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的艺术属性辨析

摘 要：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历史悠久，在今天也备受人们关注。伴随这种关注而来的是对“书法是不是艺术”这一问题的争论。艺术有其定义与指标，书法也有自身的特点。从字迹角度和书论角度加以分析，并不能立刻断定书法是一门艺术，亦不能完全否定之。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站在社会大众的立场上去审视，以使用性作为切入点来综合考量，从而得出结论。

关键词：书法 艺术 界定

一、书法是艺术的命题能否成立：

中国书法这一概念深邃而悠久，如果从甲骨文时代开始计算，至少也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人们不断地赋予这一古老事物以各种各样的涵义。随着近些年文化热潮的不断高涨，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也越发的受到世人关注。在大多数世人的眼中，书法是一门艺术，属于美术学范畴，归入造型艺术门类；也有部分人认为，书法的艺术性有待商榷，其和文化概念的联系比和艺术概念的联系更加紧密。要搞清楚这一问题，就必先明白什么是艺术。

王宏建先生主编的《艺术概论》的艺术本质论这一章中，把艺术本质按照社会本质、认识本质、审美本质加以区分。按艺术的社会本质来说，艺术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事物。按艺术的认识本质来说，艺术是对世界的一种认识。按艺术的审美本质来说，艺术是现实美的反映。如果以这样的理论作为依据，那么，符不符合上述三条就成为了书法是不是艺术的标准。

书法当然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事物。而其能不能直接代表对世界的一种认识，能不能直接反映现实美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当然，上述的框架不能简单套用，但从社会的层面去思考这一问题则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该如何界定中国书法的性质呢？是艺术，还是非艺术？这种判定是很重要的，其本质即是在给当代中国书法的创作活动归类。若要判定当代中国书法创作活动是艺术还是非艺术，就要先将历史上的书法活动进行一下梳理，从而找出可以类比的规律。

二、从字迹角度分析书法是否属于艺术：

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书法的概念是不同的。并不能把所有的字迹遗存都当做中国书法来认识，更不能进一步的将没有界定的字迹遗存认为是书法艺术。当然，对于已经被认定是通过书法行为所产生的书法作品来说，也不能一概的主观判定其就是艺术品。

以殷商甲骨文为例。甲骨文在19世纪末一经出土就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不仅在学术界被当做热门研究，在书法界也被当做一种临习的范本。进而有人将刻画甲骨文的贞人当做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批书法家。然而，甲骨文是记录性文字，其作为占卜这一活动的附属品，并非是为追求艺术性而生。很难想象甲骨文的契刻者在坚硬的兽骨上刻画的时候，会持有一个艺术创造的态度。虽然，甲骨文的艺术性现在得到了追认，但从创造的角度说，其不能算是书法，更不能算是艺术。

钟鼎文也是这样。在制范、熔铸的的这一系列过程中，操作的工人们并非有意的关注其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否会被后人当做艺术品来欣赏，而更关注其使用性能。而这些笨重的青铜器的拥有者，对于优美字迹的兴趣显然比对于“子子孙孙永宝用”这种文字宣教的兴趣要小的多。虽然有很多人从钟鼎文中吸取营养，但是，当初的制作者可没拿它当做一种艺术来看待。

同理，汉代的石刻隶书也是这样。无论是单独的石碑还是附着在山体上的摩崖，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铭功记德，以求留名千古，其文字意义大于美化意义。我们看汉代的名碑如《张迁》、《礼器》、《石门》、《曹全》之类，虽各有其美，风格不一，然最大的共同之处为它们都是长篇大论的记事文章，可以说，在当时没有记事意义的书写是不存在的。简牍隶书也要这样理解，作为文吏们的日常书写，使用性、记录性是其追求的绝对核心，虽然在汉末有“曹操爱梁鹄书，钉壁玩之”这样的故事存在，但这不代表所有的简牍书都是艺术品。

在文吏们追求简单、便捷的汉简书写过程中，楷、行、草书逐渐生发出来，书法这一概念也随之诞生。人们开始明白“写字”这件事除了记事之外还有其他功用。魏晋南北朝时，书法事业迎来高峰，以士族大家为代表，名人辈出，此道之内现异彩纷呈之势。以二王为首的高门大族书法家们为后人留下了很多的书迹（大部分是后来的摹本），成为我们今天学习书法的重要范本。但是，当我们认真检视这些公认的艺术珍品的时候，惊人的发现，这其中居然绝大部分都是大族精英们相互往来的信件。那么，这些书家（也是当时的贵族）在书写之时，是更关注所要传达的信件内容？还是更关心用什么样的字来书写更为有趣？这问题的答案关系重大，其直接决定了那些人是在“写信”还是在“搞艺术”。“家鸡野鹜”的故事告诉我们当时的人看样子是很重视书名的，但是他们是否必定将争夺书名的行动寄寓于书信形式中，尚需进一步考察。在得出准确结果之前，还是要认为：在这些书信形式的书法作品中，实用的成分占的比重更大些。

同样的例子出现在之后的各个朝代。号称“天下第二行书”的唐代颜真卿《祭侄稿》，是一篇悼念在安史之乱中为国捐躯的颜真卿的侄子颜季明的祭文。而“天下第三行书”宋代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则是苏轼有感于“下放”黄州的生活而自作的诗文。又如米芾的《蜀素帖》、《苕溪诗》，也是为自录其诗而作。此外，唐代孙过庭的《书谱》既是书法理论，又是书法作品，二者合而为一，更能证明书法和记录文字的关系比和“纯艺术”的关系要近得多。

艺坛有所谓“为卖而作则不是艺术”之论。然而，很多书家也参与到了书法买卖的活动中去。替人书写碑文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活动。据史料记载，李邕、赵孟等大家都曾经出售碑文，且获利颇丰。到了明清之后，随着社会转型更加深入与市民阶层的进一步形成，对书画的需求量逐渐加大，以出售书画作品为生的书画家也应运而生。“扬州八怪”就是其中代表，郑板桥的《润格》文可作为最好的例证。

“纯艺术”不是说艺术品不该有价值，不能出售，而是讲求不能为卖而作。如果以此作为法则，郑板桥这一类人为了出售获利而写的书法作品的艺术身份也就有待商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