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环境下 “中国英语” 现象探析

摘 要： 在全球化环境下，英语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其全球化的地位对各地的语言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的变体之一——中国英语应运而生。本文介绍了中国英语具有的中国文化特色，从跨文化角度解释了这一现象对母语的影响，并且指出了中国英语所具备的独立性和与英语本体语言之间的交互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国英语的地位。

关键词： 全球化 变体 中国英语

一、引言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英语在中国迅速发展。随着英语在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无论是在地域上还是在信息传递方面，英语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上最广泛使用的语言。当今社会正处于全球化发展阶段，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技术、人才、知识、信息等生产要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各国民族文化和价值观，使各国文化呈现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的新的发展态势，从而也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民族文化间摩擦与冲突。一方面这种冲突来源于全球各国的全方位密切交往，另一方面文化霸权主义是产生这种民族文化冲突的潜在因素。

英语被称为“世界语言”、“全球语言”、“一种永不褪色的语言”。英语的全球化地位，缘于“它的角色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公认”，这暗示英语可以从三种途径达到全球化地位。第一，英语作为全球大多数人的本族语，比如在英国和美国等。第二，英语作为某些国家的官方语言而得到世界的公认，因而它能被广泛地应用于政府、法庭、媒体和教育等领域。有时，它又被称为“第二语”，是相对于“母语”的一种补充，如同当今的新加坡英语，印度英语。第三，英语在外语教学中作为“最具优势的外语”。随着把英语作为官方语和外语的人数的增多，英语自然得到了广泛传播。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英语已经完全达到了全球化的地位。”英语在世界60多个国家被用作官方或半官方语言，在其中20多个国家占据主要地位。在六大洲中，英语的地位都是主宰性的。英语作为贸易语言、辅助语言和国际语言在全世界各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无论是在商务、技术、科学、因特网、大众娱乐和体育等方面，还是在医学大会、合同签订中，英语都成为首选语言。Graddle统计到，98%的德国物理学家称英语为他们的工作语言，83%的化学家，81%的生物学家，81%的心理学家都完全遵从这项决定。英语广播节目在全世界120多个国家中被1亿5千万听众收看和收听。

随着英语在中国的广泛使用和传播，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用英语表达中国本土社会与文化的特有事物。英语的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导致英语在不同社会与文化中的本土化。世界各地的英语变体应运而生，其中包括“中国英语”。广义上说，中国英语是以标准英语变体为基础，表达中国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尽管关于中国英语的争议颇多，但大部分学者都认可了它的存在并且研究了其在语音、词汇、句法和语篇上的特征。然而，极少有研究描述或分析中国英语特色。因此，一方面，中国英语以中国人的思维的方式表述，增添了一分中国味。另一方面，尽量使语言符合英语的逻辑与思维习惯。这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使用适当的词和结构表达中国特色，才能达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进一步提高学习者使用英语表达中国特有事物的能力。英语全球化对中国的教育政策和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这并不表明学习英语是错误的行为。作为工具性语言的英语对中国的开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全球化中，英语的教和学都是为了服务于中国的发展，但当一门外语开始融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并试图成为主宰时，或者说当全民都忙于学这门外语时，冲突就产生了，学习英语是为了把英语作为全球化交流的工具。过于强调它或全民学习英语是没有必要的。在英语教学领域，我们应该采用合适的态度对待英语。英语需要更多地考虑一些社会文化的因素，需要作更多的调整，使中国英语教学适应英语作为全球语言的事实。笔者就如何看待在中国使用的英语包含中国本土事物这一问题，从英语使用的全球化和本土化这两大趋势角度进行分析，寻求兼顾共性与个性的解决办法。

二、“中国英语”现象

比起“中国英语”，人们更熟悉的是“中式英语”这一提法，后者针对的是不合英语语法规则或者明显是生搬硬套汉语语法规则的语言现象。“中国英语”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葛传槼在探讨翻译方面的问题时提出的。他指出像《四书》、《五经》、八股文、四个现代化（fourbooks，fiveclassics，eight-leggedessay，fourmodernizations）显示了在中国语境中语言使用的特色。因此，这些译法不应被简单地贴上“中式英语”这一标签，他建议使用“中国英语”这一中性或带有褒义的提法表达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的特色。

“中国英语”这一概念自葛传槼提出以后，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并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英语在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中的广泛使用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孙骊在文中虽未直接引用“中国英语”这一提法，但探讨了英语的不同变体及其在中国语境中的地位。汪榕培支持“中国英语”的独特性，他提出“中国英语”的定义应包涵：①在中国本土使用的语言；②以标准英语为其核心；③显示中国的特色。汪在其文中引用了Peterstrevent下的定义以支持其观点。虽然什么是标准英语本身具有复杂性，但是汪的定义不失为兼顾英语在中国使用中显示出全球性和本土性的一个有益的尝试。李文中对“中国英语”这一提法是否妥当提出了质疑，认为其地位毕竟与英式英语或美式英语这些国别变体不同。他指出中国英语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文化诸领域的特有事物，并不受母语干扰。事实上很难区分什么是母语干扰，什么是特色，但他的观点的贡献涉及两个特征：全球性和本土性。

更多的学者随后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支持“中国英语”这一提法。众学者的支持表明了对英语在中国使用的本土化特点的正面态度，但在将“中国英语”作为一种变体这一问题上，仍存在分歧。葛传槼在讨论中并未涉及英语的不同变体；汪榕培在使用“变体”一词时引用的例子是英国英语、美国英语、加拿大英语、澳大利亚英语、新加坡英语和马来西亚英语，他引用Peter trudgill的将美国英语叫做US英语这一例证指出“中国英语”这一命名的可行性，但这一类比的问题在于它意味着将“中国英语”这一在kachru的理论中处于扩展圈的情况与内圈（如英美）和外圈（如印度、新加坡）的情况等同，因此有欠妥之处。李文中在其讨论中区分了国际和国内两种使用情况，将“中国英语”划为前者。

“变体”这一概念因为在上述学者的使用中缺乏严谨性，招致了对英语在中国使用的本土化特点持否定态度的学者的批评。谢之君从跨文化交际角度指出“中国英语”显示来自母语的干扰，张培成也持类似观点，有些学者甚至干脆将其定性为中介语。这种因用母语标准衡量非母语使用者导致的否定态度在国内学者中大有市场。纵观这些评论，可以看出持否定态度的学者都承认英语在中国的使用中存在一些问题。

在这场论战中，双方都从语音、词汇、句法、语用和语篇等不同层面引用例证支持其观点，但都无法说服对方。显然还需要在不同层面做更多的研究才能对这一问题定性。

三、英语全球化对中国英语的影响

知识经济时代，如果没有掌握英语，就根本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交流，更别说作为全球经济的参与者分享科技的进步和利用现代文明。

为了在全球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保持其受重视的地位，世界各国政府都把英语教育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各国政府纷纷把英语设置为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必修科目，规定学生学英语的年龄越来越小。其次，由于英语具有交际工具的作用，各个领域对英语熟练度的需求越来越高。为了满足学习者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熟练使用英语的需要和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有效与本族人互动，各国教育部均把当今的教学模式转向了任务型教学——交际法。在日本，政府非常强调交际交流技巧的发展。最后，各国政府在英语教育上有巨大的财政投入，个人和家庭也如此。各国政策和实践都围绕英语这个全球化目标，呈现出这样的现象：一是几乎所有高校都把英语作为必修课，大学生在英语上花的时间有时比专业课都多。二是英语课程标准的制定受到英语全球化的极大影响。在中国，英语教育也在寻求体现上述概念，交际法被推为典范。交际法自20世纪70年代末从国外引进后，历时三个阶段，最终成为中国外语教学领域的主宰。而前期的教学理论如语法翻译法、直接法和听说法完全遭到了专家的否定，唯一被倡导的就是交际法。不过，在交际法时代的影响下，“中国的英语教学实践并未驶入一种理性的运行方式”。

四、中国英语的发展及未来

“Glocal”这一术语，是由英语的“global”（全球性的）加上“local”（地方性的）合成的一个词，其意义为“既有全球性特点又有地方特色的”。该术语首先是由新加坡学者Annpakir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提出的，其意为英语将既有全球性，即在全球各国广泛使用，又包含各国、各地区的地方特色。Pakir提出的“Glocal”这一概念有助于界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英语”。

本文倡导的对“中国英语”的界定，是解决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的针对在中国使用的英语性质和特点的争议的一次尝试。这一观点在实践中能否经受得住考验，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可以明确的是，这一定位符合英语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大趋势，是语言使用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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