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代价

摘 要：发展与代价联系起来并考虑社会发展，实际上是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成本—收入”模式引入到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之中，而提出的一个观察社会的新视角。中国是后发展国家，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我们要尽量避免走西方已经遭受到重大代价的老路，一方面，要不失时机地选择适当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化政治改革，从而减少不必要的社会转型的代价。

关键词：发展；代价；发展模式；政治发展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1-0241-02

一、发展的概念

发展的概念时间带的发明。就是古希腊的先哲们对社会历史认识的一个主导性观念都是一种循环论，历史和个人一样都是生生死死不断转化的过程。古希腊哲学家郝拉克利具有代表性，说世界是一团火，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又在一定分寸上熄灭。德谟克利特也是把世界万物看成事严格遵守着成长、衰落和毁灭不断循环的必然性[1]。在近代以前，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历史观基本上是一种循环论，受一种命运和定数所规定了的，分合、治乱相间的循环论，分则乱、乱则变、变则通、通则合、合则治。发展的观念主要来源于基督教。基督教用“乐园—失乐园—回到乐园”这种一次性循环，取代了过去的往复性循环。从神的观点来看是一种循环，但从人类历史来看实际上是一种进化、上升的过程。人类社会历史始于被从伊甸乐园驱逐出来后，人类通过赎罪与拯救，走着一种上升的道路。他给人带来一种比较全新的对历史理解的模式，第一次把目的和意义导入了历史过程。即人类历史发展看成是一个有意义的，实际上帝目的的过程。特别是伴随着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的乐观精神的鼓舞，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终于建立了社会发展观念[2]。中国用发展观念来观察和理解社会是与西学东渐分不开的，特别是由于严复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译述《天演论》把发展观引入中国社会。在中国的近代社会的舞台上，曾经演出了形形的思想戏剧，无论是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各种名目的社会主义，它们都存在共同的理论预设：社会发展观。目前，后现代主义对社会发展观念提出了质疑。

二、代价的涵义

所谓代价（cost）就是指为发展提供的成本。把发展与代价联系起来并考虑社会发展，实际上是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成本—收入”模式引入到社会发展之中，而提出的一个观察社会的新视角。经济学所说的成本有两部分，一是显性成本或会计成本（explicit money costs），即投入。另一种则是隐性成本（implicit money costs）即机会成本，不纳入会计的账簿上。经济学总是假定资源是稀缺的。这就是说我们采用一种方法使用资源时，实际上就是放弃（肯定与否定）或失去另外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种失去的选择就是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运用“成本—收益”来观察社会发展，就是引入理性经纪人的假定，假定整个社会评价主体也是理性的经纪人，也是研究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在谋求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把为此付出的成本考虑进来，从而来对社会发展的绩效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估。例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是通过暴力把公有牧场变成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合法私人财产，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才能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在历史获得进步之后，那些当初的受害者及其子孙们也享受到了这种历史进步的成果。设想，假如没有圈地运动，那些公共草地由于没有私人产权，人人都尽量多牧羊并不关心草地的维护，草地退化是不可避免的，早就不能就会养不活这些农民。就是能勉强养活一部分人，那么，英国也没有繁荣的今天了。从“成本—收益”这个意义上来说，建立私人产权制度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要前提[3]。

三、正确处理发展与代价的关系

正是由于在社会发展理论中引入了“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强调发展与代价之间的替代效应与共生效应关系。共生效应，指在某一值域中，因变量和自变量是按照同一方向变动的。也就是说该点一阶导数大于零。一方面社会发展必须一定的成本为前提，较高的社会成本可能有较高的社会发展。较小的社会成本就会是较小的社会发展。零成本就是社会的零发展。所谓互补效应就是在某一值域内，因变量与自变量成相反方向变动，也就是说该点一阶导数小于零。一方面，社会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社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才能减小社会成本。另一方面较小的社会成本构成社会发展的主要约束，太大的社会代价可能最终引发社会动荡，从而破坏和中断社会发展。给予社会发展和社会代价之间存在着复杂性关系，说明了社会发展过程中充满曲折性、艰难性。在整个社会发展中，能否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能否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从而，避免社会动荡，减少社会代价实现社会发展的“软着陆”。

第一，选择适当的发展模式减少代价。从西方社会发展的实际历程来看，它们经历了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是一国一年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市场价值总和。用GDP来衡量存在着许多缺点：其中，GDP是经济活动，但并不是经济福利。如生产军火，犯罪增加了警察人数和付出的工资，引起污染的生产都能增加GDP，但并没有提供福利。而那些，给人类带来福利的闲暇，产品质量的提高，则不被计入GDP。而生产过程中所造成的人类生存环境的污染或破坏等生态代价在经济增长的国民账户的GDP中则无法显示。他代表了一个过分的物质主义，有可能误导生产一些并没有价值的商品。正如批评者所说的那样，“不要对我说你的所有数字和金额，以及你的国内生产总值。对我来讲，他代表的是国内污染总值。”[4]的确，单纯使用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尺度具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和狭隘性。过度的物质主义，已经表明了增长没有发展的困境。

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强调要对GDP进行调整，1994年，美国商务部公布了扩充国民收入账户，其中包括了环境账户或绿色账户，用来统计自然和环境对国民收入的影响[4]。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如佩鲁就提出，“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势的主要动力之一，这种个人的发展和自由能够在每个人所造成的和在其各种活动中所感受的各种价值范围内充分的实现他们的潜力。”[5]托达罗则把发展定义为：“涉及到社会结构，人的态度和国家制度以有加速经济增长，减少不平等和根除贫困等主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发展从实质上讲，必须代表全部范围的变化。”[6] 在20世纪末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是人类在20世纪获得的最重要、最核心的观念。

中国是后发展国家，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我们要尽量避免走西方已经遭受到重大代价的老路，而是要不失时机的选择适当的发展模式。

由以人为手段转向以人为目的，传统的发展观，以物为中心，但由于它造成的贫富分化、人与人关系的恶化、认得精神世界沦丧，劳动的异化、对人的尊严与发展权利的剥夺，使人成为经济增长的手段。以人为中心就是要人看成是目的本身，经济是为了个人全面发展的手段，发展是经济、文化、政治全面进步。

从重视数量增长向重视质量提高转变：传统的发展观，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主要重视经济规模外延的扩张、财富的积累。强调质量提高就是要关乎经济增长对人的生活质量、生命质量的影响。

从人与自然对峙、征服自然转向与自然和谐相处。过去人们只是片面地强调人自身的经济活动，把自然的改造和征服作为人类特征的体现，对自然报以索取的态度，忽视人的经济活动对生态平衡的影响。强调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要坚持可持续发展，考虑如何是经济活动更好地适应自然，保护自然，从而实现与“人与自然的和解”[7]。

第二，社会全面发展减少发展过程的代价。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发展。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特别是政治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变量。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处于相对稳定中。但也存在着或潜在着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既有来自经济、社会方面，更主要的是来自政治体制本身中的结构性问题。这种结构性缺陷最主要的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没有法律性的边界，国家与社会没有区分。换言之，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问题，就会大大减少社会发展过程的社会成本。所谓政治发展包括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在内的政治文明不断地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变迁过程。政治体制可持续发展是政治发展的“硬件”部分，包括政治主体成熟度，政治运行制度化、规范化、政治效率和政治管理水平等不断提高的过程。政治文化的发展则是政治可持续发展的“软件”部分，指政治文化有传统长官意志、家长制作风、政治的私人性、垄断性向法律神圣精神、民主意识、公民意识、政治公共性、平等性转变；由被动地、盲目地或凭一时激情参与政治向主动地、理性地参与政治转变[8]。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政治上层建筑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获得了进展，即推动了中国政治发展，对中国政治发展提出了更高和更迫切的要求，又为中国持续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政治改革是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直接动力。

参考文献：

[1] 梯利.西方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刷馆，1995：20-39.

[2] A.S Fisher. The Idea of Development. London ： London Press，1983：265-269.

[3] 梁小民.微观经济学纵横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18-20.

[4] Paul A. Samuelson，William D. Nordhaus. Economics-16ed. Beijing： China Machine Press，1998：408.

[5] 佩鲁.新发展观[M].张宁，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75.

[6] 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印金强，赵荣美，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79.

[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刘丕坤，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9.

[8] 朱长春.社会发展与政治稳定[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1：372-378.[责任编辑 王晓燕]

收稿日期：2012-11-08

作者简介：王祖友（1968-），男，安徽马鞍山人，教授，博士，从事美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