价主要表现在庆历四年的《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和皇韦占二年的《再和圣俞见答》两首诗中。前诗一方面在与苏舜钦的诗风对比中突出梅诗“文词清新，心意老大”的特点，一方面指出近年来梅诗风格向古硬转变的事实，后诗则重点强调了梅诗“古淡有真味”的总体风格。
从欧阳修评价看，梅尧臣诗歌中期的主体风格应是“古淡”或“古硬”的。当然，古淡与平淡在审美内涵上是有一定区别的。平淡主要内涵是指诗歌中表现出创作主体平和淡雅的心境，诗歌形式上节奏舒缓，语言素淡。古淡在平淡中当还带有lfI雅精警的一面。从梅尧臣此期诗歌创作实绩看，欧阳修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景孝占元年到庆历年间，梅尧臣身居下僚。科举的下第，家庭的变故，官场的失意，加之此期宋王朝内部围绕边患和内政发生的各种政治斗争等因素对梅尧臣诗歌创作的影响，此期间，梅尧臣诗歌风格产生了明显的变化。宝元元年，西夏元吴称帝，大举进犯宋朝北境，诗人先后写了《襄城对雪》、《闻尹师鲁赴泾州幕》、《故原战》等关心国事的诗篇；长期的地方官经历，也使他写了像《田家语》、《汝坟贫女》等关心民生疾苦的诗篇。这些诗感情深沉愤激，语言清新朴实。当然，此期写得最多的题材还是诗人游观山水、写景状物的作品。诗人力求以闲适恬淡的心境去描写山姿水态，表达寄情山水之乐。为了更好地突出山姿水态自身的宁静淡远，诗人往往在开掘山水的意境方面下工夫，注重炼字炼意，使诗句更加精警秀美，从而达到平淡的境界。因此，此期山水诗在平淡中表现出精警峭拔的古硬风格。如“人闲绿波静，幽鹭插头眠”(《登许昌城望西湖》)；“浊泥留玉骨，疑是葬西施”(《梦与公度同赋藕花追录之》)；“夜火煮石泉，朝烟遍岩窟”(《采白术》)；等等。这些诗句是诗人通过苦心经营后而达到闲雅淡远境界的，于平淡中见出古硬劲峭，有时还能看出诗人刻意为之的痕迹。这也地体现了诗人求新求奇的创作追求，是其“意新语工”创作理想的具体实践。
欧阳修对梅尧臣诗风进行全面评价和总结主要体现在嘉祜六年的《梅圣俞墓志铭序》和晚年的《六一诗话》中。《梅圣俞墓志铭并序》是对梅尧臣一生诗歌创作的总结和全面评价。在该文中，欧阳修明确指出梅诗风格发展演变的过程：因为梅尧臣早年学习韦苏州，所以“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这与前面“文词清新，心意老大”的评价是一致的。后来，其古体诗开始学习韩愈诗歌技巧，所以“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剥以出怪巧”，亦如庆历四年所说的“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钱钟书评梅尧臣诗歌时说：“看来古诗从韩愈、孟郊、还有卢仝那里学了些手法，五言律诗受了王维、孟浩然的启发。”-7尽管欧阳修对梅诗间出“怪巧”的风格有所微词，但对其诗“气完力余，益老以劲”的古峭格力是大为赞赏的。最后对梅诗应人多而辞非一体的多样性也作了说明。
这篇序文既总结了梅诗的主体风格，又指出梅诗风格的多样性和发展变化的一面，可谓准确、深刻、全面，符合梅诗创作的实际情况。《六一诗话》中对梅诗的两处评价是从梅尧臣诗歌创作倾向于苦吟，注重构思和立意的创新性角度立言的。其“闲远古淡”的概括基本符合梅尧臣诗歌的主体风格，是比较全面、客观的。从梅诗创作实际看，直到嘉韦占前后梅尧臣人京为官，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心态也逐渐趋向平和通达，诗歌创作进一步突出了平淡和乐的特点。当然，其晚期诗歌在形式的平淡中还蕴涵着一种老成劲健的格力。所以欧阳修说他诗是“益老以劲”。
通过以上对欧阳修评价梅诗风格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一些认识：其一，欧阳修对梅诗风格的评价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评价了梅诗早期风格；第二阶段既评价了梅诗早期风格，也指出了梅诗发展变化的特点；第三阶段对梅诗风格作了全面深刻的评价，既指出了梅诗各时期的主体风格，还指出了梅诗风格的发展、变化和梅诗风格的多样化特点。其二，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风格发展、变化的认识和评价与梅诗创作风格的发展、变化是基本同步的。也是说，梅尧臣诗歌创作风格及其变化情况比较及时地得到欧阳修的批评。可见，欧阳修对其批评是客观的、公允的、可信的。其三，梅尧臣诗歌风格不但有早期、中期、晚期的差别，古体和律诗等体裁上的差别，还有讽喻现实、抒怀寄慨、日常生活、诗友娱乐、山水游观等题材上的差别。欧阳修对梅尧臣诗歌风格的评价当是最恰切公允的。
书牍本为古代的应用文体，使书牍成为文学性很强的短篇散文体裁，是韩愈对古代散文艺术发展的重大贡献。钱穆就说：“以书牍运入文学，在汉时特太史公始创之。……而后来嗣响，仍少佳构。必待韩公出，而后书牍一体始成短篇散文中极精妙之作品。写情说理，辨事论学，宏纤俱纳，歌哭兼存，而后人生之百端万状，怪奇寻常，尽可容入一短札中，而以随意抒写之笔调表出之。……此实为韩公创新散文体之一绝大贡献。”①欧阳修复兴古文，为文学韩处多，书牍亦为其实行散新的重要文体。其内容之海涵地负，功用之多种多样，修辞策略之常中有变，均可与韩愈、柳宗元同论。再者，欧公作书作简，一如作其他文字，总爱反复斟酌、修改②，故其书简有艺术性的确不少。欧公一生所作散体书简甚多，今存亦不在少数。仅《欧阳修全集》③中的《居士集》就收有10通，《居士外集》收有46通（《代曾参答弟子书》除外），《书简》十卷收有471通，又有《补佚》辑得20通。总共547通④。加上去年日本九州大学东英寿教授发现的96通，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欧公散体书简就有643通之多。东英寿的发现，无疑会给欧阳修散文研究、特别是书牍研究增添新的内容，但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在我看来，至少在三方面对中国学者研究欧阳修深有启发。
一是促使我们思考整理欧阳修文集以何种本子为底本。东英寿所发现的96通书简，全部出于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收藏的《欧阳文忠公集》的《书简》（共十卷）。据他考证，这个被日本指定为“国宝”（1952年）的“天理本”，有正文153卷和附录5卷，后人补写的内容不超过23卷。“是基于周必大原刻本刊行的周纶（周必大之子）修订本，周必大的原刻本《欧阳文忠公集》于庆元二年（1196）刊行，周纶修订的工作则大约在十年后的开禧年间完成。”①他拿天理本《欧阳文忠公集》和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南宋庆元二年周必大刻本《欧阳文忠公集》（共有25卷配明抄本）以及日本宫内厅收藏的另一种宋版《欧阳文忠公集》（仅存69卷）作对比，发现天理本《欧阳文忠公集》所收《书简》较其他版本欧集多出96通。考虑到周必大刻本最能体现欧阳修编集的意图，周纶修订本基于周必大刻本补充的文献最为丰富、可靠，今日整理欧阳修全集，当以天理本《欧阳文忠公集》为底本。像《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集》（号称元刊本，实为以明代内府本为底本的版本）、欧阳修二十七代孙欧阳衡于嘉庆二十四年编纂的《欧阳文忠公全集》②，似乎不宜作为整理欧阳修全集的底本。二是东英寿的发现揭露了欧阳修文集版本变异的一个重要现象，使欧学研究者想到一些问题。比如人们会问：周纶修订本多出的96通书简，周必大及其编纂班子见到过没有？未见到好说，如果见到过为何弃而不用？如果全是周纶补充进去的，其材料是否全部来自欧阳棐编纂的家传本欧公文集呢？人们更会问：为什么周纶以后的欧阳修文集编纂者或刊刻者没有收入这96通书简？三是通过了解96通书简的内容，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欧公书简在研究欧学中的重要作用。96通书简内容丰富、具体，真实记述了欧公逝世前10多年方方面面的情况（包括为学、为文、著作整理、社会交往、日常生活、身体状况、晚年心境等），为欧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第一手材料。如著作整理方面，有学者因欧阳修手定《居士集》收有其《集古录自序》，而推断《集古录跋尾》在欧阳修生前已编定。今96通书简中第45通《与蔡忠惠公》言“前日承惠李邕碑，字画诚佳，辄已入录”，第61通《答张仲通》言“碑文极烦费”，“贵成集录，为助之惠不细矣”，第51通《与蔡忠惠公》言“方诠次《集古录》”，实可佐证其说。又如论文，不但有论及他人之文者，还有欧公自道其诗文写作情况、传播情况以及请人修改文章或批评他人擅改其文的书简。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一谓“欧阳公作《文正神道碑》云：‘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共力国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文正之子尧夫以为不然，从欧阳公辩，不可，则自削去‘欢然’、‘共力’等语。欧阳公殊不乐，为苏明允云：‘范公碑为其子弟擅于石碑改动文字，令人恨之。’”邵氏所说欧公言于苏洵者，即本于96通书简中第57通《与苏编礼》。原文为：“昨日论范公神道碑，今录呈后。为其家子弟擅于石本减却数处，至今恨之。当以此本为正也。”而第86通《与张续》言：“修向作范文正文字，而悠悠之言谓不当与吕申公同褒贬，二公之贤，修何敢有所褒贬？亦如此而已耳。后闻范氏子弟欲有所增损，深可疑骇。”是书称非议范碑范、吕同论为“悠悠之言（荒谬之说）”，对了解欧公何以坚持不改范碑的深层原因，也是其他文献所不能取代的。
二、欧阳修论理、言事之书的艺术特色
和韩、柳一样，书牍也是欧阳修实行散新的重要文体。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以论为书，大大扩充其内容，增多其功用，提升其艺术表现水准。故其手定《居士集》，收书仅收论政、论事、论学、论文之作，但他同时又写有大量“朋旧往来”的书简，并说：“书者，虽于交朋间不以疏数为厚薄，然既不得群居相笑语尽心，有此，犹足以通相思、知动静，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纸，数行亦可。”③可见他对朋旧间叙起居、道殷勤、致问候、言及私事、感受一类书简的重视。受欧阳修的启发，周必大也将欧公论事一类的书简从其书简中剔出，编入《居士外集》，且在《书简》十卷后特别注明：“吉、绵本《书简》有论文史、问古事之类，已移入《外集》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卷中。”这样，周氏秉承欧公之意，实将其书牍按内容和功用分为两类，一为论理言事之作，一为“存劳”谈心之作。当然，论理言事之作也有表达“存劳”之意的，“存劳”之作也会有论理言事成分，只是主次、多寡有别而已。一般说，论理言事之作篇幅较长，“存劳”谈心之作篇幅较短，但也不是绝对的。《居士外集》所收书牍就有22通在350字以下，《书简》十卷中也有4通在350字以上。如此看来，新发现的96通书简，自然应列入“存劳”谈心之作一类。论理、言事之书，可以简称为论体之书，其写法实是以论为书。艺术特征则既应有论体“论如析薪，贵能破理”、“义贵圆通，辞忌枝碎”、“要约明畅”的特点①，又应有书体“舒布其言”、“贵在明决”、“辞若对面”、“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的特点②，而以论之特点为主。欧阳修的论体书作，除具有上述特点外，还有其独特之处。其独特性的形成，自与其为人禀性及特有的艺术趣味、文风取向有关，而书中所论之理、所言之事的性质和与书对象的特点却是起决定作用的两大因素。大凡欧书所论之理以学理（包括经学、史学、小学、谱牒学、金石学等）、文理（包括诗文理论和诗文批评）为主；所言之事以政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吏治等）、人事为主，兼及书法、学道、习文之事和个人心事等。与书对象则有君王、时相、上司、朋辈故旧、门生后学之别。由于所论之理、所言之事和与书对象有一定程度的对应性，所以探讨欧书论理、言事之作的艺术特色，可以分而言之。
其论理之书偏于对学理、文理的阐述，即使纠正对方谬误，也是博引事理，详细论述。如《答李诩第二书》，实因李诩连作《性诠》三篇，且“自谓夫子与孟、荀、扬、韩复生，不能夺吾言”而发。欧公不赞成用许多气力空言性理，故以“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之说作答。而论述其理则遍引儒家典籍为证，既详说《易》、《春秋》、《诗》、《书》、《礼》、《乐》“不言性”，又说《论语》所载七十二子问于孔子不言性，孔子告于弟子数千言及于性者仅一言。然后两用“或有问曰”设论，一说“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性以为言”，一说孟、荀、扬三子言性“不过始异而终同”。言下之意，君子所学当“不事无用之空言”，专言人性实无必要。论述全面，点题自然、明显。《与张秀才第二书》所言道、文特点，是欧公古文理论中的重要观念，其说是借批评张棐诗赋杂文“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的毛病提出来的。所谓“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学”实可解读为古文之学。意谓为古文者，当知古明道，且以古道作为行己、行事的原则，而发之于文。不但说明古文要文以明道（贴近人事之道），而且要具备以古道为理论基础的艺术精神。就行文章法言，书中言此既是对“舍近取远”云云的批评，也是为了引出对道、古的阐释。释道、释古，皆一再引用孔子和圣人之语为证；说“舍近取远”之为非，则细说孔、孟之言关心当下实际生活的特点。于此可见此书继承的是儒家说理文博引圣人之言为证，且论述细密，文风平实、婉转的传统。他如《答徐无党第一书》驳徐氏“春秋起于平王”说，《与曾巩论氏族书》言曾巩所说曾氏氏族“迁徙、世次多失其序”，都是心平气和地引经据典，详证细说。《答祖择之书》借作论以道祖氏为文“所守未一而议论未精”，论述虽三用顶针句法、两用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硬转硬接，推理作论，论断迭出，且以内涵丰富、层转层深的长句作反诘之用，行文显得气促语急，势不可遏，但也是细言其理，泛言其事。所谓“一一指点，不翅倾仓倒囷以出之”。而在论述中插入“足下所为文”一段，连用三问句称美对方以舒缓语气，且在肯定其文“甚善”时指出“其病”，故其言真切樸至，仍以详赡、平易见长。其《与乐秀才书》谓“古人之于学也，讲之深而信之笃，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光”，实与《答徐无党第一书》“学者当师经，师经必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敢”，持论相同，论证则博引经文和圣贤之文细加推阐。说“今之学者或不然”，亦是详言其事；论及对方之文，更是寓勉励之意于称美之中。风格偏于柔缓。《答吴充秀才书》借作论肯定对方文章，言为文当学道而至于至，不可溺于文之工“至弃百事不关于心”。又谓“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也是既从正面立论，又批评“世之学者之所为”。论理，或通过描叙展开来说，或以孔、孟、荀子和子云、仲淹为正反例证，或引对方议论于行文中，无不切合实际。说得从容、平和，并无严词峻语。至于《与王淑源论古碑字书》、《与王深甫论裴公碣》、《问刘原甫侍读入阁议帖》等，本是因问作答，或求教于人，自是言之娓娓，逊让之态可掬。
欧阳修言事之书，分为上书、与书两类。上书系上与朝廷或长官之书，与书多写给同级、同辈或下级、晚辈之人。欧公比较重要的上书有七通，其中《通进司上书》、《准诏言事上书》、《论河北财产上时相书》所言尽为国家大事，写法多是依次条陈其事，说古道今，不厌其详。欧公较有特点的上书是另外两种，一种是代人求人之作，如《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和《代杨推官洎上吕相公求见书》，两者都是有求于人，妙处是作者极会说有求于人的道理，不但把求人之理说得理直气壮，还能使人不能不答应对方的要求。这一点可谓真得韩愈撰写干谒之作的诀窍，即能自占地步，变被动为主动，堂而皇之地说一番大道理，使对方毫无遁词可言。一种是上书批评对方为官的不作为或作为之不当，可以《上范司谏书》、《上杜中丞书》为代表。前书作于范仲淹任司谏仅两月时，此时批评范公不作为似乎太早，欧公急欲对方“一陈昌言”，且要说得对方悚然不安，就必须“有所言说”，要讲究言事方法。如书中说“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故任其职可贺；说“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说谏官失职“取讥于君子”，“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惧也”；说洛之士大夫对“范君”的满怀期待和“卒未”“有闻”的疑惑；说范公“有待而为”想法的不可取，既言当年韩愈作文讥阳城居官五年而不谏的正确，又讲今之居官者任期短暂，无时可待；今之政治“清明”“无事”，待亦枉然。所说桩桩件件都“兹事体大”，颇能引起范公的惊恐不安和激发其及时进谏的紧迫感。作者言事，不但所持事理说服力强，而且说得巧妙。书中言事，受到过韩愈《争臣论》的影响，但韩文重在斥责，风格雄迈强硬；欧书貌似批评，实为忠告，行文纡徐婉切。同以婉切著称的《上杜中丞书》，批评杜衍既举石介为主簿，旋以介上书论赦而举他吏以代之，议论的中心议题是“可惜者，中丞之举动也”。细论则先说介不当罢，介之所为证明“执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负执事之知”，“若随以为非，是大不可也”。继而详说赵普举贤故事，对杜衍于介是“先审知其可举”还是“偶举之”提出质疑。再从中丞为天子“司直之臣”的特点说起，直谓杜衍“始举介曰能，朝廷信而将用之，及以为不能，则亦曰不能，是执事自信犹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于执事哉”。最后说荐人代介之不可取，谓其“如此，则必得愚暗而后止”。真是正说反说，进一步说，退一步说，无不落在杜衍“举动”之为非上，而行文于温顺舒缓中不时显露火焰。
欧公与书（包括答书）言事，则以平心静气、平铺直叙为主。王元启说“欧公书牍，惟《与高若讷》自云发于极愤，其他无一峻厉之辞”①。的确，《与高若讷》是欧书中火气最盛、形同戟指怒目的作品，但并不能说此外就没有气盛语激、显露峥嵘者。在写《与高若讷》前一年（1035）所作《与石推官第一书》、《第二书》，前二年所作《答西京王相公书》，及后四年所作《答范龙图辞辟命书》，就直切无隐，文气不弱。其与石介《第一书》言介书法之怪，而先斥其为文“有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其论若未深究其源者”，可谓知无不言，直言相告。而言其书法为何求怪求异，直谓“是果好异以取高”，言其“能使人誉者”或即“昂然自异以惊世人而得之”，而“教人为师”“反率然以自异，顾学者何所法哉”，皆为一针见血、当头棒喝之辞。《第二书》似为自己“听之未审而论之之略”使对方“未能谕仆之意”而申说之，实则针对石介两段辩词严加驳斥。一说“此皆非也”，一说“此又大不可也”，且行文中多用反诘句强调其意，或直言“此甚不可也”、“不可也”，或以通俗比喻讥斥其谬。故储欣说“较第一书尤切直”②。他如《答西京王相公书》出言自辩，严正说明献言本意，严厉驳斥对方“出位”之说，而以“直士”、“狂士”自喻，亦少婉转之言。《答范龙图辞辟命书》，作者本意乃“直以见招掌书记，遂不去矣”③，而行文温顺其外，径直其内，讽切之意显然。当然，欧公峻厉无前的言事之书是《与高司谏书》。作者“当与高书时，盖已知其非君子，发于极愤而切责之，非以朋友待之也”④，故行文极尽讥讽、挖苦、怒骂之能事。虽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却骂得极有章法。作者怒斥高氏的中心事件，是范仲淹被贬，高氏不但不进言以救，反随而诋之，以为当黜。就此事严词诘责其人，自不可少，而除此之外，作者还用层层递进的手法说到14年中对其为人三致其疑、“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而所得认识既是三致其疑的结论，又是下言其非的起点。下言其非，即“探其隐而刺之，四面攻击，直令他无逃闪之路”①。最后气涌如山，要对方“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还忘不了刺他一句：“亦谏臣之一效也。”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每节文字后面的怒骂之辞，都是通过正说反说或反复比较或以退为进等手法，自然而然带出来的，故读者不但觉得作者骂得痛快，还觉得骂得巧妙、骂得有理。欧公平心静气所作与书，言事多直言无隐，少用委曲、含蓄笔法，而且文字简省，出语自然。如《与黄校书论文章书》直说黄氏文章“其救弊之说甚详，而革弊未之能至”；《与谢景山书》对谢、蔡之争明确表态，直谓“与君谟往还书，不如此何以发明”，“景山不当责之而欲自蔽也”；《与杜欣论祁公墓志书》不但说为杜衍作墓志事恳切笃实，即使道及范公之子“擅自增损”欧公所为墓志、尹氏之子请人“别为墓表”，亦不大动声色；《与尹师鲁第一书》、《回丁判官书》、《与刁景纯书》更是言事如同晤谈，或袒露胸臆，或情致依依，无不真切自然。而《与蔡君谟求书集古录序书》，从“前所集录”金石文献“直以字画而传”，说到“为仆不朽之托者，在君谟一挥毫之顷尓”，自为巧思巧言；又谓“窃惟君子乐善、欲成人之美者，或闻斯说，谓宜有不能却也”，说得风趣有味，但两者都是语语平易，脱口而出，并非刻意为之。
三、欧阳修存劳谈心简札的艺术风貌
欧阳修的存劳谈心之书多为短简小札。他说过：古代“寓书于简，止于舒心意、为问好”，后世对亲近者“寓书存劳”，“宜有所款曲以亲之之意”②，使之“足以通相思，知动静”。故其存劳谈心（包括简述私事及随感）的短简小札，除传递信息、倾诉心事外，问好和抒意的内容必不可少。欧公短简小札内容丰富，不但是考其生平、编其年谱的第一手材料，也是研究欧阳修散文或欧学的重要文献，这是因为欧公生平各个时期的身心状况在书简中都有真实、细致的反映。除前已言及者外，短简小札（包括新发现者）说得很多的是欧公的政治活动、文化生活、人际交往和健康状况。如新发现的96通书中说到自家“体候”或“体况”，就有“衰病如昨”，“眼疾为苦”，“道中暑毒发动齿疾”，“以病足为苦”，“十余日左车牙痛”。“今髭已三分中二分白，发十分中四分白”，“患疮数日”，“疲病难支”，“百疾交攻，尤苦牙车”，“两目昏泪”，“两手指节拘挛伸皆难”，“左臂疼痛，举动艰难”，“以淋渴为苦”等语。《书简》中尚有“近以口齿淹延，遂作孽，两颊俱肿，饮食、言语皆不能”，“今又为风毒所苦，情绪萧然”，“夜夜灯下阅数十纸，目疾大作”，“手指拘挛，又添左手，两目仅辨物”。“自春首已来，得淋渴疾，癯脊昏秏，仅不自支”，“今夏病暑，又得喘疾”，“齿牙摇动，饮食艰难，食物十常忌八九”，“药毒为孽，攻注頤颔间结核，咽喉肿塞”云云。这些无疑是欧公40岁以后身体状况最真实的记录。至于欧公短简小札的思想价值，也有不可忽视者。如新发现之第32、33通，对范仲淹的评价，虽是片言只语，却能看出欧公对他的敬仰和惋惜之情。而《书简》卷七《与谢舍人》为梅圣俞鸣不平，直谓“何故见遗？可骇！可骇！由是而较，科场果得士乎？登进士第者果可贵乎？”卷七《与梅圣俞》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吾徒为天下所慕，如轼所言，是也。奈何动辄逾月不相见？轼所言乐，乃某所得深者尓。不意后生达斯理也”。卷十《与十四弟》谓“昨书中言欲买朱砂来，吾不缺此物。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饮食外，不曾买一物，汝可安此为戒也”。或怒，或喜，或恨，皆能见出欧公的性情之真。就是他在26岁时两《与梅圣俞书》，反复陈说“孜孜不能默受”诸君将其列入“八老”之中而以“逸”称之的理由，希望“诸君以‘达’名我”，亦可见出他年轻时为人的意气所在和认真态度。作为著名的作家、学者，欧公的文化生活是很丰富的，比如他有许多短简小札谈他请人搜集金石文献和得到珍品“惊喜失声”的激动情状，而在记述与人唱和、评论他人诗文以及自道诗文长短的短简小札中，更有许多可视为重要文论观点或创作经验的论述。《书简》卷四《与章伯镇》谓章氏三本传记“文伟意严，记详语简，而赏罚善恶，劝戒丁宁述作之功，正为此尓”。卷七《答曾舍人》谓曾巩《为人后议》“笔力雄赡，固不待称赞，而引经据古，明白详尽，虽使聋盲者得之，可以释然矣”。卷七嘉祐元年《与渑池徐宰》说：“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择，少去其烦，则峻洁矣。然不必勉强，勉强简节之，则不流畅，须待自然之至。”嘉祐二年《与渑池徐宰》说：“作文之体，初欲奔驰，久当收节。使简重严正，或时肆放以自舒。勿为一体，则尽善矣。”卷七《与王几道》谓“自古善吟者，益精益穷”，卷十《与十四弟》谓“古诗中时复要一联对属，尤见工夫”。以及新发现96通中的第10通谓“洵之文权变多端，然辞采粲然明白”，第11通谓王纮“答策语辞有深识”，第58通谓“介甫鄞县新文”及曾巩所作《唐论》“读之饱足人意，盛哉！盛哉！天下文章，久不到此矣”。都是了解欧阳修诗文创作理论、艺术特色和如何推动北宋诗新活动的典型材料。虽多为吉光片羽，却弥足珍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公有十余通短简小札谈到墓志、碑文写作，其中说到范仲淹碑志的就有十通（包括新发现的96通中的第57、86通），其文化意义之深广，岂仅限于了解欧公墓碑写作之策略！欧公存劳谈心简札，除具有一般简札篇幅短小、用语简直、明白、内容私密性强、写法自由灵活等特点外，还有明显的个性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和欧文纡徐宛转、平易自然、条达疏畅、情韵悠然大体一致，可以称为欧公用个人语调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的个性化散文。前已言及，欧公是主张作书当“足以通相思、知动静”的。其皇祐五年《与梅圣俞》说：“数日阴闷，昏然。因作圣俞书，顿觉豁然如有所释，若遂一握手，可胜为慰也。”嘉祐二年《与梅圣俞》又说：“暑中接近文字不得，无以度日。时因作书简，得一挥毫，尚可销忧尓。”①同年《与刘侍读》则说：“承见问，不觉书多，聊代面话。”②时人苏颂说欧公简札，则云：“所遗书简，往往指事诘难，尽其底处。”“至于私家细故，亦多询其何如，故其简札丁宁委曲，虽至亲亦不过如此。”③据此可知，欧公简札的个性化艺术特征，就在于袒露情怀，丁宁委曲。所谓袒露情怀，他人作简作札，可能不掩情性，自然流露，欧公却是有意抒性、释放感情，喜乐悲伤、郁闷欢欣，往往溢乎言辞之外，有时甚至不吐不快，说则痛快淋漓，以致作者“得一挥毫，尚可销忧”。
书简中如说读苏轼之书的，新发现之第44通说对蔡襄学问长进的由衷钦佩，第70通说对圣俞之亡的无限伤感情绪，都是绝好的抒情文字。其抒情性表现为：
1．情感的真实性，即讲真话，说真感受；
2．表白的直接性，即径遂直陈，不转弯抹角或含而不露；
3．用语的简明性，语简意达，点到即止。
4．好叠用经过浓缩的语词或短句表达强烈的感受或心情。
欧公存劳谈心简札除用“呵呵”一类象声词再现其愉快心情外，还大量使用经过浓缩的语辞或短句表达强烈的感受或心情。诸如“甚慰甚慰”、“欣慰欣慰”、“不怪不怪”、“奈何奈何”、“不罪不罪”、“愁人愁人”、“悚息悚息”、“悚惕悚惕”、“多荷多荷”、“幸荷幸荷”、“多感多感”、“荣感荣感”、“感愧感愧”、“盛哉盛哉”、“取笑取笑”、“甚佳甚佳”、“甚善甚善”、“可珍可珍”、“多爱多爱”、“保爱保爱”等，简札中俯拾即是。此类词句的应用，显然符合简札语少意多、且便于表达作者情意真挚、感受强烈的要求。
读书著书之事，或许是人间最寂寞的事情了。所以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半是示人半是自勉地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人生又有几个十年呢？倘若读书人都如范文澜先生所说的那样，那我们的人生坐坐冷板凳也就过去了！
正因为人生苦短，读书寂寞，所以大部分人在板凳上小坐一会儿便选择了离开，奔向滚滚红尘的喧哗中去了。当然，读书未必就一定“寂寞”，据说毛泽东当年就曾选择在闹市中读书，以锻炼自己的专注力。如此一来，读书也辉映着几分热闹。
闹市可读，那其他地方自然更可读。宋代的欧阳修就提倡“三上”读书法，即“马上、枕上、厕上”。闭上眼睛也能想得出来，欧阳修是喜好读书且善于读书之人。差旅途中，睡觉之前，如厕之时皆成了他读书的大好光阴。
时代变了，读书的处境也随之不同。把欧阳修的“三上”读书法拿到现在来说，大抵类似于“公交车上，席梦思上，抽水马桶上”。试想，要是一个现代人将这三种零余时间利用起来读书的话，一天的时间是要超过24小时的！
惜时，是成功最简单的捷径。鲁迅先生说过：“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珍惜时光就意味着延长自己的生命，勤奋对于任何人都是有益的，尤其是在生活节奏越发迅捷的今天。
现代化了的“三上”读书法中，公交车上读书有点困难，群人摩着肩，接着踵，哪堪你手执书卷呢？席梦思上也不大对味，紧凑的工作压得大部分人快成了一个平面，休息才是顶要紧的事。最后，有,且只有抽水马桶上成了你我读书的最佳处。
前不久，笔者曾在网上发起“你上厕所时读什么书？”的问卷调查，结果响应者云集，可见当下能够坚持在马桶上读书之人不在少数。在拙著《中国如厕史》的《“后马桶时代”的中国》一章中，笔者曾就卫生间的文化装潢专门展开探讨。假若一个国家连卫生间都折射着诗意，那将是国家文明的一大进步。从这个层面来看，目前的中国实在需要一场“厕所革命”！
厕所人人都得上，休管它帝王将相，平民百姓，马桶前面，人人平等。这也使得我们人生中势必有一定的时间要耗在厕所里。而将这些时间积攒起来的话，必然是一笔可观的时间财富。倘将这笔马桶上的时间用以致力于读书的话，倒也不失为一剂打发时光的妙方。
如厕类似于读书一般，都是再私人不过的事了，寂寞如常。在如厕的寂寞之时做着读书的寂寞之事，两般相配，意境惬意到不可与人言。俯拾零星的闲余时光，成功往往都不经意地出于其中。惜时的人，命运从不擅自亏待他们。
时时可读书，处处可读书。幽上一默，把“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窃换成“马桶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道理也不减分量，只是俗了一点。如此这般，再联想一下学者们常挂在嘴边的“厕身学界”这一说法，倒也意气相投，妙不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