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本翻译中文化误读的发生缘由

[摘要]本文根据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理论“合法的偏见”、“视域融合”以及中西语言和文化的相异性、中西思维方式相异性视角论述了文学文本翻译中文化误读的发生缘由。

[关键词]合法的偏见　相异性　文化误读　缘由

“合法的偏见”与“视域融合”

文学文本翻译中文化误读的发生对于译者而言，排除自身文化的干扰，客观地、全面地、正确地理解文本，他就可以准确地再现原文，同原文等值。然而哲学阐释学了这一观点。哲学阐释学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主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目的在于强调解释者的主观能动性。根据伽达默尔的哲学阐释学，“误读”在哲学阐释学的关照下作为一种“歪曲的理解”第一次得到了正名，它不止在本体论和哲学层面上取得合法性，而且在哲学阐释学中，“视域融合”为阐释文学文本翻译中的文化“误读”提供了绝佳的视角和方法。

一、“合法的偏见”确立“误读”在本体论上的合法性

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根据海德格尔的“前理解”，加之哲学阐释学中理解的历史意识，第一次确定了理解中“偏见”的合法地位。他认为：“偏见未必就是不合理和错误的，实际上，我存在的历史性产生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的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偏见”在理解行为中就成了一种积极因素，是在历史和传统下形成的，是理解者对身处世界意义的偏见所作的一种理解，它不仅合法，而且具有理解的普遍性和历史性。那么，在文化交流中，在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和阐释中，作为“偏见”具体表现形式的“文化误读”自然也体现了偏见的所有特性。“文化误读”是普遍的，合法的。在文本翻译里，“文化误读”摆脱了传统的负面界定而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与他者文化交流时，交流主体不仅不可能摆脱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而且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按照自己习惯的思维模式对他者文化加以选择、切割和解读。鉴于不同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或差异，文化“误读”当然是无从规定和避免的。承认“偏见的合法性”就等于承认文学文本翻译中“文化误读的合理性”。

二、“视域融合”是理解文化“误读”的有效途径

我们在承认“误读”合法性的基础上，需要找到因“误读”引发的种种问题的台理、有效的解决途径。迦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不仅确立了偏见的合法性，同时还提出了“视域融合”来关怀“误读”。“视域融合”是一个认知他者的过程，它既不是要求主体完全抛弃自己的视域而置身于异己视域，也不是要求理解主体将理解对象简单归入自己的视域，在认知过程中，理解双方的视域均相互开放，双方进入对方的视域并随着理解的深入不断地扩充丰富自身。理解主、客体视域相互结合，彼此交融，因此，在理解他者过程中，不必介怀自身的“前理解”或“偏见”，而应注重不同于自身的他者的结构体系，倾听他者的声音，并乐意通过对话等手段与他者交换意见，交流思想，从而丰富和扩充自我。基于此，理解的重点不再是传统中一味强调的单方面追求真实的他者，而是通过与他者的接触，从中吸取有利于自身，对自身有价值的观点和要素，不断丰富提高自己。

从哲学层面的探讨到文化交流中对“误读”现象的处理，“视域融合”具体地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主体文化的“同化”，即从自身文化的结构框架出发，主体文化接受他者文化中对自己有利的因素，但又决不是盲目地、不加选择地接受或模仿，第二，客体文化的“适应”，即客体文化进入主体文化时，客体文化自身的内在因素不仅偏离了原来的发展轨道，而且同主体文化特征相结合，生出新的内涵和意义，丰富和拓展了客体文化的内容，所以，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并不是简单地朝着同质性方向发展。而是一个在不同环境下改变创新的过程，文学文本翻译中的文化“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

所以我们说，立足于哲学层面上的“合法偏见”和“视域融合”，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就确立了文学文本翻译中的文化“误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从而肯定了对它的研究价值。

中西语言和文化的相异性

不同的语言体系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以及与语言密切相关的文化背景诸方面尽管也有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但更多的却显示出明显的差异性。这正如NIda在“社会语言学作为笔译和口译的一个关键因素”一文中指出：“诚然，在所有的翻译过程中，都少不了明显和不明显地去比较原语和译入语：但所有这种语言与语言之间的沟通，远远不止两种语言之问的相似性和显示差别的技巧”。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字符的意思，在任何一个层次上都依赖该语言社会的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事实上，语言是任何一种文化所表现出的最复杂的系统性习惯。语言反映文化，提供进入文化的通道，并且在许多方面构成文化的一种模式。”以汉语与英语为例，其差异性简直有如天壤之别，而语种的差异性对翻译精确与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虽然造成文学文本翻译“误读”的原因多样，但归根到底是由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引起的，译者对这种差异的理解、把握程度必然影响文学文本翻译的“误读”程度。前者是客观原因，后者则为主观原因。

(一)语言类型学差异造成的误读

汉语是表意文字，英语则是表音文字：汉语没有形态变化，而英语却有单复数和过去、现在与将来等时态的变化，还有主动、被动两种语态以及性别等字型变化。汉语文字是华夏民族祖先独创的方块象形文字，有一整套完整的所谓“六书”、“四书”造字法，其中外来字词相对较少：而英语则在北欧盎格鲁撒克逊人进入英伦诸岛反客为主后历经罗马、诺尔曼等族入侵与同化而显得十分庞杂，其外来词相当多。现代英语中声音刚强而含义朴拙的单音词往往源自古英文，声音柔和而意义文雅的复音词则多来自拉丁语、法语等欧洲大陆民族语言。因此，运用源自不同语系的词汇在文学作品中营造戏剧性对照效果是英语特有的一种修辞手段。如莎士比亚在其《哈姆雷特》一剧中，将源自拉丁语的意为“幸福、满足”的多音节词汇“felicity”表现哈姆雷特临终前预感到的去天国的“幸福”：接着又改用源自盎格鲁撒克逊的意为“残酷的世界”单音词“harsh world”来对比他对现实的鄙视，从而达到相当巧妙的修辞效果。

在词汇上，汉语词与英语词的涵义及使用习惯也有许多不同。除科技或专门术语外，英语词大多是多义的，有的词在本义基础上引申得很远，甚至引申义与本义风马牛不相及，如本义为“春天”的“spring”，可以引申出“弹簧”和“发条”等意义来。汉语词与英语词还有词义多寡与宽窄的不同，如汉语词“山”，英语词至少可分成“hill”与“mountain”。而其中“hill”相当于汉语的“丘陵、斜坡”与 “土堆”等意义。

从语言形态学分类来考察，汉语是分析型为主的语言，即analytic language，“这种语言中的语法关系主要不是通过词本身的形态来表达，而是通过虚词、词序等手段来表示”，英语则是由综合型向分析型发展的语言，即synthetic language，这种语言通过词本身的形态变化来表达语法意义(如格、数、时等)。所以汉语能够不作字面及字数的改变，仅靠词序的调整来表达多个意思：英语在这方面的灵活性就存在差距。

从句子结构及句法功能看，汉语句子结构多为后重心，头大尾小，最后点出中心信息：句法功能呈隐含形式，重意合。英语句子结构多为前重心，头小尾大，句法功能呈外显形式，重形合。在语法上，尽管汉语与英语同属分析语，主语和谓语等主干成分结构在词序上基本相同，但英语的其他成分如介词要比汉语更多更活跃，而且像关节一样，带动语言的全身运动。据统计，英语中的介词多达280多个。而汉语中常用介词很少，在高度凝炼集中的汉语诗词中甚至难见介词，却能使情景、意境、意象跃然纸上。如柳宗元诗《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全诗无一介词。而在英文诗中却难以离开“on，in，of，at，to…”等介词的串连，否则就无法传达诗中的情景、意境。

(二)语言外的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读

文学文本翻译中产生“误读”的最根本因素则是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文化内容，特别是哲学文化在靠语言进行传播的过程中，由于人们分不清语言和它所指的事物，于是经常误把语言和其所指混同”。因此，翻译最大的难处往往不在语言本身，而在于文本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意象的传递。

说译者处于双重约束的压力下，也就是Weck所说的那样“翻译的人处于似乎不可能调和的两种要求之间。一方面，作者对他高喊：尊重我的东西，别拿走我的任何东西。也不要把不属于我的东西归于我。另一方面，读者要求尊重我们的喜好，给我们喜欢的东西，而且用我们喜欢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文本翻译中的文化定位极其重要。但是，文化差异因素导致文学翻译中文化信息失落或者文化“误读”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异质文化基础上，由于各自环境、地域、生活习惯、思维模式、文化习俗、诸方面的不同，形成的语言就各具特色。例如，龙是华夏民族的图腾，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标志，被中国人视作神圣、吉祥、至尊的象征，多有褒义，如“望子成龙”、“龙凤呈祥”等成语。中国文化常被喻为龙的文化，而英语中对应的dragon则是一种长着翅膀，口能喷火的凶残怪物。自圣经故事以来，dragon往往是魔鬼的化身，邪恶的象征，西方的神话传说中也多有英雄屠龙救世的情节。龙在不同的民族中有不同的文化内含。

(三)个人接受差异造成的误读

在接受过程中，由于个人的经历、思想倾向、学识、欣赏取向等方面的不同而造成不同的理解，个体的差异也有可能使主体在审美与接受过程中对传统或公认的一些准则提出质疑或挑战。个人主观的参与，会使得接受的主、客体间呈现出互动的状态。从一定程度上讲，此时相对于“自我”而存在的“他者”的范围就更广泛，与“自我”认识产生冲击与偏离的可能性就更大，因此，由于个体的差异而产生的“误读”个案更为多见。例如，一个民族的乐器往往有其独特性。白居易《长恨歌》中的“缓歌慢舞凝丝竹”，个人接受的差异造成了对“丝竹”的不同翻译。Fletcher把“丝竹”译成“stringed music”。该译法既不能表达原义，也不能表达“弦乐”的意思。Witty Bynner则译成“string andbamboo music”。这可谓“逐字翻译”，但难以达意。曾炳衡译成“the pipe and music”。这是以西乐代替“中乐”。可以说这些译者都在力图阐释中国文化，或处于不懂“丝竹”为何物，或处于翻译艺术，他们都误读了“丝竹”，笔者认为将“丝竹”译为“silk andbamboo music”，再加以详细的注释，这样就有助于读者真正了解中国文化。

中西思维方式相异性

翻译过程是进行思维的过程，也是运用语言的活动。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的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而且是运用两种语言进行思维的复杂过程，因此研究翻译不研究思维不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而且思维方式的差异正是构成不同文化类型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汉英两个民族也不例外，在观察事物与思维方式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对同一事物，往往因思维概念不同，便产生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这种东西方人思维上的差异，或者具体地说汉英两个民族思维上的差异。无疑会在其表达工具一语言上反映出来，并对翻译产生巨大影响，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思维差异在语言上的反映

第一，语义概念上的差异、文化背景和传统习惯的不同，必然会影响到思维方法。而思维方法的差异，则会体现在语言的表达方法上。我们从理解的层次考虑，语言是文化的表达形式、文化的表层结构：文化是语言的内容、语言的深层结构。人的思维与语言有着直接的联系，思维存在于人们认识过程的整个过程。思维的具体内容是概念、判断和推理，判断和推理都离不开概念，而概念又同语言的词语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词语是概念的语言形式，概念是词语的思想内容，例如，我们对颜色的观察和使用，就有许多不同的概念。汉语的“红糖”，英语为“brown sugar”(棕色的糖)：汉语“红茶”，英语为“black tea”(黑色的茶)，英语的“blackcoffee”，汉语为“浓咖啡”(不加牛奶或糖)：再如句子A large number of American radiostations operate in the red英语in the red指“亏损出现赤字”，故上句应译为“大量的美国无线电台在惨淡经营”。

第二，句法结构上的差异。西方人理性思维发达，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与科学性：而中国人直觉思维发达，具有较强的情感性和直观性，正如19世纪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所指出那样东方人见到了统一忽视了区别，西方人见到了区别遗忘了统一。这种差异性在英汉的句子结构上的表现如下：

(1)形合与意合的区别

美国的翻译理论家Nida在TranslatingMeaning一节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就汉语和英语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形合与意合的对比(Contrastbetween Hypotaxis and Parataxis)。”英语多用“形合”(Hypotaxis)，汉语则多用“意合”(Parataxis)。重形合的英语高度形式化、 逻辑化，句法结构严谨完备，并以动词为核心，重分析轻意合，句子成分主要是由连接词贯通以表达逻辑关系，可以不按时间或逻辑顺序排列，在句子结构上就可以前挂后连，组织十分严密，词序又比较灵活，所以，英语句子关系分明，结构严谨，语义明确：重意合的汉语则不注重形式，句子结构不必完备，动词的作用没有英语那么突出，重意合轻分析，句子成分往往较少用连接词衔接，句子结构依照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排列，词序较固定，而且语法上的主语和逻辑主语一致，所以，汉语主要是靠语序表示其逻辑关系，结构较松弛，词序通顺而简练。

(2)表达侧重点的区别

英汉两种文化传统和逻辑思维存在着差异，因而，英汉语用不同的顺序来表达内容的重点。英美人习惯于开门见山，先说明重点，表明态度和观点，然后再叙述事物的原因：而中国人总喜欢先摆明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再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以表示谦虚、含蓄和委婉。例如：I am very sorry thatI have not written to you for such a longtime since I wrote to you last汉语为“自上次去过一函，而后久未通信，十分抱歉。”“I am much delighted to hear you havepassed the examination”.汉语为“听说你已通过考试，(我)非常高兴。”

(3)重主语与重主题的区别

西方人在思维上注重主语。句子是通过主语一谓语的句子结构进行描写的，造句离不开主语，而中国人注重主题，经常把句首成分看作主题加以评论。英语民族的思维反映现实要素的顺序是：某一个主体一它的行为一行为客体一行为标志，其思维习惯在英语句法结构顺序上表现为主体+谓语+宾语+状语。这种基本句法结构又引起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如定语从句的后置，动词的时、体体系十分复杂等；汉民族反映现实要素的思维顺序是：某―主体―它的行为的标志―它的行为―行为客体，相应的汉语的句法结构是主语+状语+谓语+宾语。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是，状语、定语一般前置，动词的时态用时间词来表示，不需要十分复杂的时间指明，这样，在翻译过程中，大多不能照搬原文结构，须根据译文的表达习惯，对原文结构进行转换、增删和语序调整，其依据还是逻辑思维，如：You don't grow the grain youeat and you don't make the clothes youwear.你吃的粮食不是你自己种的，你穿的衣服也不是你自己做的。

(二)逻辑差异

翻译是逻辑活动，翻译的文本是逻辑活动的产物。把翻译看作逻辑活动，其基本出发点在于人类思维的共同性，因此，翻译才成为可能。思维是全人类的，不同民族存在共同的思维：但是作为思维形式的语言是民族内部约定俗成的产物，不同的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有一定的区别。逻辑是研究思维活动的，翻译要做到正确与生动，必须借助于思维的逻辑和语言的逻辑，也就是说，不但思维必须符合逻辑，语言同样也要符合逻辑，所以，逻辑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地运用语言进行表达，以获得预期的效果。

人们常常把翻译的过程看成是翻译实践者简练地理解与表达的活动，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任何时候也离不开逻辑思维。要正确翻译，首先要正确理解，而正确理解基于概念、判断、推理的正确。如Attentionwas paid to this problem through out thepresent study.(attention是逻辑重点)“目前的研究对这个问题是始终注意的”。由于英汉两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地理环境、传统习惯和思维逻辑不同，反映在语言表达方式上。有许多地方差异很大，翻译时，译文必须遵从目的语的逻辑表达习惯和顺序，译文读者才能够理解，例如：You haven't finished your homework，have you?Thestudent shook his head and said，“No，Ihaven't”这里必须把shook his head(摇头)译成“点头”，No(不对)译成“是的”。英汉两种语言表达方式上的不同是两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上的差异的反映。

实际上翻译并不是单纯用外语思维的过程，翻译过程是用两种语言进行思维的过程：用原文语言进行思维理解内容，用译文语言进行思维表达内容。从逻辑学的角度看，英汉翻译就是根据英语的语言材料，运用汉语进行第二次思维的活动过程。在翻译中，正确运用逻辑思维的形式和方法，对于深刻理解原文，确切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再现原作的修辞效果等起着积极的作用。

综上所述，翻译过程是进行思维的过程，也是运用语言的过程，翻译中的思维活动和语言活动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了解思维的差异对于准确的翻译来说无疑是重要的，而一种语言文化的特点更是集中地反映在它的思维方式上。逻辑作为研究思维的规律、形式和方法的科学，同样对翻译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