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膨胀”不是好现象

比通货更加膨胀的，还有道德。长期以来，流行着道德虚高症。最容易被设置为公共议题的，不是政府的公共政策和现实的公众利益，而是“道德事件”。当然，主要是对民间的道德批判。媒体对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的表达，一定是扭扭捏捏、吞吞吐吐的，但对道德问题的谴责，一定是义正词严、悲愤昂扬的。你把道德论调拔得越高，越严重，越悲情，越煽情，越显示你道德孤高，无可辩驳。

有媒体报道，一位88岁的老人街头跌倒，多人围观，无人施救，导致死亡。而媒体评论的观点异常地一致：公众的冷漠害死了老人。

本来这类道德热潮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就在上述消息见诸媒体的第四天，舆论已经趋于平息，卫生部网站挂出了《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指出“发现老年人跌倒，不要急于扶起，要分情况进行处理”。这令笔者当时眼前一亮，谁说卫生部只负责三聚氰胺的繁荣呢？这个“指南”就很值得称道。首先它的反应如此迅速。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扶起风烛残年的跌倒老人，可能首先是一个技术问题，然后才是道德问题。

这原本应该是起码的卫生常识。然而，媒体拒绝道德以外的考虑。就像通货膨胀的时候谁不追涨谁有可能吃亏一样，在道德虚胖的时候，如果你不跟着它的论调走，就有可能沦为道德弱者。于是，卫生部就犯了煞星，媒体评论的标题，变成了“指南扶不起跌倒老人”、“谁来扶起跌倒的卫生部”之类。

媒体在“弘扬道德”的时候，历来上不封顶，也不怕漏洞百出。“冷漠围观，致死老人”这条消息短短300字，就给出了如此重大的结论。它很干脆地屏蔽掉了扶起跌倒的老人需要有医学和护理方面的考虑，也不告诉我们现场有没有路经此地的医护人员，在这至关重要的一小时，有没有人打过120。只说老人的直接死因是“鼻血堵住呼吸而窒息”，扶一下就没有事，所以公众应该负责。但就算事情真是这样吧，围观者先怎么知道事情是这样，而不是脑溢血或心脏病呢？

但评论人士为什么会跟着这样模糊的报道走呢？我只能说道德的武器使用起来太方便了。因为它指向的是公众，谴责的是民间，在今天的媒体环境下，这是最安全的声音。报纸的编辑乐见这样的外来稿，发完这样的稿子，即可回家安睡，而不担心在睡梦中接到催促回去换稿的电话：它政治太正确了。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呢。又过了几天，媒体又报出，该跌倒去世的老大爷的夫人，同样是80多岁的老人，随身揣了一个“跌倒施救免责声明”。这如果不是媒体的恶搞，就是老人有去街头“找死”的兴趣。但评论人士也很配合，应声答道：老人自带“跌倒施救免责声明”拷问社会良知。

某些知识人士似乎觉得自己的道德水平高到了离谱的地步，以致大众总也追不上。而一切道德的祸水都蕴藏于基层大众。在一切“好心救助反被诬陷”的案例中，必须声援“好心”、谴责“诬陷者”，才能满足自己的道德情怀。在一切有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需要“良心作证”的地方，总是“不惮于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他人”。这真是非凡的道德勇气。但我倒是觉得，恰恰法院在这一点上基本没有枉判的动力。

平心而论，在“见死”之时，救或是不救，从古到今人们的行为选择应该没有多少变化。在方便的时候，选择救同类一命，这是高等动物的本性。也许个别人进化到失去了这一本性，但在一群人当中，一定有人还没有。媒体上不是同时也有许多感人的“爱心接力”故事吗？虽然它多时也是媒体虚假塑造的道德模范。

民间道德当然有相对败坏的时候，但它就像空气一样不能成为苛求的对象。如果民间道德空气变坏了，只能是空气以外的原因。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只能存在于民间。所以，古圣说，礼失求诸野，反过来没法“求”。但实际上，历来统治阶级有病，都爱把道德作为救心丸，只是他们自己不吃，让老百姓吃药。就像我们的媒体一样，官方人士如果不被官方主动抛弃，都是道德完人，但恶心老百姓，一套一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