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问题研究述评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问题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术问题。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等相关思想的陆续传入，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从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至今，历经三个历史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集中译介却无力有效回应；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独立著书正面应对，批驳“马恩对立论”。坚持“马恩一致论”的基本论断；21世纪发展至今，学术争鸣背后进行思考与对话，从观点到方法都有实质性的进步。

关键词：学术思想关系；对立论：一致论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2-0027-04

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问题的产生，可追溯至马克思恩格斯在世之时，对此问题深层追问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不论正统马克思主义、学院派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都无法逃避对马恩关系的探讨。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不同的学术进路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相关著作的译介，马恩关系问题真正进入中国学界，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20世纪80年代，主要进行相关著作的译介，独立研究较少；第二，20世纪90年代，涌现一批研究马恩思想的论著和文章，形成批驳“马恩对立论”坚持“马恩一致论”的基本论断；第三。2l世纪发展至今，众多学者参与其中，有共鸣有争议，从观点到方法都有了实质性的学术发展。以这三个发展阶段为线索。本文将对国内学者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深入介绍评析。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集中译介回应不足

20世纪80年代，为推进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编译与研究工作。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代表人物的作品进行了比较集中的译介。西方马克思主义方面，徐崇温首次主持翻译并陆续推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主要流派的代表作品。《马列主义研究资料》、《马列主义研究编译资料》、《马列主义研究参考资料》等资料。也对一些较有学术影响力的代表作品进行了摘要和整理。例如阿尔温・古尔德纳的《两种马克思主义》、《两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起源》、费切尔的《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和科拉科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流派》。杜章智对现代西方马恩对立论的代表人物诺曼・莱文《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进行整理，编译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比较―莱文的(可悲的骗局f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的主要观点摘编》。翻译的作品还有戴维・麦克莱伦的《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等专著。

这些译作的出版，为拓展国内学者学术视野奠定了文本基础，但是当时影响甚微。究其原因，在思想涌动的20世纪80年代，多数学者面临如何定性的问题。暂无能力进行更深层次的批判研究。仍固守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是“一块整钢”的观点，与之相异的观点较少。谢斌和刘文仲可以代表当时理论界对此问题的探讨。“马克思恩格斯在思想上的一致是国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既定前提”，是研究的基本立场。谢斌针对卢卡奇和萨特对自然辩证法的批判，指出在辩证法、自然、实践范畴等“关于自然辩证法的一系列思想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点或出发点是一致的，但他们又都保持有各自的特点。”具体而言，一致方面，在方法上，恩格斯构思和叙述《自然辩证法》的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方法是完全一致的；在内容逻辑上。自然辩证法是从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统一到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的统一再到实践的有机过程。差异方面，马克思侧重社会历史的辩证法，自然范畴主要表现为社会历史意义上的范畴；恩格斯侧重自然辩证法，自然范畴的社会历史涵义是从属于认识论含义的。刘文仲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二重化的问题。认为“硬是人为地制造出一个马克思哲学和恩格斯哲学，说它们在什么思维坐标上、出发点上、建构原则上都是不同的，并以此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二重化’的结论，完全是一种不科学的、非历史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角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二重化，“实践唯物主义”和“现代唯物主义”并不相悖，视为“二重化”是不合适的。刘文仲代表了传统的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块整钢”的一体论观点，在当时占主流。谢斌的观点较为新颖，与传统观点有所差异，作为另类声音主张存有差异的一致论，在当时虽为少数派，却不容忽视。

对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问题的学术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并不很深人。首先，文献利用上，译介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著作不在少数，但是国内学者面临着如何定位的问题。其次，理论研究上，由于追随苏联哲学家的脚步太过紧密和自身理论研究的限制，学界暂无能力形成自己独立自由的理论研究氛围。再次。马恩关系问题的回答关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理解，国内学者大多固守比较传统的观点。即使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也成为被批驳的对象。最后，作为对马恩关系问题的初步研究。虽不够深入，但较多的文献资料和理论争鸣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末：独立著书正面应对

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是国内学者开始独立著书正面应对的十年。先后出版了陈先达《被肢解的马克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孙伯等《西方“马克思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余其铨《恩格斯哲学思想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徐琳等《恩格斯与现时代――兼评“两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叶卫平《西方“马克思学”研究》(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朱传等《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比较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相关著作。除此以外，探讨马恩关系问题的学者明显增多，其研究基本是对马恩对立论的批驳，从不同角度肯定马克思与恩格斯的一致。

1　在唯物辩证法方面，多数西方学者从不同学术立场和方法出发否认自然界中存在辩证法进而否认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强调马克思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历史辩证法，造成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隔离，凸显马恩对立。国内学者强调辩证法的客观性基础，主张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是一致而非对立的。一方面，“马克思同恩格斯一样，从来都是坚定地相信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存在。并力图去揭示它”；另一方面，马克思从来没有用社会历史辩证法否定自然辩证法。虽然“在研究对象上的不同而各有特点，但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应以强调它们的特点而隔断他们之间的联系。更不应因强调历史辩证法而否认自然辩证法”。西方学者用人化自然否定自在自然，其理论错误就在于把本体论和认识论混淆起来。朱传具体批判了胡克的

思想，认为“胡克的观点完全是主观的臆造，……其目的是妄图以实用主义的行动方法取代唯物辩证法”，“胡克的歪曲，除暴露他反对唯物辩证法的目的外，还暴露了他的形而上学性。”

2　在认识论方面。多数西方学者认为恩格斯是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形而上学的经验论，而马克思是坚持实践第一性的辩证的反映论。余其铨把西方学者责难恩格斯的实质解释为“实践一元论”与“物质一元论”的对立，“辩证实践论”与“形而上学经验论”的对立，“辩证反映论”与“机械反映论”的对立。驳斥了诺曼・莱文、麦克莱文、卢卡奇等人否定恩格斯有实践思想的观点。反对卢卡奇、阿多诺等人否认反映论的立场及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批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以科学的实践观作为基础及其基本特征，并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揭示了人的认识过程的矛盾运动，成为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朱传批驳了胡克制造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认识论上对立的错误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批判是始终如一的，对唯心主义哲学和康德的不可知论的批判是一贯的和深刻的”。之所以能拙劣地制造马恩对立，“这是胡克为强化美国的帝国主义社会制度，而鼓吹马克思主义危机的根本政治目的决定的。”

3　在历史观方面，西方学者多数认为马克思倾向道德主义、唯心主义和唯意志主义论的人类中心说，而恩格斯是行动主义、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论。国内学者从以下三个角度做出积极回应。首先。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本质特征问题，强调马恩主张辩证的决定论的历史观，“在肯定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的同时，又承认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情况”，“正是恩格斯对社会历史一般意义上的单一性的揭示和马克思晚年对具体意义上的多样性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辩证统一体的全貌。”其次，关于恩格斯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地位问题，充分肯定恩格斯的突出贡献。陈先达认为“正是恩格斯对社会历史一般意义上的单一性的揭示和马克思晚年对具体意义上的多样性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辩证统一体的全貌”。冯景源认为经济事实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动力、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祸端的根源、从社会物质生产探讨社会发展的原因等基本论断都是恩格斯的突出贡献。任瞪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两种生产理论、对马克思跨越式理论的新发展均有力完善和补充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最后，关于马恩在俄国农村公社思想上不同意见的问题，毛石成、许春华、张炳亮等认为两者从不同角度辩证分析的观点虽有差异，但并非对立。

4　在人学理论方面，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与科学主义的恩格斯是西方学者提出马恩对立论的主要依据。国内学界对此重申了恩格斯在人学理论上的突出贡献及其与马克思思想的协同一致。一方面，恩格斯强调自然界客观性的同时，并没有否认人的能动性。恩格斯“过多地强调自然界的客观性，但并没有因此而否认人的能动性。相反。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对这两个方面作了辩证的肯定”，“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具有较浓的思辨性特点，……恩格斯的人学思想则具有从实际材料中吸取和形成自己的人学思想的现实性特点。但是，他们两人都注重研究经济关系和物质利益在人的本质关系形成中的意义，他们的这个共同点是根本性的，二人的差别是非根本性的。”另一方面。恩格斯早于马克思提出人学观，对马克思有所影响。祝大征认为恩格斯从政治、宗教、财产等角度的异化出发论说人的异化和人的解放问题，这些观点启发并影响了当时的马克思。为共同创立唯物史观的异化观和人学观做了理论准备。

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在前期文本资源的基础上，学界取得了较丰厚的理论进步，同时囿于历史局限性，真正有效对话并没有完结。进步方面，研究成果颇丰。论说的理论水平和着力点有所提升。第一，针对西方学者的主要观点。做出较有说服力的批判回应和捍卫。第二，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在整体框架下研究，理论回答的基础上进行了宏观审视和把握。有待发展方面，第一，关于马恩关系问题的论争仍存留过多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攻击”、“歪曲”、“污蔑”、“虚构”等字词带有明显的战斗意味，意识形态性占上风，学术争鸣的意味相对较弱。第二，囿于反击回应的片段性，理论研究有待进一步的系统整合。虽然论说的许多方面都被提及，但强调一点的同时无暇顾及其他，显得破碎无序，有待系统深入研究。

三、21世纪发展至今：学术争鸣中独立思考与对话

21世纪发展至今，引人瞩目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其中，学术争鸣中彰显中国学者的独立思考和对话精神。学术立场上，多数学者批判西方学者所谓的客观中立立场，认为他们没有逃离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研究方法上，王金福等人倡导解释学立场上的问题探析和俞吾金首倡的差异分析法从方法论视角做出了积极探索。学术观点上，既有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绝对一致论，也有并非一块整钢的差异基础上的一致论观点。俞吾金的差异分析方法及其观点引起了热烈讨论，何中华和杨楹、周世兴之间的争论也成为关注的热点。

1　学术立场上，虽然西方马克思学标榜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色彩，但是仍然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探讨问题的。吴家华代表了中国学者的基本态度，“在论述的出发点、材料的选择、观点的评价上，实际上都是以西方主流的哲学或社会学理论为范式”，一方面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歪曲。使其当代化，以适合当代西方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需要，另一方面在马恩关系上采取褒马贬恩的态度。

2　研究方法上。解释学和差异分析方法被明确提出。王金福等人从辩证的解释学立场出发，认为“在理解和理解对象之间，存在着不可根本消除的‘间距’即相异性。理解总是相对的，绝对正确的理解是不可能的，”由此认为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一致不是“一体”而是有差异的，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中，马克思是“拉第一小提琴”的。虽然如此，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中有独特的贡献。无愧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之一，无愧是马克思的伟大战友。俞吾金提出了差异分析方法。主张从对事物和问题求“大同”的思维习惯转向对其差异的深入考察，强调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区分开来。在马克思学说的研究问题上，差异分析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差异：“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马克思主义”等研究对象的差异、马克思德文版、中文版不同版本之间的文本差异、马克思和恩格斯、卢卡奇等人的研究视角的差异。由此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区分开来，把马克思的思想与恩格斯的思想区分开来，把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与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区分开来：并进而主张区分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不同的视角。解释学方法上差异的一致论和俞吾金的差异分析方法及其研究论断在批判马恩对立论的学术大环境中成为探讨甚至批判的重点，不管其观点遭受怎样的质疑，但是其影响不容忽视。

3　学术研究的争鸣局面，在马恩关系差异论与一致

论的两次大论争中可见一斑。论争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差异论、对立论及差异基础上的一致论。

第一场论争围绕俞吾金运用差异分析方法解读马恩思想的几大差异展开。2003年以来俞吾金陆续撰文，运用差异分析法以《终结》和《提纲》为文本基础探讨马恩关系问题，认为马克思强调的是实践、本体论维度和人的问题，恩格斯强调的是自然界、认识论维度和纯粹思想的问题，两者之间存在重要差异。他的观点引起了热烈探讨。王昌英和胡蓓认为，俞吾金运用差异分析方法实际将马恩对立。由于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方向和理论重点等的不同，《提纲》和《终结》虽存有差异，但二者的根本观点是一致的。朱子椠较为激进，认为《提纲》和《终结》不仅在理论原则、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而且二者所要达到的终极目的也是一致的，以现代西方哲学的范式解读马恩的著作是错误的。马拥军从对《终结》的研究分析得出，人们对《终结》的解读存在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哲学”性质、“哲学基本问题”和“理论思维”三个方面的严重误解，以此推论马恩对立是不成立的。

第二场论争发生在何中华与杨楹、周世兴之间，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重要理论问题进行对话。首先。在马恩思想差异的性质问题上，何中华认为“分工说”和“情境说”的解释都是不充分的：把恩格斯视为“第一提琴手”的观点妨碍客观看待这种差别；马克思并未像恩格斯那样肯定自然辩证法；马恩之间的长期合作不能排除彼此误解的可能性。因此差异是根本性质上的。杨楹、周世兴则认为根本性的差异是谬见，认为“这些谬见不仅在理论上制造了许多混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既贬损了恩格斯也贬抑了马克思，有必要予以澄清。”差异不是根本性的。其次，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质性差异论”的实质问题上，杨楹、周世兴认为马恩思想“异质性差距论”其实是变相的西方马克思学的“马恩对立论”。“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作为一个“马克思恩格斯本身的问题”是由西方马克思学制造出来的“学术化问胚”，并无太大的学术意义，而“我们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何中华回应强调马恩思想“异质性差距论”的“实质”并不是“马恩对立论”，它是澄清矫正以往在“马克思一恩格斯问题”上的种种误读成分的需要，是“重读马克思”的一种建设性的努力和尝试。

可以发现。新世纪的十年。对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问题的研究，有了新发展。第一，学术态度上，在批驳西方学者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立场的传统基础上。从分析相关文本出发，更具说服力和学术对话精神。第二，研究方法上，有了方法论的自觉意识。不管是解释学还是差异分析方法，都促进了对该问题的研究力度和深度。第三，学术观点上，有传统的一致论观点，有非决定性的、次要的差异基础上的一致论观点，有决定性意义的根本差距论观点。不同观点相互交锋，次要差异基础上的一致论观点成为主流，如何看待差异如何定性差异成为探讨的焦点问题。第四，学术水平上，传统观点和新观点的争鸣显示了学者在学术环境相对自由的基础上的独立精神和学术品质。进步无可否认，问题更无可回避。在问题研究探讨的背后，代表着问题的非终结状态，有待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