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上市商业银行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摘要】本文通过随机前沿模型（SFA）分析了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回归结果表明我国银行业在2006年至2012年间成本效率依然在缓慢提升，且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效率要高于国有银行。对成本效率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净利差，金融相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以及所有制结构对成本效率有正的影响；GDP增长率则对成本效率有显著负影响，这可能是由于银行业在危急时刻自主缩减开支所致，也可能是由于国家4万亿刺激政策出台以后对银行业有正面影响。而用非利息收入占比衡量的银行创新能力则对成本效率没有显著影响，这从侧面证明了银行业亟须提高其创新能力，争取在新兴业务上有所突破。

【关键词】商业银行效率 随机前沿模型（SFA） 创新能力 金融自由化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2013年7月20日央行宣布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是利率市场化的关键一步。随着金融改革的深化，存贷款利差的不断缩小考验着整个中国银行业。特别是2013年6月的“钱荒”事件表明中国银行业在运营能力方面还存在着不小的问题。因此，研究银行效率以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银行业的业务拓展以及转型。国外很早就开始定量研究商业银行的效率问题了。Berger与Humphrey（1997）在总结了130个研究后指出主流的金融机构效率估计方法有5种，主要分为非参数前沿法和参数前沿法两大类。非参数法与参数法的主要区别集中在有效前沿的函数形式上。非参数法的一个显著缺点是它们假设模型中没有随机误差项。

参数法则假设了有效前沿的函数形式。

二、SFA模型范式介绍

Aigner，Lovell和Schmidt（1977），以及Meeusen和van den Broeck（1977），他们在前人的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基础上首次将扰动项扩展为对称的正态分布与半正态分布之和，即：

即ui服从在0截断的正态分布。函数中ui？燮0反应了任何公司的产出必定处在生产前沿[f（xi；β）+vi]的下面，这个偏移是公司自身造成的，受到包括技术及经济的低效率，生产者和员工的努力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回归的变差率为：

从上式可知，当γ1时表明生产的非效率项是公司之间的主要差异，而当γ0则意味着随机误差项是公司间生产差异的主要原因。

同时，厂商i在时间t的技术效率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

TEit=exp（-uit）

目前研究银行效率的最广泛的模型主要包括以下两种：Battese和Coelli（1992）与其改进型Battese和Coelli（1995）。

（一）Battese和Coelli（1992）模型

Battese和Coelli（1992）提出了非平衡面板数据的时变模型。具体而言该模型假设生产函数的随机扰动项中包含一个指数随机项：

Yit=f（xit，β）exp（Vit-Uit）

Uit=ηitUi={exp[-η（t-T）]}Ui t∈ψ（i） i=1，2...，N

其中Yit是代表了厂商i在时间t的产出，f（·）是与之相对应的向量生产函数，xit是投入品向量；Vit是模型的扰动项，服从N（0，σ2v）的独立同分布。Ui服从N（μ，σ2）的截断正态分布。η的正负性决定了非负的厂商因素Uit的增减性。若η>0，则Uit单调递减；若η

（二）Battese和Coelli（1995）模型

Battese与Coelli（1995）的模型假设为：

Yit=f（xit，β）+（Vit-Uit）

其中Yit，xit与β的定义与1992年的一样，不同的是模型用Uit来解释技术无效率项，并且服从N（mit，σ2u），的独立同分布，其在0点处截断。

上式中mit=zitδ，即zit是影响公司效率的一个p×1向量，δ是待估计参数。值得一提的是zit可以包含f（·）中出现的变量。

（三）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

Berger和Humphrey（1992b）中提到的确定银行的产出有三种方法，分别是资产法（Asset Approach），使用者成本法（User cost Approach）以及附加值法（Value-added Approach）。

资产法：由于银行的负债是可投资资金的来源，因而被视为银行的投入，而银行的资产则被认为是产出（为银行赚取绝大部分的收入）。

使用者成本法：该方法以被考察的要素对银行收入的贡献为标准来划分银行投入品与产出品。若银行的某种资产的回报大于其机会成本，或某种负债其回报小于基本成本，那么该要素被认为是产出品；反之则被认为是投入品。

附加值法：附加值法认为所有的资产与负债都具有产出品的属性，那些有高附加值的要素被认为是产出品，而其他的要素则被归类为中间品以及投入品。

三、模型参数设定以及实证分析结果

由于Battese和Coelli（1992）的模型参数估计值没有他们1995年的模型有效，因此本文将采用1995年的模型。本文中将应用超越对数函数作为成本函数，那么上式化为：

其中TC代表银行的总成本，Y是银行的产出，w是投入品的价格。根据参数的对称性，以及成本函数关于投入品价格的一阶齐次性，可得到如下的参数约束条件（Dietsch和Lozano-Vivas，2000）：

本文将采用资产法，其中银行的投入指标为劳动力，资本与可贷资金总额。可贷资金总额包括银行负债的大多数。产出则包括营业收入，平均贷款以及投资。营业收入包括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平均贷款是年初贷款与年末贷款的均值，这代表银行的传统业务，而投资则包括衍生类资产，以及其他业务（理财等），它代表了银行的新兴业务。投入产出指标见下表：

本文选取了在中国国内上市的16家商业银行作为分析对象，其中包括5家国有银行，以及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上述的数据来源自BankScope数据库以及《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在SFA模型的回归计算方面使用的则是Frontier Version 4.1（Battese和Coelli，1992）。

在运用了Frontier4.1软件进行数据回归之后，详细结果见下图：

从上图的回归结果可知，变差率γ=0.21，说明成本上的差异受成本的非效率项u与随机误差项v共同影响。其中随机扰动项v占主导地位，同时u也对成本效率有一定的影响。SFA模型存在的依据在于变差率显著地异于0，若不能拒绝变差率为0的原假设，那么就意味着成本的非效率项并不显著，因而SFA函数不合适。变差率的假设检验可以通过单边似然比统计量（LR）的显著性检验实现。根据文献可知，单边似然比检验统计量LR的分布为自由度为约数个数n的，显著性概率为5%的mixed X2分布。本文参考Kodde与Palm（1986）中的mixed X2临界值表检验。显著性为0.01的mixed X2的临界值为5.412，而本文中的LR则是19.21，所以可以拒绝原假设，因而我国的商业银行存在成本非效率的情况。根据上表可知，21个变量中有10个变量是显著的，拟合效果并不太好，但是由于变差率为0的假设已被拒绝，因而可以确定本模型还是有效的，那么将Frontier4.1计算的效率估计值取倒数就可以得到银行的成本效率值，见下表：

在本文的模型中，假设了银行的成本效率存在一个时间趋势，据回归结果显示，成本效率的时间趋势η值显著地大于0，因而说明银行的成本效率在2006年至2012年间存在一定的改善。从上图也可以看出，虽然中国银行业整体的成本效率在这几年在缓慢改善，银行之间的效率，特别是股份制银行与国有银行之间的效率差距在缩小，但是股份制银行的平均效率依旧比国有银行的效率要高。同时资产规模较小的股份制银行的成本效率领先于规模较大的股份制银行。

已有的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银行内部运行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都会影响银行的效率。其中国内学者集中在所有权因素对银行业的效率的影响。吴栋与周建平（2007）对中国银行业1998-2005年的效率研究表明股东性质与银行的效率有关，且国有股会产生显著的负影响。赵永乐与王均坦（2008）则认为影响商业银行效率的因素是盈利能力、资源配置能力，流动性能力，创新能力与抵御风险能力，且它们的影响效力依次递减。考虑到2006年至今，经济增速有显著的下滑，且政府对银行业的管制减少，本文从微观与宏观层面分别选取了以下因素，考察它们对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

净利差：该指标是银行的净利息收入除以银行的生息资产，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它反映了银行业传统业务的盈利情况。

非利息收入占比：非利息收入代表了银行在新兴业务上的产出，在模型中采用非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衡量银行在新兴业务方面的创新能力。随着近年来国家对利率管制的放松，包括取消银行贷款利率下限等，这都表明银行业在未来不可能再获得一个相当大的净利差，银行之间关于传统业务的竞争会加剧，因此未来银行的增长主要会集中包括理财产品在内的新兴业务上。

银行的所有权结构：以往的文献表明银行的所有权结构对银行业的效率有显著影响，股份制银行的成本效率普遍比国有银行高，因而模型中还将加入银行的所有权结构。

核心资本充足率：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反映了银行的抗风险能力。

本文还将分析其他的宏观因素对银行成本效率的影响，包括GDP增长率，金融相关率（M2/GDP总量）。

根据Battese和Coelli（1995）的模型，采用单步法可以直接得到回归结果，系数及其显著性见下表：

回归结果表明，银行业的成本效率受到净利息差，GDP增长率，金融相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以及所有制的影响。净利息差的显著性以及非利息收入占比的不显著性说明了现阶段的中国银行业的主要业务仍集中在传统的存贷业务上，新兴业务在银行中的比重较低，因而对银行业的成本效率并没有显著影响。根据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R.J.Mckinnon）和爱德华·肖（E.S.Show）金融自由化的理论，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金融去管制化实现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现阶段也在缓慢而坚定地推行金融深化，贷款利率的下限管制已经放开，未来存款利率的上限也将自由化，那时银行间存贷款业务的压力更大，因而银行业应该未雨绸缪在新兴业务上早日取得突破。

GDP增速对银行效率产生了负影响的原因看似矛盾不和常理。理论上，一国的经济发展越好，其金融市场的活动也就逾频繁，那么必然会提升金融行业的效率。但深究可以发现，可能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中国政府为了刺激增速不断下滑的中国经济而施行的“4万亿投资计划”促使银行业在2008年之后放出天量贷款，因而给银行业带来了巨大的业绩提升，这也解释了银行成本效率与GDP增长率的负相关性；第二，银行业与其他周期行业一样，当经济下滑时会通过缩减开支，降低成本来度过危机。因此在次贷危机之后，中国银行业可能通过开源节流等措施降低了成本，因而提升了成本效率。

金融相关率是广义货币存量M2与GDP的比值，其对银行业效率有显著的正影响也就不言自明了。中国银行业绝大多数收入来源于净利差，因而M2的增长伴随着银行存贷业务的扩张，也就对银行的成本效率有积极的影响。

所有制结构的影响与之前的诸多文献相符，虽然国有银行上市多年，公司治理有了显著提高，但是所有权的结果依然对银行业的效率有明显影响，国有银行的成本效率依然低于股份制银行。

四、总结与评论

本文实证研究了16家银行2006～2012年7年间的成本效率情况。回归结果表明中国银行业在2006年～2012年间成本效率总体突破了经济周期的影响，还是呈现出缓慢改善的态势，股份制银行的平均效率要高于国有银行。同时现阶段的银行收入大部分还是来自于利息收入，因而从本文的结果出发，中国银行业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继续深化改革：

第一，推进商业银行的所有权结构的改革，改善国有银行的约束激励机制。虽然国有五大行都已上市，并且引入了外资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并且希冀他们能帮助国有银行提高运营效率，但是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成本效率依然受到所有制结构的显著影响。未来为了进一步提升国有银行的运营水平，支持它们走出去，有必要进一步完善银行的激励机制，以此提高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水平。

第二，银行业需要不断提升创新能力。根据本文的计量结果，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占比过低造成创新能力不足。银行业的创新能力对成本效率的提升没有显著影响。在未来随着金融自由化的深入，银行也在存贷款业务方面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因而尽快在新业务上取得突破的银行也就取得了先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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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冲，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