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权利法案及其变迁

时间:2022-08-25 07:29:44

摘要:权利法案诞生时被认为只约束联邦政府,不约束各州。内战后,第14条修正案加强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并对州权加以限制,但当时法院关注的重点只是财产权。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法院将权利法案中的权利有选择的引进第14条修正案中,法院的重心转到人身权。现代,美国在人身权保护和平等保护方面都有很大发展,各州和城市建立人权机构,国会制定新一批民权法案,并且还出现了隐私权和环境权等新权利。

关键词:权利法案第14条修正案民权法案人身权

一、权利法案的诞生

美国1787年起草的宪法原文并没有对个人权利进行直接规定,而只是规定了政府的组织结构和权力。这样的宪法草案完成后被各州拒绝批准,各州纷纷要求在宪法原文后附加上一个权利法案以作为批准宪法的前提。最后联邦政府作出妥协,麦迪逊起草的后来成为联邦权利法案的十条修正案于1791年获得通过。

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各州和人民那么强烈的要求在宪法中规定保障个人权利的内容?我们可以回到美国的殖民地时期去寻找答案。来到美洲的移民不管是出于宗教的原因,还是政治迫害或失业破产等,他们都有明显的共同点,即在这块新土地上寻找自由与民主,他们异常的痛恨和畏惧。所以早在1641年的殖民地时期就有了《马萨诸塞州自由典则》,1682年就有《宾夕法尼亚州政府组织法》。因此早在殖民地时期,美国人民就渐渐形成了一种追求和保障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要求民主自由的传统理念。

现在回头看权利法案在其诞生时有两个缺陷:一是没有规定公民获得平等保护的权利,二是当时只对联邦政府有约束力,对各州无约束力。由于当时的华盛顿政府很少对个人权利干涉,所以在权利法案诞生后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人民很少有机会使用人权法案中规定的保障,而且因为其只约束联邦政府,这让美国人民对权利法案有种“触不可及”的感觉。

二、民权的空泛

(一)第14条修正案的到来

美国的南北战争使南方的黑人奴隶们获得了解放,为了保障这一战争成果,第14条修正案于1868加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到来首先使没有种族差别的平等成为一条基本的宪法原则,其次是对州权加以限制,使公民权利获得了联邦政府的保护。但这时的第14条修正案还没有和权利法案“珠联璧合”,在屠宰场案(1873年)的判决中,法院认为一个侵犯了由联邦权利法案保障的权利的州并不违反第14条修正案的特权和豁免条款。此时的第14条修正案转而成了商业大,“那时的法律几乎将重点完全放在财产权上。” 这时的第14条修正案对公民权利几乎没有直接发生作用,它被证明对于获得解放的黑奴没有提供什么实际的帮助。在1896年的普莱西诉弗洛森案的判决中,法院认为只要给黑人提供了与白人相同的设施就不违背第14条修正案,其发展成了一种“隔离但平等”的理论,使黑人陷入“吉姆・克劳法” 的罗网。

(二)国会制定民权法案

内战后制定的修正案后面都有这样一条,“议会有权通过立法强化此条文”,这些执行条款构成了国会制定民权法案的宪法依据。国会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制定了四部民权法案,这些法案力图使黑人享有订立契约、提讼和拥有财产等公民权利,并且国会把这些法的效力扩大到“任何人”,即不仅仅是各州,也包括个人。这种理论随之被1883年的民权案所否定,法院判定国会不能管辖纯属个人性质的歧视行为。这期间所制定的民权法案的最终命运是要么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要么被国会自己废除了,最终成了一纸空文。

所以美国内战后至19世纪末这一时期,虽然有第14条修正案和国会的民权法案,但两者都被法院的判决变得毫无效力。所以整个19世纪的美国人民的权利处于空泛状态!

三、从财产权到人身权

(一)最高法院重心的转变

如上所述,19世纪末法院的重心完全在财产权上,那么在进入20世纪的头20年里,这种状态还未得到改变。这期间最高法院受自由放任主义的影响,运用正当程序条款使联邦政府的许多旨在维护社会安定的立法都归于无效。 这样的做法大大的限制了联邦政府行使权力,罗斯福总统最终提出“改组法院”计划。这之后法院开始放弃原先的正当程序理论,宣布联邦政府的有关保障社会福利的立法都是合宪的,并将重心从财产权转到了人身权。这被爱德华・斯・克罗温形容为一次“有限的宪法革命”。

(二)最高法院进行的两大运动

20世纪中期,最高法院从两方面着手,来加强对人身权的保护。首先,最高法院“通过一种吸收程序”把权利法案中所保障的权利有选择地引进第14条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中去,让各州同样受到权利法案的约束。虽然只是“选择”的吸纳,但此后的25年中,法院不断扩大着受权利法案保护的权利的数量,以约束各州。正是因为第14条修正案对权利法案的吸纳,使得那些权利具有了实质性的内容。

最高法院的另一运动是赋予第14条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以实际效力,改变了以往的“隔离但平等”的态度。在“二战”期间,最高法院对种族歧视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1944年最高法院取消了宣称“白人优越”,限制大多数南方黑人参加政治活动的主张。并且,最高法院开始转变观点,认为隔离本身即是一种内在的不平等,隔离本身即构成了歧视。虽然法院没有1896年的普莱西诉弗洛森案,但这时的最高法院态度已经开始转变,从原先的“隔离但平等”到现在的“隔离即不平等”。

四、权利的新发展

20世纪中期以后,美国进入沃伦法院时期(1954~1969),最高法院赋予人身权优先于财产权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了对人身权的保护,赋予那些权利更为广泛的含义。这一时期的“布朗诉教育局案”终于了“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后来最高法院还将同等保护的范围扩大到公民政治权利和刑事被告领域。 平等成了美国当代公法的主题之一。

国会制定民权法案在历史上有两段非常相近的时期,一是内战后时期,一是“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但这一时期的民权法案比内战后时期国会制定的民权法幸运,因为它们获得了最高法院的认可。并且,这时候的最高法院认为国会的立法不仅可以约束“州行为”,也可以约束“个人”。为了更好的施行反对种族歧视的法律,各州和城市都建立了专门的行政机构去执行反歧视法令。这些人权机构成了美国政府保障个人权利的又一新工具,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种族歧视问题,但人权机构的设立无疑可以增强反歧视法律的实施效果。可以说20世纪下半叶美国进入了权利膨胀时代,因为美国人民有越来越多的新利益要求政府通过法律给予保障,这样就出现了许多新权利。妇女享有和男性同样的法律权利,人们开始享有获得福利救济的法定权利, 隐私权也被认为是一项宪法保护的人身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环境权也被认为是每个美国公民的一项法定权利,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政府关于环境问题的决策。这些新权利是权利法案的新成员,它们的到来也恰恰说明权利法案是发展着的权利法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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